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1月，北京邮局发出倡议，在全国邮电系统中开展加强服务、提高质量、保证提前完成五年计划的局际竞赛。倡议书中提出了四项竞赛条件，包括改善服务，便利用户，保证在1957年上半年完成五年计划的邮电业务收入计划；保证全面贯彻执行部订的各项时限、频次和标准，保证逐级提高邮件的收寄、处理、转运和投递的准确程度，到1956年底比1955年底提高一倍，到1957年前半年比1955年底提高一倍半；保证邮电基本生产人员的劳动生产率逐步增长，到1957年前半年，比1955年的指标提高15%；保证提前完成基本建设计划。

这项倡议得到全国邮电系统156个企业的响应，各种局际竞赛、生产科室竞赛、支局竞赛和各种专业人员的同工种竞赛在全国各地邮局展开。在这场热火朝天的竞赛中，北京市邮局走在了前面。

胡宗显是一名普通的信函分拣员，因为有过做投递员的经历，几年来他逐渐摸索出一套记忆地名的方法。他发现，北京的地名有东西对称，或南北对称，有“前”有“后”的特点，如西四——东四，西单——东单，西总部胡同——东总部胡同，大江胡同——小江胡同，南长街——北长街，前海——后海等。他利用业余时间走街串巷，用实地观察来加深印象，熟悉地名。他还将一些地名编成顺口溜，便于记忆。

他曾碰过一次“钉子”。有一次，他将一封寄自东北，信封上写着“交本市税务局”的信件分给了“北京税务局”，这封信实际上是寄给沈阳市税务局的，结果被北京市税务局退了回来，附了一条带有嘲讽意味的意见：“请你好好配副眼镜”。从此以后，他认真分析原因，防止类似差错发生，除了熟悉街道、单位名称，如“北新湾”与“北新桥”，“北京图书馆”与“北京市图书馆”等。他还细心观察各地来信的特点和容易造成差错的地方，如来自东北的信件由于邮票及封口用胶水粘贴容易重叠；来自沿海一带的信件因潮湿、不整齐，也容易重叠。在分拣员工作岗位上，他从1955年5月至1956年3月计312天中，共分拣了366万封信，创造了优异的成绩。在他的事迹的影响与带动下，北京市邮电系统产生了康淑贞、马俊宏等先进工作者。

1957年2月，以苏联邮电部部长普苏尔采夫率领的苏联邮电部代表团到访北京市邮局，提出举行两国首都邮局之间的竞赛。北京市邮局经过研究，向对方提出竞赛条件，即除保证完成任务、提高服务质量等具体要求外，在竞赛中认真贯彻“互相学习、互相帮助、取长补短、共同提高”原则；要求每月自己对竞赛条件进行一次检查，每半年交换一次书面情况，每年底交换一次全年总结，以便互相交流经验。

50年代后期，党中央调整了国营企业领导体制，确定了“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带有苏联烙印，一度开展得轰轰烈烈的“一长制”逐渐从报刊、广播和各单位工作中消失。

四、为人民群众打开方便之门

1953年10月的一天，在银行工作的徐静波到北京邮局东四支局办理汇款，当时汇款是将汇款单用挂号信寄出，信封上须贴邮票。他每月都来邮局汇款，每次都要排队等待，先要到汇兑柜台交款，再去邮票柜台买邮票，最后才能挨到挂号柜台将装有汇款单的保价信函发出去，汇一次款至少要排三次队，通常要花上二十多分钟。有时碰到人多的时候，汇款的时间会更长。这一次他又来邮局汇款，惊讶地发现寄信汇款不用像往常那样排队了，原先营业柜台上摆放的“汇兑”、“邮票”、“挂号”或“保价”字样的牌子换成了“一号”、“二号”、“三号”等标有数字的牌子。坐在柜台里的营业员十分热情地向他打招呼：

“同志，您要汇钱吗？请您把钱交给我。”徐静波感到有些无所适从，营业员解释道：“现在我们的办法改了，随便哪个窗口都可以买邮票、寄信、寄挂号信。汇钱、寄信全是一手清”。这一次汇款，徐静波只用了五分钟。人们对“一手清”留下深刻印象，有人在意见簿上留言：

“这是一种节约时间，精简手续的办法，非常好。”

东四支局“一手清”之前，西长安街支局已总结出一套调整劳动组织先进经验，主要内容是邮局根据业务忙闲规律改进窗口工作，将工作日分为繁忙日（每月3、4、5、18日，共4天）、正常日（全月22天）和星期日（全月5天）三种。每逢“繁忙日”，临时增设一个汇兑窗口，增加人员值班；“正常日”里，寄保价信的顾客在售票窗口买保价信封时，营业员附带问明所寄款数，同时出售所须贴用的邮票，以免寄信人在窗口装钞，并在称重后再来排队买邮票；星期日营业时间相应延长，增加人手。根据市邮局查定组测定，职工工时利用率原来只有22%70%，经过一番调整，所有职工都“忙”起来了。

