鲁明刚排进买票的队列，北京站的高音喇叭就开始广播天安门前的“反革命政治事件”。

这是晚上八点钟，火车站正拥挤嘈杂。人们从四面八方向这里聚拢，又从这里向四面八方散开。不同年龄的男男女女，穿着各式各样的衣装，提着或大或小的提包，操着各种不同的地方方言，在这个火车站大厅里熙熙攘攘地钻来钻去。整个大厅，从它的四角一直到高高的、嵌着无数明亮电灯的屋顶，都响着模糊不清和连续不断的哄哄声。但是，高音喇叭刚播送了几句话，这片哄哄声就一下子沉到了地底。人们停止了活动，默默地翘首望着发出声音的地方，象是他们从来也没有见过这种古怪玩意儿：有的皱着眉头，有的满怀猜疑，有的面呈冷笑，有的带着厌烦的神情。顿时，大厅里的空气也仿佛受到污染，尽管清明刚过，春寒料峭，而人们竟觉闷热得喘不过气来。不知什么时候一群臂佩袖标的民兵进了大厅，分散在一团团的人群中穿来穿去，用怀疑的眼光在略为有点与众不同的人身上扫射。马上，整个大厅里的人们的表情都不自然起来，不管是冷漠，是嘲讽，是满不在乎，都似乎是有意地表现出要给这些在大厅里穿梭的人看似的。

联播节目完了，接着播放《国际歌》。大厅里又活动起来，但是哄哄声比先前低多了，成了一种被压抑的、闷在镛子里的声音。今天，《国际歌》的调子也有些与往日不同，悲壮的旋律沉缓地在大厅里飘荡，每一个音符都象是不愿从乐器***来一样。

“鲍狄埃死了，参”…只有咱们中央首长还活着。”

“他们是不会死的，……马克思是不会接见他们的。”

鲁明前面两个穿铁灰色风雪衣的年轻人悄声低语。鲁明看了他们一眼，他们也对鲁明意味深长地瞥了一下。售票窗前的人又开始往前挪动，沉重缓慢，就象一队送葬的行列。这不由得使鲁明想起他来北京时的情景。

一个星期以前，全厂的工人委托八位同志带上一个用钢筋焊成的大花圈到北京天安门献给周总理。他们这个厂虽然远在宁夏的山沟，伹因为直属部里领导，所以消息比较灵通。工人们用被金属磨出厚茧的粗手，用被油污染黑的好象永远也洗不净的大手，连夜细心地制作纸花。他们心中澎湃的激情和思念凝成的一圈圈、一层层的纸花，比任何自然的花卉都富有生命力。花圈被汽车运到火车站时，旅客们都惊奇地围过来。当看清了花丛中的遗像和两条长长的白绫飘带上写的字，又一下子静穆地闪出一条路。前面的人还自动伸开手臂，保护着花圈，让他们先进了站。鲁明是怎么来的呢？不过是因为他认识一七〇次车上的几个乘务员，同志们为了能借他这个关系把花圈放置在邮政车上1才临时七手八脚地把他也推上了火车，来到北京。而现在他竟成了“反荜命事件”的参与者了9

四十三次快车正点是二十二点发车0鲁明拿着一张票从人丛中挤出来，看了看表，才二十一点。他在候车室里找了个空位坐下，把一个瘪瘪的绿色帆布提包放在旁边。现在，就剩下他一个人了。同来的几个人在广场上被打散了，找了两天只找见赵技术员，伤势很重，躺在中关村他家里休养。下午，赵技术员把一叠纸交给他，激愤地说：“这些是我三号、四号两天在天安门前抄的诗词。我复写了好多份，你带回去给厂里的同志看。同时告诉大伙儿：咱们的花圈被他们收走了，问他们要花圈他们还打人。这任务你要独自去完成……。”但是现在他能顺利地和厂里的同志们见面吗很可能一下车就被隔离，这些用复写纸抄写的诗词也要被没收。

他下意识地把帆布提包拎起来放在大腿上，抬起头环顾宽敞的候车室：一切都似曾相识。十年前，他刚从学校毕业，在大串连中来到北京，就在这个候车室冰凉的水泥地上睡了一夜。他看到他原来睡过的那片地面，现在被一个带着很多行李的妇女占据着。十年，那一小片地面象河床一样被一刻也不停息的人流所冲刷，除了更加光滑以外并没有改变。而他呢，除了从学生变成了汽车司机以外，也和这一小片地面一样被磨得平滑了。他抹了抹前额，轻微地叹息一声。十年前，在这个候车室里招展着一面面红旗，把整个空间映染得红彤彤的从湖南来的、从广东来的、从黑龙江来的、从陕西来的穿着绿军装、戴着绿军帽、臂佩红袖章的年轻人，在这里兴奋地争辩、推挤、宣读着各式各样的宣言，洪亮的声浪拍打着大厅的四壁，震得玻璃嗡嗡作响。他和大伙儿在这里扯起喉咙高唱：

