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六年十月上旬：

经过万里转战的工农红军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会师，胜利结束了长征，在中国革命史上展开了新篇章。

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三日至二十五日：

陈昌浩、徐向前奉命率红五军、红九军、红三十军，强渡黄河西征，执行中央军委制定的《宁夏战役计划》。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八日：

由于中国时局颇富戏剧性的急遽变化，党中央、中央军委认为《宁夏战役计划》已无执行可能，准备将河东红军组成南路军（一、二方面军）、北路军（四方面军的四军、三十一军）东渡黄河入晋，进行大规模的战略转移。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一日：

中央正式命令河西部队组成西路军。这是带有根本性的战略变动。西路军为执行新的任务，连日与马家军激战，在重创敌军后，改变北上宁夏夺取定远营的路线，分三路纵队向西进发，去实现《平（番）大（靖）古（浪）凉（州）战役计划》。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三日：

红九军袭占古浪，守敌逃窜，吸引马家军向古浪地区集中，红三十军乘虚向西疾进，先围凉州，后占城西四十里铺，并于十八日克永昌，二十一日克山丹。红五军随后跟进。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六日：

马元海指挥三个骑兵旅、两个步兵旅及四个民团，猛攻古浪。九军急促应战，苦战三日，突围而出，敌我双方均伤亡两千余人，九军军长孙玉清负伤，参谋长、二十五师师长、二十七师政委均壮烈牺牲，九军元气大伤。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九日：

中央电示西路军总部：“你们任务应在永昌、甘州、凉州、民勤地区创立巩固根据地……并可以一部在民勤地区活动……使敌疑我西路军主力由民勤经定远营配合陕甘企图。”

中央要西路军在永凉地区建立根据地的主要意图，是为了造成河东红军与西路军在河西会合的假象，迷惑敌人，调动蒋介石的兵力扼控黄河，以掩护河东主力红军东进或南出，进行大的战略转移。

历史使命，落在西路军的肩头：永凉一线，地处河西走廊的蜂腰部，南面是冰封雪冻的祁连山，北面是腾格里大沙漠，大路两旁是荒凉的戈壁滩，极利于骑兵运动，敌人很容易作到进退“神速”。红军在永凉地区建立根据地，不进不退，不东不西，正好被动挨打，给敌人以进击之机！

这里没有党的工作基础，马家军都是本乡本土，为了保护地盘，必然与我拼死搏战。马步芳提出“宁死一万人，不丢一寸土”的口号，足见其与我殊死战斗的决心。不论从地形、给养、民情、敌情条件来看，都不容我军在此持久立足。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西路军向中央反映在永凉地区建立根据地的困难，用长达六百五十字的电文，陈述敌情我情，请求中央重新考虑西路军的行动方针。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中央立即复电，仍要西路军坚持。电文指出：“毛炳文东撤利于你的发展，主力应准备东进一步，策应河东。”同时说：“远方接济，三个月内不要依靠。目前全靠自己团结奋斗，打开局面……”

这样，西路军只好在险恶的环境里孤军苦斗，与暴烈绝情来势凶猛的马家军鏖战到底。

先是凉州西北四十里铺之战；再是永昌东南八坝之战；三是永昌以西水磨关之战；四是永昌之战；五是山丹之战。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

西安事变发生，中国时局，处在瞬息万变的激烈动荡中。这时，西路军作为一支战略机动力量，随时待机策应河东红军的斗争，甚至还要配合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十七路军的行动。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四日（西安事变发生后两天）：

中央军委电示徐、陈，令西路军“一面争取凉州之补充旅和二马到抗日方面来；一面准备接通兰州和准备以一部适时占领安西地区。总之，西路军是负责奠定抗日后方和接通远方的使命。”

这是既要向东接通兰州，又要准备向西接通远方（苏联），任务是艰巨的。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八日：

中央电示徐、陈：“你们任务应基本的放在打通远方上面，限明年一月，夺取甘、肃两州……除开远方，暂时没有任何力量可以直接帮助你们。”这是要求西路军西进。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日：

