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五六十年代，人民邮电在社会上享有极高的声誉，承载着广大人民群众的高度信任。邮电系统涌现出来的许多先进人物与事迹，成为广为传扬的佳话。从“一封信，一颗心”、“学东四，赶东四”，到“京津投递工作经验”，使北京邮政成为全国邮电系统学习先进、改善服务的先进楷模，使广大人民群众感受到由“人民邮电”折射出的社会新风尚。

绿衣使者，新邮政的标志。

一、“京津投递工作经验”

50年代初，党和国家大力恢复国民经济，掀起了社会主义建设热潮，各行各业开展“爱国增产节约竞赛运动”。北京邮政作为首都的窗口，创造了一系列先进工作法，进一步提高工作效率，加快邮件处理速度，改善服务质量，在全国邮政系统树立了榜样。

1952年，北京市邮局推广薛慎修的快速投递法。薛慎修是花市邮局一名普通投递员，他在工作中创造了一种缩短投递时间的方法，投递前将信、报整理好，按照院落深浅、街道宽窄等不同情况，与住户相约，投递时在住户门前揿按门铃为号，按一下是平信，按两下是报纸，按三下是挂号信。住户听到了三声铃响，很快就拿着图章出来取挂号信件。对于家中没有安装电铃或一些平日白天家中无人的住户，他主动联系平常家中有人的邻居代收信报。他投递邮件的平均速度从103秒一户，缩短至254秒一户；投递报纸的平均速度从44秒一户，缩短到15秒一户。至于预收的报费，他连续12个月保持一天收齐全街道200多户报费的纪录。

北京市邮局在推广这一做法时，提出的口号是，以迅速、准确为目标，精力集中，改进排信和折报的方法，缩短作业时限。采用这种方法，许多邮递员的工时缩短了20至30分钟。薛慎修受到了北京市人民政府特予的表扬和奖励。

1952年的《人民日报》有如下描述：

送工商户信件和一般住户又不同，靠大街的工商户一般都有柜台，有些工商户的柜台又长又宽，收挂号信时，连找图章带绕柜台走出来，至少需要两三分钟。薛慎修就和他们谈好：当他在喊“信”时，只要手往柜台一指，就表示有挂号信，工商户就赶快取出图章来，收交一封信，最多在16秒钟左右就行了。

东四牌楼邮局（简称东四邮局）始建于1909年，最初的局址在东四六条口，几经搬迁，堪称“中国邮政的活化石”。50年代初，这家邮局已采用“流水作业法”，提高了邮件处理效率，缩短了邮件在局停留时间，享誉全国邮政系统。通常，邮件在“进口”（邮政术语，指邮件到达邮局）后，须经过理信、过戳、分信、排信等工作流程。

过去，邮递员因组织分工不明确，各自忙于自己手头业务，使“进口”邮件不能及时处理。各工作环节之间缺乏衔接，造成邮件在局内停留时间过长。有的邮递员在工作时精力不够集中、纪律性不强，上班时聊闲天等，容易导致出差错。在邮局内部开展的生产竞赛中，各级领导强调了改进工作，提高效率的重要性；邮递员在处理邮件中开始采用“流水作业法”。具体情形是这样记载的：

邮件进口前做好准备工作，所有退信、转信、缴报费等工作都在事先做完并将日戳换好，油墨盒也准备妥当，等候邮件进口。邮件一到局，马上按照固定的分工工作，三个人理信，两个人过戳，四个人分信，全班九个人都有专责（东四邮局共有两班，每班九个人），负责理信的人将邮袋拆开后，首先取出挂号邮件交业务员登记分道，然后倒出平常邮件及印刷品，开始整理，理过一分钟后将理出的一部分邮件交负责过戳的两人去过戳，理信的仍继续理信，一边理一边送给过戳的人过戳。过完戳的信即由分信的四个人粗分。这时全班九个人都在紧张的工作。这三个过程完成之后，九个人一齐按住户道路远近的排列次序进行排道，谁先排好谁先出班。

北京邮局挂号股采取多种方式对原有工作制度和生产作业方式进行改革，实行“交叉互助”，提高邮件处理速度。过去，邮件到达邮局后，由专人负责“开信细分”，须在清单上逐件将信件的出口台或支局名称批注清楚。由于是人工作业，要求负责“开信”人员必须具备较高的业务素质，尤其对于各“出口台”（邮政术语）和各邮政支局所属的街道、胡同名非常熟悉，否则就会影响邮件处理速度，容易造成邮件积压。党组织和行政部门号召职工找窍门，想办法。挂号邮件组想出了更为简便的开信方法，将“开信细分”环节放到“出口台”和“本口台”进行，实行“交叉互助”作业方法，将过去机械的分工改变为按照各班邮件的数量，按实际需要安排、调配人手。由“一人干”，其他人“等活干”、“各干各”到实行“交叉互助”，大家共同干。1952年10月至1953年春，邮电部和邮电工会，以及北京、天津两地市级邮局工会组成联合工作组，分别到北京东四支局、天津元纬路支局、河北大街支局三个支局蹲点后总结了一整套投递工作经验，内容包括投递路线、分堆排信、集体交叉作业、信报合投、点交综合等。1953年5月16日，邮电部和中国邮电工会全国委员会发出关于“推广京津邮件投递工作经验”联合指示。9月19日，北京邮局局务会决定，在全局推广京津投递工作经验以提高投递工作的质量和效率。北京市邮局成立了查定组，及时发现投递员、柜台营业人员创造的先进操作形式，要求做到“三定一保”。“三定”是“定时”、“定量”、“定工种”；“一保”是“职工自定保证条件”。这一时期，北京市邮局推广的先进经验包括：薛慎修的“快速投递法”、罗淑珍的“一封信，一颗心”、东四邮局的“流水作业法”等。市邮局在总结这些先进经验的基础上，提出全局工作“统一操作法”。市邮局工会号召全体职工挖潜力、找窍门，口号是“窍门满地跑，看你找不找”。

