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1月2日上午，有人在中南海公园的湖面上发现一具身着绿色邮局制服的中年人尸体。打捞上岸后经人辨认，死者名叫刘永春，年龄50岁，家住永定门井儿胡同6号。死者生前在西长安街邮政局担任信差20余年，人极老实、和气，中南海内各机关的邮件都由他负责递送。人们估计，他的死是因为家庭人口多，生活贫困，又恐自己因年龄偏大被裁汰，求助无门，因而走上了绝路。

国家饱经内忧外患，山河破碎，丧地失权，由于战争，造成交通阻断，邮政只能在时艰危局中苦苦挣扎。

九、夕阳余晖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交通部邮政接收委员会接管市邮局。为防止内战发生，国共双方与美军代表组成的军事调处执行部进驻北平，在停战协议的文件中有恢复包括邮件及电信在内的交通工作条款。由于内战爆发，火车不能正常开行，许多邮件改由旱班邮路运递。一些信差遇到被驻军拘禁扣留，邮件和自行车常被扣留，人身安全得不到保障。《华北日报》1946年1月20日报道称：“惟无论如何艰险，邮局亦设法使之于可能范围内努力运递”。

1946年，中华邮政发起“改良邮政”运动，提出了邮政的“四大原则”，即“快速、安全、普遍、服务”。当时，北平邮政管理局是全市邮件收发的大本营，邮亭、邮车和示范邮局组成了全市邮政系统。

为了方便市民交寄信件，市内设立数处邮亭，其中位于东安市场斜对面的一座邮亭，外表为流线型，白绿相间。定阜大街和文津街等地也设有邮亭，主要业务包括出售邮票和交寄信件。邮局在报纸上刊登招领无法投递信件的启示：“敬希读者注意，如发现有贵亲友之信件，亦请通知其从速向公安街邮政局公众服务组认领。”此类邮件如无人认领，将退还原处。

1947年3月，北平出现“汽车行动邮局”，人们描述“形如公共汽车，车厢右侧设有窗口三处，分别办理售票、挂号、快递、汇兑等业务，并由电报局派员接收电报。窗口旁装有活动公众桌，以备公众书写及封信之用。车窗上并装有可以自由舒卷之帆布篷，以备烈日阴雨时，遮蔽公众之需，设备极为周至。”这时，全市汽车行动邮局共有两辆汽车，分两路行驶，在距邮局较远的各主要街巷设置站点，并树立站牌，写明停留的时间，汽车到站时鸣响喇叭，以引起人们注意。汽车邮局行驶路线为，东路：东华门大街、沙滩、弓弦胡同东口、北新桥、南小街、外交部街东口、天桥、东珠市口、崇文门外大街、灯市口；西路：司法部街、灵境东口、北长街北口、鼓楼、护国寺、祖家街西口、半壁店西街、南新华街、虎坊桥、广安门大街、菜市口、市党部大街、旧刑部街西口（以上地名均为旧称）。除“汽车行动邮局”外，邮局还特制了一种“三轮车行动邮局”，车身上写有“行动邮局”字样，巡行于一些较小的街巷，办理发售邮票、印花税票，收寄普通邮件、挂号邮件、快件等业务。

这一年11月，西长安街邮局被公布为“示范邮局”，意思是“模范”。开幕当日，该邮局外部建筑与内部设施焕然一新，职员一律身着黄色制服，各自柜台前都有标明姓名、职务的标志牌，办理业务包括普通邮件、汇兑、储金、包裹、信箱等。邮局内设有100个专用信箱，供私人与团体租用。在营业厅内，设有问讯服务处。邮局外面有5个展示橱窗，里面挂着图示，依次是行动邮局行驶路线、邮件处理流程、分区投递、今昔邮运变迁及航空邮路。此外，在邮局的墙壁上，贴有许多通告，如“国内航空邮费，自本年11月起调整为每20公分1000元”，“寄往葡属印度之包裹，现可恢复收寄”等。

这一期间，在各邮政支局门脸要求一律标志“邮局”两个仿宋体大字，衬底为奶白色，以使公众一目了然。这一时期，邮局实行分区投递，各信差负责投递区界被编成号码，邮局在分拣信件时，不再按街道细拣，只须按所注明的区号将信件分拣出来交由信差投递，这样一来可以大大提高信件分拣环节的效率。为此，市民在交寄本地信件时须注明收件人所在邮区。

原址位于东四六条路口的东四邮局迁至东四南大街清真寺对面，与西长安街邮局一样，东四邮局也被命名为“示范邮局”。各项规章制度保障了邮局业务有条不紊地进行。当时，东四邮局的业务包括普通信函、挂号信函、快信、明信片、包裹、报纸、印刷品、货样、保价，营业时间从每日上午8时一直到晚间11时。