窗口工作调整后，局里有一项统计，结果是开门后排在第一的用户用时4分钟就可以办完手续出门；第7位顾客用时8分钟；排在第17位的最末一位顾客用时24分钟。

1958年国内开展“大跃进”运动，东四邮电局党支部通过组织职工到全国服务行业红旗单位天桥百货商场观摩学习，在局内开展“为谁服务，为谁劳动”讨论，同时大力改善服务，从多方面便利人民群众，实现服务大跃进，具体措施有：（1）打破陈规陋习，处处为人民群众着想；（2）扫除衙门作风，主动热情地为用户服务；（3）从时间方面便利群众。

有人回忆，当年有一位名叫于洪泽的老职工，曾在中华邮政干过22年，当过邮务佐，人很清高，有顾客问他：“邮票贴在哪？”他不屑一顾地回答：“贴在脑门上。”邮局改善服务以来，这位“老邮政”

放下架子，第一个走出柜台为顾客填写邮政单据。局里还专门编写才一本《东四邮局服务用语手册》。在局内职工中，“把方便送给别人，把困难留给自己”蔚然成风。投递员们主动上门访问，了解用户的需求，为行动有困难的居民代取汇款、包裹等。据资料显示，1958年，东四邮电局在所辖区域建立的邮电服务点达272个，这些服务点是应街道居民要求而设立。服务点大体上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代售处，代售邮票、报纸、刊物；第二类是信报代送站；第三类是民办邮电所。

在各服务点工作的人员都来自单位、企业职工、居民积极分子或普通居民，可称“两条腿走路”或有组织的“民间参与”。50年代期间，东四邮电局先后产生孙凤歧、刁成波、“三秀一廉”（常秀珍、沈秀敏、章秀敏、廉旻）等一批先进模范典型人物。

当年的报刊上，发表过大量介绍东四邮电局经验的报道。

摘录几则：

早年订立的“营业员不准代顾客写字”的陈规，最近被北京东四邮电局营业员在服务态度大跃进中被打破。东四局营业员改善服务的豪迈举动，目前已引起广泛注意。截至3月17日，前去这个局参观的北京、天津、哈尔滨、昌平、丰台等地邮电职工达300多人。北京邮电部门学习东四经验后，有的已有初步成效。天津邮局参观访问团在这个局进行为期一天半的观摩，学习了经验，表示回去后要立即组织推广。

过去，用户进门后，营业员是不主动招呼的；当用户询问时，不少营业员态度冷淡，有时甚至很生硬，解答用户的问题也往往是问一说一，问二答二，问的多了，就不耐烦起来，甚至同用户吵架。现在情况大大不同了：用户一进门，营业员就站起来主动打招呼；态度热情、和蔼；解答问题周到详细，一次交代清楚；用户问该上哪里去办理某种业务，都指明窗口，有时还陪同去找；注意礼貌仪表，衣服保持整洁，工作时也不随便谈笑了。

……

7月10日，科学出版社要寄发三百二十八件精装技术书籍，邮局营业组和投递组的同志就推着小车带着各种工具到出版社去了，只用了三十分钟就把过戳、过秤、装袋、栓牌等工作做完，大大缩短了邮件办理的时间。7月12日，邮局职工又到这个出版社办理了七百多件挂号印刷品和一千多件普通印刷品。这个出版社的同志感动地说：“东四邮电局真是跃进，不愧是全国的模范。”

1958年3月24日，首都邮电职工举行盛大集会，提出“学习东四，开展六比运动”倡议，所谓“六比”是指“比服务态度、比质量、比协作、比效率、比节俭、比整洁”。会上，邮电部部长朱学范在讲话中指出：“北京邮局东四支局由于服务态度的大改变，带动了局内其他工作的跃进，成为邮电部门扫除旧风气、树立新作风的一面鲜明旗帜，成为大家学习的先进榜样。”时任邮电部副部长赵志刚到东四邮电局检查工作时，强调改善窗口服务的重要性，他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营业窗口是邮局的‘脸’！”这一年，东四邮电局被评为全国邮电红旗单位。该局改善服务的先进经验被广为宣传，全市邮电行业提出口号：“学天桥，赶东四”。《人民日报》于6月2日在头版头条位置发表社论《大开方便之门》，表扬东四邮电局。

社论中写道：

邮电部门是面向广大群众的服务部门，邮电工作的大跃进，归根到底就是怎样更好地为国家和人民服务。邮电工作怎样大跃进，怎样更好地为国家和人民服务呢？根据北京市东四邮局等先进单位的经验，根据邮电部四级干部会议的认识，最主要的还是彻底批判“姜太公钓鱼”的业务思想，并且打破在这种业务思想支配下的一系列陈规陋矩，变“等客上门”为“大开方便之门”。

五、建设工地上的流动邮局

1958年3月初，北京市邮局在热火朝天的十三陵水库工地设立了流动服务局，人员由各局抽调，主要任务是为工地建设者提供邮政服务。十三陵水库工程是新中国成立后，首都建设中的一项重点项目，最早的设想由周恩来总理提出。这项工程于1月21日破土动工，仅用半年时间竣工，7月1日举行落成典礼。在修建过程中，来自各行各业近40万人，以及部分在京的各国驻华使节来到水库工地参加劳动。5月25日下午，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和参加中共八届五中全会的全体中央委员来到工地参加义务劳动，消息传出，极大激励了所有建设者。为了赶在汛期到来之前完成大坝修筑任务，北京市委决定发动全市工、农、兵、学、商各方面力量组成义务劳动大军。

