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景山邮电支局投递组组长姚国亭、邮递员王玉海走了任成水邮路回来后，向全组职工介绍了任成水的事迹和自己的感受。这个组以往经常发生信件报纸不按地址投送的现象，在学习了任成水之后，基本消失。记者写道：“这个组共20人，在不增加人手、不超过规定工时的前提下，共解决了18个大小机关、14个大小村庄、7个家属宿舍信报直投到户的问题，改变了多年来捎带转现象。投递员武玉海把原来只送到山下小铺的八大处邮件，全部送上了山”。

许多年以后，任成水担任县、市局领导职务。有一次他到一位老邮递员家走访，女主人向他诉“苦”道：“俺那当家的一天到晚只知道送信，家里的活儿一点都指不上他，几次让他带瓶酱油来他总是忘。”后来，他遇到了这位老邮递员，老邮递员对他说：“家里的事再大也是小事，一封信送错了，就会给邮局脸上抹黑。”任成水事后对年轻职工讲起这件事时说：“当时职工爱局爱得多么深啊！”

位于门头沟山区的清水邮电所有一批乡邮员，60年代初总结出了一套“村头回忆”工作方法，具体内容是他们在每投完一个村的邮件之后，对在这个村的投递情况，做一次总的回忆检查，想想在这个村里有没有误投漏投的邮件和应办未办的事项，没有问题了，才到下一个村去投递。从1959年第四季度起，清山邮电所连续六次被评为门头沟邮电局的先进单位。这个邮电局的乡邮员，每天都要背着邮包翻山越岭，涉水趟河，为群众投递邮件、代送代收包裹。对于基层乡邮员来说，当时所怀有的信念是千方百计方便群众。群众的称赞——“毛主席的好乡邮员”就是最高的褒奖。

有资料显示，至1990年，北京邮局所辖范围内的步班邮路仍有一条，长度为十公里。

八、60年代的邮政记忆

60年代初，国家经济发生严重困难，许多地方采取粮油限购措施，凭票购买食品和生活日用品。当时邮局采取了一项措施，暂停收寄粮食、油料及粮油制品。有一些地方火柴断供，北京一些居民购买大批火柴作为包裹寄往外地，为此，北京市邮局于1960年11月要求各支局在收寄包裹时对里面的物品逐件严格检查，一来防止北京居民享受的一些优惠待遇“外流”，二来避免由于火柴在运输过程中发生自燃而造成危险。随着经济形势缓和，对于流通的限制逐渐放宽。

1966年时，北京市邮局与市粮食局发出联合通知，对各种食用植物油和油料实行限量收寄，规定个人每次可寄2公斤。

1962年3月的一天，家住西交民巷的李老太太，来到公安街邮电局取汇款，等她拿出汇款单时发现自己没带户口本，十分焦急。

柜台里的营业员热情地对她说：“您把地址留下来，下班后我给您送去”，老太太连声道谢。晚上，这位热情的营业员果然将款送到了老人手上。

又有一天，一个十来岁的小孩子来到白石路邮电局取款，营业员从小孩子口中得知，他的家住在大钟寺。营业员恐怕小孩带着钱回家不安全，或是因为贪玩在半路上把钱丢了，就派专人送小孩子回家，并与小孩子的家长接上了头。

“文革”初期，北京的许多地名和建筑被红卫兵改名，如西单北大街改称“延安路”、王府井大街改称“人民路”、东单北大街改称“瑞金路”、东四北大街改称“红日路”、牛街改称“民族团结路”、崇外大街改称“南昌路”、景山东街及后街改称“代代红路”，连带着坐落在这些街道上的邮电局也须改名换姓，如王府井邮电局改称“人民路邮电局”等。

由于大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和机关干部被下放“五七干校”，各邮局寄出包裹的数量猛增，其中大部分是衣物、日用品、食品。有统计数字显示，1970年北京市邮局出口包裹数量较1965年增长173%。

“文革”开始后，红卫兵“破四旧”，许多人收藏的旧邮票、外国邮票在抄家中被抄走或付之一炬。许多过去发行的纪念邮票、特种邮票被指责为“封、资、修”而停止销售，集邮活动本身也被斥责为“资产阶级情调”。有人回忆，1968年7月1日，王府井曾出现过一家名为“中国人民邮票服务部”的集邮商店，专门出售“文革”以来发行的邮票，也可以出售集邮爱好者的邮票，或者征求群众对新邮票的建议等。两个多月后，身为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的江青在中央宣传会议上指责道：“在北京王府井的集邮公司，是外国人搞特务活动的场所，以集邮为掩护，交换情报，你们要立即停止营业”。在巨大的政治压力下，从1969年1月1日起，全国邮政部门正式停办集邮业务，北京的集邮业务遂告中止。