在一些邮局前面，有一种赶班信筒，通体淡湖色（浅蓝色），每日晚上10时后特别开取一次，赶次日早晨的飞机或第一班火车，这种信筒全市共设七个。还有一种挂快信箱，上部为红色，下部为绿色，信箱上标明“专收挂号快递邮件”字样，凡是贴足了邮费的挂号信件或快信都可以投入信箱。邮局派两名专人管理信箱，每次开箱时须两人同时在场，以确保挂号快信的安全。据记载，1947年，北平与上海之间的航空信件可于当日到达。凡是在每日上午8时前交寄上海的航空信件，当日可由飞机运抵上海，最晚于次日就可送到收信人手中。

1948年北平邮局实行邮政汇票的通兑，汇款人可在当地邮局选购面额不等的汇票，收款人收到汇票后经签名并盖章后，持票到市内各邮局都可兑现。有一些经商的人将汇票随身携带，随时随地兑取。除此以外，北平邮局设有公众服务组，介绍邮政推出的服务举措，普及邮政常识，扩大邮政影响，引起公众兴趣，起到宣传邮政的作用。经京、冀两地邮政当局商定，在京津之间办理长途电话汇款，每笔汇款限额为1亿元（法币），资费除按电报汇款标准，还要加上长途电话费用。

因为邮政设施最明显的标志是绿色，绿制服、绿邮筒、绿柜台、绿自行车，因此人送雅号“绿衣使者”。有一个小趣闻，有一些邮政员工对于制服中的“绿帽子”感到不悦，曾一度“抗议”，然而电信部门提出，也想采用绿色为服务色。有人出面解释：绿色标志邮政业务的独立性，在战争中保持中立。据知情者说，实际上，真正穿着绿色制服的邮政人员只限于800多名信差。普通邮工分为三等，信差、听差、杂差。据资料显示，1948年2月，北平邮政管理局所辖邮工计1286人，其中有36名女性。

1945年9月1日《北平邮刊》创刊，这是一本面向集邮者发行的刊物，创办人是时任北平邮币公司经理韦景贤（19161996）。刊物宗旨为提倡集邮兴趣，报告新邮消息，联络集邮同志，沟通声气，研讨邮识专论，启迪大众集邮生活，以求邮学之发展。他负责经营的邮币公司地处西单闹市，成为北平集邮者集聚之地。在北平的集邮爱好者大多为中低级公务人员、教师、学生，大家在一起相互切磋，交流集邮心得，赏邮，鉴邮，乐此不疲，其乐融融。1948年6月6日，北平邮票会正式成立。有人描述：成立大会会场在东单社会服务处三楼，到会会员40余人，来宾10余人，其中有“四珍”，即年龄最长者为65岁的张月庭——“鹤寿千岁”；年龄最少者仅14岁（姓名不详）——“青春活泼”；最胖者是戴乐天——“重如泰山”；最高者为张福征——“百尺竿头”。北平邮票会在生存的半年多时间里，除继续编辑出版《北京邮刊》以外，还在广播电台开辟《集邮讲座》，并于9月11日在东单青年馆礼堂举办为期2日的邮票展览，参展的中外邮票100余框。由邮票会主办的邮票拍卖交流活动定期举行，开始时仅限会员，以后逐渐扩大到少数热心邮事的非会员集邮爱好者，每次拍卖活动举行前，都登报公布拍卖活动讯息。该会先后共举办5次邮票拍卖活动，地点分别在西单北大街北京邮票会、灵境胡同童子军北平支会、东单苏州胡同平汉铁路北段管理处营业所、菜市口诚记邮票社新门市部等处。

1948年12月，邮政当局宣布，各种法币面值邮票将一律停止出售，已出售的邮票在指定时间内可使用，逾期失效，概作欠资处理。

有报纸爆出新闻，称南京政府的交通部挪用邮政储金法币2000万元和养老金法币200余万，用于内战经费。为了提用方便，交通部特设邮政储金局。从四川至上海之间的航空公司用于挥霍的经费，计法币400余万，也是从邮政储金中拨付。此消息一经披露，社会舆论哗然，一向被人们认为是最稳固、最有信誉的邮储信用开始动摇。由于法币大幅贬值，政府宣布收兑法币，市场中的商贩拒收法币，一些持有少量法币的人们纷纷抢购邮票保值，一时间各邮局门庭若市，人头攒动。小小的邮票成为人们心目中的“避风港”。

由于政权崩溃加速，时局混乱，邮政出现严重财政危机，邮资大幅上涨，社会上怨声载道。同时，由于法币加速贬值，邮局发行的“节约建国储金”变得一钱不值，邮局甚至连员工的薪资都筹措困难，于是邮局开始裁员，新一轮“邮潮”又在酝酿，北平邮票会定期举办的邮票拍卖活动难以继续举办，只能被迫停止。

这时，中华邮政已经成为一个难以收拾的烂摊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