整个社会充满积极、向上、热火朝天的气氛，人们将来到水库参加义务劳动作为一种荣誉。

十三陵水库工地方圆40里，每天参加义务劳动的人员多达10万人，变动频繁，工作和生活条件都很艰苦。流动服务局领导重视人员思想政治工作，讨论“为谁劳动”问题，倡导“我为人人，人人为我”

思想。水库建设工地上发生的许多感人事迹使这些风华正茂的邮电人深受鼓舞，他们佩戴臂章、工号，对工地上的各单位上门走访，了解人们对邮电的需求，主动订报刊，卖邮票、信封，收寄信件，办理保价、汇兑、包裹业务等。在工地劳动紧张时，他们主动将当日报纸送到工地的帐篷或宿舍内，满足建设者的精神需求。为了扩大邮电服务范围，他们想了许多办法，除了做到定时主动服务，还与参加劳动的部队、机关、企事业单位联系，依靠社会力量设立临时邮电代办点。

许多工地没有信箱，没有糨糊，使一些参加义务劳动的人员来不及去邮局，只能将写好的信件放在衣袋里。流动服务局的人员一面在工地上出售贴有邮票的信封，一面收寄贴好邮票或没贴票、没有封口的信件。当他们把随身携带的意见簿挂出来，有人在上面写道：“你们还挂意见簿？对你们还有什么意见可提呀？”

有一篇报道描述：

文化部干部苏菲想往上海汇钱，15号服务员蒋心田就代他往昌平去汇，第二天上午把收据送给他。商业部有位干部想买本《新华月报》，在昌平镇上找了好久也没买到。100号服务员张振德设法从北京市区给他买到。……在十三陵水库工程期间，流动服务局开展了生产劳动竞赛和先进经验交流，全局的业务量突飞猛进，当年3月份全局发行报纸40508份，5月份增至104545份。十三陵水库修建总指挥部给予邮电工作这样的评价：“服务得很好，对水库工程起很大的支援作用。”在精神力量高于一切的年代，这样的鼓励是对流动局人员的最高荣誉。

六、生产劳动竞赛

50年代后期，全国掀起“大跃进”的热潮，全民大炼钢铁，“超英赶美”、“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等口号、标语、社论、决心书等铺天盖地，如火如荼，一场轰轰烈烈的大规模群众运动在中国的大地上全面展开。

在北京市邮局系统，先后开展各种形式生产劳动竞赛，从“服务大跃进”，到“两参一改”（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建设郊区邮电网、普及服务点、实行“七报八信”

（上午七点前送完报纸，八点以前投完第一班信）、开展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等。开始时，有一些人对于用群众运动方式来组织生产曾表示疑虑，担心因大规模群众运动而搞乱了生产秩序、降低了邮电通信质量。

从50年代初以来，北京邮电系统先后树立了罗淑珍（投递）、廉晏（营业）、吴佐中（分拣）和东四邮电局等先进典型。1959年，邮电部在成都召开第八次全国邮电工作会议和全国邮电工作现场会，号召邮电企业开展“一条龙”大协作竞赛。北京市邮局根据本局业务开展特点，制定了以“一好（服务好）、两高（质量高、效率高）”为目标的“一条龙”大协作红旗竞赛。在一份由北京市邮局提交的材料中，可以了解到这次竞赛方案的主要内容：

（一）组织形式——全局按生产性质划分为市内运输、邮件转运和电信电路三条“龙”，各条“龙”下面细分不同数量“小龙”；将工作性质相似的部门或支局分别组成“协作区”。（二）三条“龙”根据业务性质分别订有共同保证；协作区订有共同指标。（三）定期举行评比活动；一月一小结、一季一评比；协作区按季评比。

在这场群众运动高潮中，北京市邮局将工作重点放在整顿和健全规章制度方面，努力克服制度松弛、自流现象。他们针对业务制度的学习，制定专门计划，作为经常性工作，并明确规定“约法三章”，即一切规章制度，必须贯彻执行；对待破立要严肃，要根据权限范围办事，彻底消除无组织无纪律现象；建立逐级负责的责任制，发生问题及时汇报。

这一年11月22日，北京市邮局与首都七家报社联合召开全国报刊推广站（员）大会，举行“报刊发行跃进比武”，许多基层报刊推广站代表纷纷登台表决心。

12月23日，“80天全红竞赛”和技术表演赛发奖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邮电部部长朱学范亲自到会，并代表邮电部发表讲话。在这次技术表演赛上，针对生产关键环节确定比赛项目，如营业工作中的“开发汇票”、“收寄包裹”；报纸发行工作中的“拆报”、“套报”、“数报”；投递工作中的“排信”、“装单”、“点交”等，共总结推广400多种先进经验和368项革新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