周恩来致电毛、朱、张，提出西路军应逼近兰州，同时以一部骑兵向靖远游击。

此时，西路军根据中央指示正准备西进，但中央根据周恩来的电报又指示西路军东返，电文说：“在整个战略方针上看，西路军以东进为有利，只要二十天到三十天内到达静宁、隆德地区，便可与于学忠、王以哲之八个师配合作战，至少可以钳制胡、毛、曾、关，而利我主力在东边放手打仗。张学良极盼你们来，答应在兰州补充子弹、被服。”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当晚二十四时周恩来致电毛、朱、张，指出：“四方面军主力不便东下，仍以留原地并打通安西为妥。”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军委主席团电示徐、陈、军政会、彭、任：“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前途甚佳，西路军仍执行西进任务，占领甘、肃两州，一部占领安西。开始西进的时机及如何作战，由你们决定。”

西路军撤离山丹、永昌地区，根据中央电令，顶着西北高原凛冽风雪冒着零下三十度的严寒向临泽、高台地区开进。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西路军总部及三十军离开甘新大路，进驻倪家营子。当即被敌发觉，马元海于二十九日电告马步芳：“红军大部离开甘新公路进入甘州（即临泽）南的倪家营子，占寨堡四十三处，星罗棋布于周围十里之地，总数约有一万三千余人，确系主力。”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三十日：

红军九军一部攻临泽未下，进驻城东南沙河堡。

马步芳指示马元海，密切注意红军行动意图，作好分割包围歼灭红军的战役准备。

一九三七年一月一日：

红五军攻占高台。

一九三七年一月二日：

西路军总部向军委报告：“如敌无大的压迫，即大部留高、抚（即临泽）休整。如被敌迫，即准备布署肃州，以一部诱敌进展。”

一九三七年一月四日：

西路军又向军委报告：“高台以东人粮极富，以西则甚荒凉，据点少且远，正值天寒，如主力进则齐进，道路、粮、房、敌骑均不许可，打则齐打，亦只有坐待消耗……”建议军委“如何以外力帮助我或以外交武力扼阻二马，或令三十一军、四军过河配合，则我损失必少，任务更易完成，或则我们即均在高台战敌，远方物资用外力送下，亦属必要。”并表示“西路军抱最大决心克服空前困难，不怕牺牲，照前电完成任务。”

显然，西路军向中央提出的建议是不可能实现的。

一九三七年一月五日：

军委电令西路军：“即在高台、临泽地区集结，暂勿西进。全军集结于两三点，大力训练，伺机消灭敌人。”

一九三七年一月七日：

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对西路军行动方针向军委作如下分析和建议：（一）西路军单独在高台、洪水行动一到两个月，争取灭敌一部，但欲迅速与彻底消灭属不易，这不能不使西进困难；（二）东进在目前无敌有利条件下较易做到，如果延搁根本大计，滋长二马之力而后击之更不易；（三）我处倪家营子到洪水约一百九十里，沿途粮、房便利，洪水到北大通三百六十里，必须三天露营……非万分必要时，不轻采取。西路军暂时在原地行动，重要是灭敌西进……”

一九三七年一月七日——八日：

中央军委两次电示西路军：“动员全军在临、高地带，消灭敌人来完成创造根据地任务……切勿分兵去安西。”并进一步说明，“并没有变更你们的基本任务，也没有要你们久停不进，仅要你们暂勿西进。”

一九三七年一月八日：

张国焘个人署名致电西路军将领，主要内容是：“蒋回南京后亲日派扣张并向西安进兵，目前整个战略中心是巩固张、杨部队和红军的联合，在西安附近击退亲日派所领导的进攻，稳定抗日派，争取中间的动摇派别，求得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实现。这种方针是正确的，并已得到中外舆论的同情……目前西路军是处在独立作战的地位，要达到创造甘北根据地和接通新疆的任务，必须击退二马的进攻，消灭其一部，在临泽、高台、甘州地区站住脚跟，如此远方接济才能到手和更有意义，对于西北整个局面的配合才更有力……军委对西路军的指示是一贯正确的，对西路军是充分注意到的，不可能经常提供给情报，因为xx电台声音过小的缘故，如果还有因过去认为中央路线不正确而残留着对领导的怀疑，是不应有的。应当在部队中，特别在干部中，提高党中央和军委的威信。”

显然这份电文不是指示，而是解释与劝导。

一九三七年一月十二日：

西路军集结在临、高地区后，马步芳、马步青部五个骑兵旅、两个步兵旅及炮团、民团，在飞机配合下，蜂拥而至，在前敌总指挥马元海指挥下，先以一部分兵力钳制倪家营子地区西路军主力，而后集中力量猛攻高台，红五军苦战至一月二十日，惨遭失败，军长董振堂、政治主任杨克明、师长叶崇本以下两千八百名红军指战员，除个别突围外，全部壮烈牺牲。