“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一个扎短辫子、个子高高的姑娘在他们前面指挥，激动得两颊通红。虽然她指挥得很准确，但歌声并不整齐。不过这又有什么关系，重要的是这种参差不齐的多部合唱全部发自十几岁的年轻人的内心。在他们看来，广阔的世界已经为他们全部打开了，一条笔直的、闪光的宽广大道在他们面前，他们只要顺着这条大道往前行进就是了。“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这个问题早已解决，他们的任务就是：打倒一切今天，很少动脑筋的鲁明又回到这个地方，坐在这里回忆着、思考着，竟有了一点哲学家的味道。十年前拖自认为早就解决了的问题，实际上完全没有解决。他当作“走资派”要打倒的“敌人”，事实证明人家是革命干部；他顶礼膜拜的“旗手”“英雄”倒是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文化大革命的急风暴雨在他眼里成了变幻莫测的风云。他惊诧、迷感、彷徨、颓唐，最后逃下阵来，沉缅在新建的小家庭里，把青春的热情和对生活的爱全部装在粉刷得不怎么洁白的四堵墙之内……。

“四十三次推迟发车了，”有人从候车室外带来这样的消息。

“推迟多少？”好些声音一齐发问“鬼知道，问他们去吧！”

“搞什么名堂！中途站晚点，起点站也……。”

“天哪！”一个女人叫道，“我从辽宁来就走了三天，这到青海还……”

候车室的这一角乱起来，很快扩展到整个候车室，人声鼎沸，万头攒动。砰！砰！砰1有人拚命擂一扇小门，好象那扇小门就是推迟发车的原因。怒骂、诅咒、冷啭，“找他们去！”“找他们去！”不同的声音一齐嚷嚷。

鲁明看看表：整二十二点。他站起来走到长窗跟前，心里念叨：“北京，就这样离开吗？就这样乖乖地回去接受他们的全面专政吗？”

在参加了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活动以后，他才算真芷解决了“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这个革命的首要问题。夭安门前挥舞的棍棒和飞溅的鲜血把他这些年来对一些社会现象的怀疑、揣测、不满、隐怒一下子明朗化了，而刚刚发生的情况又把已经明朗化的愤懑凝成了一种刻骨的仇恨，不由得使他心中产生出一股要报复的渴望一阵绝不甘心的委屈。他拉开绿色的帆布提包，从里面掏出一叠纸翻看着。赵技术员的仿宋字有棱有角，蓝得发亮，似乎每个字都能铮铮作响。他非常想长啸一声，把这一张张纸象手榷弹一样扔到那一伙鬼、一伙豺狼的脸上他睁大炯炯发光的眼睛瞧瞧四周，却找不到发泄怒气的对象。浑浊的空气使他更加焦躁，他解开上衣领扣，重新下楼走到火车站外面的广场上。

春夜那种温凉参半的微风拂面而来。人民的首都华萠的古城，在星光和灯光下辗转反侧，在沉思和不安中度着她的不眠之夜。大公共汽车和小三轮机动车在鲁明旁边气呼呼地擦身而过，但他并不为之所动。他也在沉思之中。熟悉的汽油味使他觉得好象还坐在自己的驾驶室里，挡风玻璃前面是一条急速往后逝去的灰黄色的道路。这条道路又象是他这些年生活的缩影：单调、沉寂、黯然无光。十年前的革命热情，就象道路上的尘土一般，虽然飞扬了一阵却又慢慢飘落。这两天，天安门前那些热爱周总理、向往四个现代化的年轻人一张张愤怒的面孔，象车前的反光镜一样照出了他的渺小和畏缩广场上激昂慷慨的号与呐喊，唤酲了他那还没有完全消失的热情那满怀哀伤、满怀希望、满怀青春的战斗力的朗诵，向他的血管里投下火种，使他的血液沸腾起来。现在，他全身的肌肉又跟十年前在这火车站时那样不由自主地颧抖着，这是一种战斗前的激动，象士兵在冲锋前那样，象骏马被牵到起跑线时那样。他的心底涌上了一股沉静了将近十年的力量，推着他要向前冲，向前跑，去追赶那些英勇的年轻人……。

二十二点四十五分，他向天安门那边投去最后一道告别的目光，转过身撖开大步冲进候车室。

这时，乘四十三次快车的旅客已经检票进站了，候车室里的人略微松动了一些。他一面装作寻人的样子在候车室里穿来穿去，一面乘人不注意，从怀中掏出一张张纸放在长椅上、窗台上、别人的行李上。但在他正悄悄地把一张纸折起来想穿进一只箱子的拎手时，突然觉得有人在盯着他，他猛地抬起头，一下子和一个人的目光碰上了。这是一个扁平脸的青年人，目光在狡猾中带着惊奇，下嘴唇耷拉在下巴上。鲁明瞪了他一眼，赶紧走出候车室插进进站的趴伍。检票象是一个闸门，外面拥挤的人们一过检票就象哗哗的流水一般往前冲。鲁明刚过检票，就听见后面响起一阵叫喊：“抓住他！”“抓住他”“就是他……”他吃惊地回过头来，却见几个人扭着一个人的胳臂往一扇门里推去。那个人跌跌撞撞，正是那个扁平脸的青年。