当时有群众组织提出“用思想占领邮票阵地”，主张取消纪念邮票志号。“造反派”认为：“邮票从表面上看是票证，但更主要的是宣传阵地”。在以“阶级斗争为纲”时代里，“为谁服务”和“占领阵地”

都是事关“路线”、“阶级立场”的大问题。这一时期，邮电部被撤销，业务合并至交通部。

1971年，为了外交的需要，经国务院批准恢复邮票出口业务，北京邮局着手组建中国邮票出口公司，仅对外国人营业，业务范围主要办理邮票批发，也可适当办理个人预订，只出口新票、邮册和邮票集，规定价格在邮票面值100%至70%之间。据说，这是由于当时在国务院协助周总理负责经济工作的粟裕在听取邮政总局负责人汇报后，了解到因我国集邮业务被取消，国内外反响强烈，许多侨胞和外国友人纷纷来函索要中国邮票，于是指示交通部和邮政总局尽快落实恢复邮票出口和国内集邮业务。8月间，外交部和交通部联合提交了《关于邮票出口问题的请示》，北京市邮局于10月16日向交通部提出《关于邮票出口几个问题的请示》。两个月后，交通部在批复中作出指示，分两步走，先恢复邮票出口业务，经营品种“目前只出售国内邮局出售的，和今后发行的新邮票（即未盖销的邮票），以及邮册和邮票集。”这就是人们所说“外出内不”（即对外出口，对内不销售）的来由。

1972年元旦，邮票出口公司正式营业，地址在东华门28号。开业时，堂堂一个邮票出口公司，可供出售的邮票只有4种，分别为“纪念巴黎公社100周年”、“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50周年”、“亚非乒乓球友好比赛”、“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成立30周年”。经公司与邮票厂协商，又争取到3套“样板戏”邮票。因此，中国邮票出口公司开业时，可销售的邮票共7套39枚，被人称为“4套邮票办公司，7套邮票开张”。不久后，经交通部邮政总局批准，84套“文革”前发行的邮票分两批被允许“放行”。同年年末，邮政总局又批准出售盖销票，这一年，中国邮票出口公司共出口邮票1050万套。1974年1月1日，中国邮票出口公司重新划归到邮电部，并于“文革”结束后改组为“中国邮票公司”。

下面有一个故事。

“文革”中，有一位只有36岁的年轻邮票设计师，名叫万维生。

他接到设计一款表现“文化大革命”取得全面胜利、全国各地成立革委会内容的邮票。他设计的前两稿均未通过有关部门审查，理由是：

“没有紧扣一片红和突出工农兵形象”、“贪大求全”。正当他感到苦恼、无从改起的时候，有一支游行队伍从窗下经过，队伍里的人们敲锣打鼓，抬着一块宣传板，上面的图案是一幅硕大的地图。于是，他的灵感被激发，很快创作出了一幅以地图为主画面的邮票，地图上除台湾以外都被涂上红色，意喻“全国山河一片红”。这幅邮票很快就得到邮电部军管会的批准，并投入印制，发行的日期定在了1968年11月25日。此时，一些邮亭未按规定时间提前销售了这款邮票，有一位在地图出版社工作、名叫陈潮的人通过熟人买到了这款邮票，他以职业的敏感发现邮票画面上的版图不完整，缺少南海诸岛，轮廓也不够准确。于是，他向上级反映此款邮票设计上存在着政治问题，引起了邮局方面的高度重视，很快下达通知，停止发行这款面值8分的邮票，对于个别已经出售的邮票立即予以追回销毁。据说，这款邮票现存世仅不到十枚，因而在几十年后的邮票拍卖市场上创出了天价纪录。

1972年，北京举行亚非拉乒乓球友好邀请赛，友谊宾馆是各国官员、运动员的主要住地，邮政服务被作为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来布置。北京市邮局专门抽调一名副处长到宾馆邮电所跟班蹲点，营业员人数从4人增加至6人，延长营业时间，出售纪念邮票、特种明信片，以及大会专门印制的信封、信纸、邮册等，其中盖戳邮票广受欢迎。而在比赛的主要场馆首都体育馆和工人体育馆，按照有关部门规定，不准销售其他纪念品，只能销售纪念邮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