一九三七年一月二十四日：

敌人于一月二十日占领高台后，气焰嚣张，当即回军猛攻临泽。临泽红军激战三日。一月二十四日临泽失守。突围部队集中于倪家营子，同时，九军也撤离沙河堡，到倪家营子集结。至此，西路军一万余人，全部集中在倪家营子四十三个屯庄里。于是，在倪家营子地区，敌我双方，展开了历时二十余天的浴血苦战。

一九三七年二月二十一日：

西路军面临着极为险恶的前景，孤军奋战有耗无补，伤亡日增，敌人却有充足后备力量，攻势不断加强，西路军召开军政委员会，在中央不能派兵来援的情况下，提出自救东返的主张。于是在二月二十一日突围东进，急速向西洞堡、龙首堡一带转移……于是就发生了一九三七年二月二十三日下午，在风雕群落中的那场激战。

一九三七年二月二十三日下午，马元海发现自己原本是一场虚惊之后，第二天投入了他的宪兵团。红军并没有像马元海判断的那样，在寨堡屯庄中恭候他来进攻，而是用杀“回马枪”的战术，给予迎头痛击，把宪兵团全部歼灭在西洞堡北面坦阔的戈壁滩上。

当战斗接近尾声的时候，陈昌浩和总指挥仍然站在龙首堡大地主张龙官屯庄的小白楼上，用八倍望远镜视察着战场。

夕阳西下，酸风射目。陈昌浩将大衣皮领竖起，侧着身子，以抵御迎面袭来的凛冽寒流。他忽然想起了古代的一首边塞诗，忘记是谁的了，只记得两句：

明月如霜照白骨，

恶风卷地吹黄沙。

这些极尽悲壮的诗句没有给他带来凄苦之感，反而使他兴奋起来。一种夺取更大胜利的渴望在他心中燃烧，萌生了一种久已期待的激情。放下望远镜，他转身对站在他右首的总指挥说：

“今天取得了比昨天大得多的战果……是一次带有决定性的胜利！”

总指挥对“决定性的胜利”颇有异议，但他并不直接反驳这种顺口说出来的话，只是说：

“这一仗，对马元海是个不小的打击，有利于我们东返……”

“这个打击给我们带来了转机！”陈昌浩明显地表示出他想的与总指挥想的不一样，“我们可以重新考虑我们的行动方针！”

陈昌浩突如其来的设想，使总指挥颇感意外，这不过是一次战斗胜利，并不是决定性胜利，有什么可以改变行动方针的必要呢？他想：这只不过是陈昌浩被意外的胜利所振奋，顺口说说而已。镇定沉稳的性格使他并不急于表态，也不跟他争辩，只是默默地注视着战场。

陈昌浩并不在意总指挥的不置可否的沉默态度，也不再注意胜负已成定局的战场，他目视空阔的旷野，全神贯注于自己的思绪：

他的思绪并不遥远，而是目前战斗胜利引起的一种想象。他的面前，蔚蔚青天，漠漠荒野，皑皑雪峰，是一望无垠的屏幕，挥师杀回倪家营子的壮阔场景，一幕一幕在他面前展开。千军万马像喧腾的巨流，步兵行进，骑兵驰骋。他仿佛听到了蹄踏戈壁的哒哒声。

这个意念，似乎是突如其来，事实上早已潜隐在内心深处，形式上是来源于纯军事的思考，实质上却是出于政治上的顾虑。

陈昌浩已经认定自己的设想切实可行，便决心把它变成实际行动。他需要得到总指挥的支持。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兴冲冲地说：

“好啦！一出威武雄壮的戏剧落幕啦；气候也越来越冷了。‘疾风冲塞起，沙砾自飘扬，马毛缩如猬，角弓不可张’，鲍照对塞外寒冷的体验是很深的！咱们下去暖和暖和吧，我想，应该杀回去！”

“杀回去？”总指挥猛回头盯视着军政委员会主席。这个决定太出乎他的意外了，好不容易突围出来，刚刚把握了一点战场主动权，怎么能重投罗网再进重围呀？

“咱们下去再谈吧！”陈昌浩似乎料到总指挥准会反对，便率先沿着梯坎走下塔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