“原来是个扒手，“他心中一松，和旅客一块儿向车厢奔跑，一面把怀中的一叠纸掏出来匆匆塞进提包。一鲁明好不容易挤进六号车厢，找到票上规定的座位，拾手把帆布提包往已经堆满了行李的架子上一塞，跌坐在靠窗的旮旯里。一些旅客还在车厢甬道上挤来挤去。他再次看表：二十三点八分。车还没有开。这说明危险还没有过去。他又紧张起来，悄悄地打量坐在附近的人：他旁边是一个象是会计或是教师的中年妇女，头发剪得短短的，现在她正把头靠在椅背上，旁若无人地闭目养神。对面是一对长得很秀气的青年男女，正低着头亲昵地谈笑。这一切都没有什么值得注意的，每一个人都在生活给自己规定的旅程上活动着。但是，他刚刚往后扭过头去，却大吃一惊了。原来他后面正赫然坐着厂党委书记沈朝忠和党委办公室副主任冯文俊。

世界是广阔的，但有时却显得非常狭小。生活中经常出现的奇遇并不是艺术家的臆想所能虚构的，笋观世界本身就埋伏着种种未知的偶然性，会在霎那间转化为惊人的现实。有的偶然性会给人们带来快乐和幸福，有的却会给人们带来悲伤和不幸;现在鲁明感到的就是一种不祥的预兆。党委书记沈朝忠是一个多月前离厂到外地参观的，冯副主任是在鲁明他们动身的第二天乘飞机到北京给正在部里开会的沈书记送材料来的。鲁明虽然知道沈书记出差一向不坐软席卧铺，但是却绝没料到在回去的路上会和他同乘一节拥挤不堪的硬席车厢。对这种鬼使神差似的邂逅相逢，鲁明不觉苦笑了一下。他知道这位党委书记对他一向是“不感冒”的。在他刚进广当学徒工的时候，正碰上批斗沈朝忠的高潮，他带着在社会上横扫四旧的余热，曾对这位当时已年过半百的老头子狠狠地“触犮”了一顿。然而沈朝忠并没有被打倒，第二年就站出来工作了。这种人事上的反复，也是使鲁明消沉下去的一个因素。自此以后，鲁明见了沈朝忠总是敬鬼神而远之。从道理上讲，一个堂堂党委书记或许对一个小小的工人不会记恨可是这个倔老头子长着一副凛然不可犯的相貌鼻子大而扁，下巴向上崛起，右边面颊上长着一颗小肉瘤，两眼咄咄逼人，别人在他的眼睛里找不出一点亲切的温暖，只有严肃的冷淡和热切的督促。这种眼神尤其使鲁明难堪，老认为那里面藏着一九六七年那次事件的回忆。刚才，党委书记那道冷冰冰的目光是不是扫着了他？他不能确定3不过他觉得还是装着没有看见这两位领导，等到半夜再换一节车厢吧。

火车先是懒洋洋地叫了一声，随后猛地抖了一下，缓缓地向前开动了。不一会儿，车轮和铁轨的磨擦声愈来愈频繁，车厢里也逐渐安静下来。冯文俊向沈朝忠略倾过身去，低声唤道：

“沈书记。”

“唔？”

“这个司机就是跟那伙人一块儿来的。”

“唔！”

冯文俊和沈朝忠外形迥然不同。他瘦长而漂亮，机敏的大眼睛总是对人表现出一种研究似的微笑。他对上级很卑顺，对下级也不倨傲，可是不论是他的上级或下级又都无法突破那种研究式的微笑接触到他的实体。一九六六年以前他是厂里一名普通的行政干部，因为他那对上级一贯的卑顺态度，在派性斗争白热化时期也被戴上一顶“保守派”的帽子，跟在沈朝忠后面很吃过一番苦头。那时他伤心委屈，虽然他的心里装有数不尽的关于各个领导搞“反革命修正主义”的珍贵材料，可是造反派头头却对他不屑一顾。后来，形势有了变化，被批被斗的领导干部一个一个又恢复了职务，“保守派”的帽子出人意料地成了他很值得骄傲的桂冠凭这一点，他也成了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新生力量，这是一条比“造反”更为稳妥可靠的路子，他不仅了党，而且一步步晋升到没有正主任的党委办公室副主任的位置上。如今，他已精通了“政洽风向”这门新兴的社会科学在笔下也锻炼出了一种无可指摘的文体，那是和梁效、池恒的风格极为近似的。厂党委一些实事求是的报吿，必须经过他润色，才能在部里那批专管政治的后起之秀面前通过;另外，他还能随时向党委书记提供全厂人事方面的情报。总之，他几乎成了第一把手不可缺少的人。

现在，他见沈朝忠的反应并不强烈，就没有再说下去，这种欲言又止的进言方式也是他多年潜心研究的结晶，虽然明知道鲁明曾当众侮辱过沈书记，但是这个经过长征的老干部对这种宿怨抱什么态度还不得而知。如果书记想在他面前故意表现“高姿态”而把他斥责一番，岂不自讨没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