二、“一封信，一颗心”

50年代初，在北京的街头，出现了一批身着崭新绿色制服、骑着绿色自行车的女邮递员，引起人们的好奇。她们在上岗前，经过一段时间培训，由老投递员给她们讲解邮政业务常识和从收取信件到送达收件人的邮递具体过程，要求在邮件收发过程中做到眼快、手灵、严细，确保不出差错。接着她们又来到作业线上亲身体验邮件分拣全过程，然后在老邮递员带领下出班实习。当年的报纸在报道中称：“女邮递员的出现在北京还是第一次，同时女邮递员的出现又给新中国的妇女开辟了一条新的工作道路。”

在这批女邮递员中，有一位名叫罗淑珍的年轻姑娘，参加工作时只有17岁。起初，她对自己是否愿意干一辈子投递工作并没有把握，因为有人说，投递员的工作就是数门牌，没有什么出息。她被分配在北京市邮局公安街支局投递组当投递员，负责投递的地段包括东交民巷、西交民巷、南池子、北池子、南长街、北长街。有一次，她给住在西交民巷的一位老太太送信，老太太是文盲，罗淑珍就将信的内容念给她听。老太太听完以后激动地拉着罗淑珍的手连连说道：“你这姑娘太好了！太好了！”这件事，使罗淑珍感到自己所做工作的意义。

每当她到各机关、街道送报纸，人们总是在门口等候，一看到她，人们的脸上充满笑容。她遇到过被邮递员们戏称的“瞎信”，往往因地址不清或有误，导致退回，而她却从不轻易将这些“瞎信”退回，而是想方设法找到收信人。

有一次，她去投递一封信，收信人是西交民巷8号刘益平，她找遍了西交民巷所有带“8”的门牌，毫无结果。于是，她又接连找了几条胡同，终于在平安胡同8号找到了这位收信人。

有一天，罗淑珍收到一封寄自海南岛的信，信很厚，里面有两封信，其中一封是写给她的，信中的言辞很恳切；另一封是请她转给断了联系七年多的老同学翟福来，收信地址是北京市朝阳门外南城根，寄信人是海防战士张从义。然而，朝阳门外并不在她所负责的投递区域内，于是她抽出休息时间，骑着自行车到朝阳门外寻找这位名叫翟福来的收信人。正值夏季，烈日炎炎，她挨家挨户问了个遍，到派出所也查过户籍册，都查不到翟福来这个名字。时间过去了一个月，这封信还是没有投出。她在帮助同事整理邮件时，无意中发现一封寄给北京市工会翟福来的信，她喜出望外，当天下午就冒着雨赶到了市工会机关，确认了这个翟福来就是她要找的收信人。

还有一次，分拣部门没有看清信封上写得很小的字体，错将本应寄往河北景州中学的信分到了罗淑珍所在的支局，支局负责初分的投递员也没能看清地址，将这封信分给了罗淑珍。她很快就发现了这是一封寄往外地的信，立即进行改投。她说：“我不看清绝不出手，我投送的都是看准了的。”她在工作中养成习惯，信件和报纸一定要当面点交；居民住户的信件，一定要喊全名，做到万无一失。遇到有一些邮件地址不全，有大街名称，而没有胡同，或没有门牌，她就耐心寻找，不惜跑冤枉路，千方百计找到收信人。有一年夏天，她一大早出门送头班邮件，突然下起大雨。她没有穿雨衣，浑身都湿透了，可是她将邮件紧紧地包在衣服内，保护好，完整地送到住户手中。

《工人日报》1958年12月4日第3版有一篇报道：“每当罗淑珍去送信件，送汇款时，收件人都很感激她，有的还一直送到大门外，有时罗淑珍都拐弯了，人们还站在门口望着她。”

在热火朝天的工作竞赛热潮中，罗淑珍学习了“京津投递工作经验”后，从1953年3月到1963年底，创造了投递288万件邮件和报纸无差错的优秀记录，曾三次被评为北京市劳动模范，1956年获全国先进生产者称号。当时的报刊上刊登许多关于她的先进事迹报道，标题多为“一封信，一颗心”。这一口号在全国邮电系统迅速传播，反映出邮电与人民之间密切的关系。一直到60年代，她的优秀事迹还经常见诸报端，成为邮电系统的标志性人物，被誉为“人民热爱的邮递员”。

