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3月，施秉章经营的环球邮票社发起成立北京邮票交换会，会员数百人，海外会员遍布108国，出版有《北京邮票交换会会志》。该会是北京最大的集邮者团体，与上海的中华邮票会、杭州的新光邮票会一道形成南北方两大集邮阵营。据1926年3月19日《晨报》一则报道说：

北京搜集邮票家以北京为中国之首都，未闻有邮票会之组织，且搜集邮票乃一种高尚文雅之娱乐，不特足以陶冶性情，且于科学上美术上亦有莫大之贡献，故特集合诸同道，组织一邮票交换会于青年会。此会内容专以互相交换，互相研究，借以增进知识为宗旨。凡中外人士不拘男女，均可加入为会员。会员每人每季仅收大洋9角，且有会志赠送。此种会志专载会员详细住址，以及各国邮票新闻、邮票广告等等。凡是本京会员，每星期下午3点必在该会聚集一处。……

八、炮火中的北平邮政

20世纪20年代中期，由于国内军阀混战，以及水患等自然灾害，北平通往各地铁路线经常中断，邮政部门只得采取经他地转递和轮船、汽车等运送邮件等措施，维护邮政信誉。当时冯玉祥的国民军在京津之间作战，输送邮件的国际列车被流弹击中被迫停驶。邮政方面派出洋人作为代表与正在作战的军队指挥官接洽，要求保证交通不因战事而致阻碍。双方取得默契，京津之间的邮件由外国人的汽车在两军战线稍远处往返输送，车上插有标志邮政的小旗，避免双方军队士兵在交战中误击。

1926年，邮政当局派了汽车、脚踏车满载大宗邮件前往天津，先在朝阳门受阻，停候数时，行至通州遇到奉系军队阻拦，被迫返回；另一路邮车经保定向天津进发，由外国职员随车监运，在南苑又被阻拦，只好掉头。

据《舆论报》1926年4月7日一则报道称：

京津邮局现于每日上下午各派汽车两辆，冒险经过京津战线输送邮件。内外人士对此邮局员工之热心活动，极表满足敬意。

20年代末，由于战事连连，平汉、津浦两路交通经常中断，客运列车不能正常开行，以至造成邮件延误。许多寄往广东等地信件，只能走旱班，异常迟缓。寄往津浦路沿线的包裹，仅通至济南，而寄往江苏、上海等地邮件或走海道，或走旱班，极不便利，又无可奈何。

据记载，当时由于河南发生战事，平汉路（现京广线北京至汉口段）挤满运兵列车，除少数特快客车外，大部分客运快慢车被迫受阻延误，所有快邮信件因此而被延误，一时间指责、批评声四起。北平邮政当局与平汉路局磋商，在行驶于平汉路上的第1次、第2次铁块列车上，将行李车辟出半间作为邮务车，专门递送各处最重要的快件，其他邮件仍按原线路运递。

1928年12月末，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实现全国统一。国民党当局通过军统、中统监视、控制邮局，重点是检扣宣传革命思想的进步报刊和邮件，建立起更加严密、完整的书报检查制度。不久后，“新生活运动”开始，邮政推出“节约建国储金”。1931年10月10日，北平邮务工会抗日救国会在邮政管理局举行成立大会，会上作了五项决议：（1）通电全国请一致备战；（2）成立邮工义勇军；（3）组织邮工宣传队；（4）联合全国邮工组织全国邮工抗日救国会；（5）联合友会组织北平工人抗日救国会。

北平邮政管理局宣布，为表达对于爱国运动的支持，“以后凡邮寄包裹及信件，均加盖‘不买日货，不卖日货，不用日货，不运日货’等字样。”

1933年1月7日，北平邮务工会发出告民众书：“同胞们，一个四万万人口的民族，能够一声不响做亡国奴吗？一个四千万方里的国家，能够毫无抵抗的投降吗？我们不但为救国救自己，要与暴日作战，并且要为全世界弱小民族做先锋，打倒‘帝国主义之尤’的暴日。

我北平邮务工会代表全体工友，向我国同胞郑重宣言，我工会一日存在，即一日努力抗日救国工作。”邮务工会组织了义勇队，准备随时开赴抗日前线。这一时期，北平各邮局接收了由东北各地流亡来到北平的邮政人员200余人。