罗淑珍经验主要有四项：（1）准确掌握每个路段的特点和临时变动的情况，做好交接班工作；（2）室内作业要做到精力集中、专心操作、认真复查；（3）室外投递要坚持点交制度，协同收件人共同做好交接工作；（4）投递结束回局后，再把各项手续核对清楚，做好结束工作。1960年，北京市邮局将罗淑珍投递工作经验作为规章制度在全局范围内推广。

在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罗淑珍与同团的着名作家老舍交谈起来。老舍问她：“怎么就想起‘一封信，一颗心’呢？”她将自己在工作中的感受一股脑儿讲了出来。她说，寄信人都在计算收到信的时间，收信人也在等待亲人的来信。老人们的闺女儿子都在外面工作，不放心，就特别盼望亲人的来信。我们手中一封封白纸黑字的信，实际上代表了用户一颗颗焦急盼望的心。老舍听了她的一番话，连称几声“非常好！”然后说道：“我也经常收到读者的来信，但是我不能够每封来信都回。我回读者信的时候，读者却能给我回好几封信，这个我深有体会。你这个说法，我非常能够理解。你提的这个一封信一颗心，寓意很深。”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罗淑珍获得很多荣誉，后来她从一名普通的邮递员，走上了领导岗位，历任邮电部邮政总局副局长、副部长，中国邮电工会主席等职务，当选为中共十大、十一大代表，连续两届全国人大代表，连续三届担任全国政协委员。

三、“一长制”与“生产区域管理制”

1954年，北京市邮政管理局在全局系统开展“一长制”和“生产区域管理制”，自上而下，逐步建立起行之有效的工作责任制度，进一步改进生产，提高服务质量，消灭差错。

由于邮政工作流程与分工特点，劳动组织与班次的安排、各项邮件处理手续制度与各工序之间的衔接等，都直接影响到邮政的可靠、便捷与全行业的信誉，如北京邮局业务处包裹股曾发生过一系列工作上的差错。这主要体现在下面几项：因为工作制度与手续不健全，封发、经转路线不一致造成的邮件积压、差错，人员情绪和工作效率不高，有时会将发往同一地方的包裹发往其他的经转局；不严格执行规定明确的处理包裹手续制度；按照规定，邮政支局周日照常营业，而包裹股却不上夜班，导致周一待处理邮件数量增多，使邮件出现积压现象；由于行政管理人员职责不明、管理制度不健全，正副股长之间、股长与班长之间各自指挥生产，形成多头领导等。

据一份发表于1954年第18期《人民邮电》上刊登的《北京邮局建立一长制和生产区域管理制试点工作的初步总结》列举的事例，反映出由于管理工作落后与疏忽，频频造成工作事故。这份总结写道：

各试点单位的主要问题是管理工作落后于生产需要，存在着严重的无人负责现象，不能具体有效地领导生产，已有的规章制度因缺乏检查监督而没有贯彻，应建立的手续制度无人负责研究建立，所以质量低劣和生产中的混乱情况不易克服，差错积压与失密泄密现象不断发生，并常常造成贪污盗窃的漏洞。例如包裹股发现“无法投递”的包裹后，只是由助理员照例发函查询，三查不复就“暂存”起来。领导人员既未检查，也不了解真实情况，自1951年以来竟积压“暂存”包裹151件，事实上其中当时就可以投递、改寄或退回的有94件。……

所谓“一长制”是在苏联经济和行政部门实行的一种管理制度和领导方法，其内容是授予国家机关和企业事业单位履行职责所必须的广泛权力，同时规定其对工作结果应负的责任，目的是为了加强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的领导，将领导者的管理与群众参与管理协调结合起来。这一体制曾在解放较早、民主改革和生产改革基本完成的东北解放区实行，取得较好成效。新中国建立后，百废待兴，国民经济恢复和大量工业、基础建设项目需要完善的经济体制和工作机制予以保障，如落实生产责任制，明确、细化和理顺企业内党、政、工、团之间的关系，加强行政管理的力量，完善企业管理制度。与此同时，有人对实行“一长制”还是“党委负责制”提出不同意见。不久，中共中央决定在全国范围内推行这项制度，理由是“一长制”符合现代工业大生产特点，适应中国经济建设的需要。

为使“一长制”顺利实施，北京市邮政局首先在八个试点单位进行调整组织机构、配备干部、明确干部任务等工作，建立了正常的工作制度，使生产和管理工作得到改善，许多生产***现的问题得到及时解决；同时，职工的责任心和劳动纪律普遍加强，在职工中形成对工作认真负责、对差错愤恨、自觉遵守劳动纪律、端正服务态度的良好风气。各单位开展的工作包括：（1）整顿现场秩序，改进生产；（2）建立必要的管理制度；（3）贯彻“一长制”与民主管理相结合的精神。

通过整顿，各部门的工作质量和生产效率逐月提高，基本消灭邮件积压或严重差错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