同年3月初，日本军队进攻长城各关口，古北口邮局一日内三次致电给邮政总局的意大利籍邮务次长巴立地，要求允许员工从该地撤离，得到的回复是坚守勿撤，同时派内地巡视员陈志贤和懂日语的邮务员刘庆祺为特派巡视员一道前往古北口。数日后，古北口失守，陈、刘二人奉命撤退至密云，组织战地邮务；两个月后，密云又告失守，他们后退至顺义待命。8月间，刘庆祺奉命前往古北口与日军谈判恢复中国邮局事宜，日本开出的条件是中国恢复邮局须与不被中国政府承认的伪“满洲国”交换一切业务，会谈陷入僵局。不久，日方退让了一步，希望古北口的中国邮局能对所有东三省、热河寄交当地的邮件予以接收，并暂免收取欠资。次年2月，古北口中国邮局宣告恢复，中国政府最终妥协，同意古北口中国邮局与伪满邮局开始交换邮件。这时，北平全市设有20个邮政分局，邮筒210个、信箱27个、代售邮票所106个。全市邮务员数量约400余人，信差500余人。

由于东三省被日本占领，所谓“满洲国”发行的邮票在内地不被承认，邮资由收信人支付，来自东北各地函件往往由邮局先将欠资单送交收信人，再由收信人凭欠资单去邮局交款领取。经与有关方面洽商，邮局方面同意由邮差在送信时与欠资单一同送达，由收信人付款领信。根据交战双方所签订战区协定，规定由内地寄往东三省地区的邮件只限南满铁路沿线。所谓“通邮”，邮件种类并不包括普通信函，而只限包裹、汇兑、快信、挂号。邮件随平沈线（现京沈线）火车出入山海关。当局在榆关、古北口设转递局，收转往来关外各地邮件。

转递局于每日上午7时在北平、古北口收寄邮件，通过长途汽车载运。为表达中国对于日本占领“东三省”的愤慨，交通部特令邮政总局印制“九一八”和“一·二八”国耻纪念邮票，“以促国人之醒悟云”。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北平寄往平汉路（北平至汉口）、平浦路（北平至浦口）沿线邮件由西直门铁路运至门头沟，经由旱班运至长辛店，再装上南下的火车，其他邮路由前门火车站始发。战争全面开始后，津浦线火车停开，邮局方面采取一切可能措施竭力疏通邮运。有人记载，这一年8月1日，由长辛店自行车邮差送来的快递邮件，由于平汉路中断，转由怀来县用骡班将南口以北各处及经太原、大同转来平汉路沿线的邮件运递到北平，并于当日投递。第二天，这名自行车信差由北平携带邮件出城，设法送至沿途各地。由北平寄递至海甸、西苑、清华园、香山等处的邮件由自行车信差往返寄递，由北平寄往或转道至平绥路（北平至绥远）沿途各站的邮件大多由骡马班运送。

北平沦陷期间，日本侵略者接管了邮政。中华邮政频繁调整邮路，避开战区，导致邮政运输成本节节攀升，入不敷出，财政出现巨大亏空。据资料记载，从1940年6月起，一直有所盈余的中华邮政陷入亏损局面，仅1941年至1944年亏损近10亿元。由于市面萧条，邮政业务大量下降，邮政管理局不得不将六处支局改为简易局，仅派一人维持局务，大量邮务工人失业。警察局加强了对邮件，尤其是对外埠寄来的报纸、刊物的检查，凡是有对日本侵略者不满的文字内容，一律予以扣留。

由于国内经济状况越来越糟糕，汽油等燃料短缺，邮局的汽车无法正常行驶，运送邮件只好用木炭车，后来又用人力车。过去的火车都挂有一节邮车，由邮局租用，每经一站，都将发往该站邮件卸下，同时装上由该站发往沿途下站邮件，负责押运邮件的人员由邮局派出。由于火车车厢数量少，车站方面有时将运输牲畜的“一根轴”棚车充为邮车。车厢里既不通气，也没阳光，冬天冰冷，夏天火烫，押运人员叫苦不迭。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通往欧洲的海上航线中断，邮件只能先在香港汇集，然后由美国泛美航空公司飞机运至旧金山，再由美国大西洋航线的飞机运往欧洲各国。邮件在途时间须15日，邮费在原标准基础上，每重量5公分（重量单位）加收航空费5元4角（法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