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胜利之后比失败之后更为繁忙，陈昌浩和总指挥从塔楼上走下来后，就被司、政、后的领导者包围了。他们立即投入了千头万绪的军务中：

重新布署防务，筹集粮饷，调整干部，安排伤员，处理俘虏，分配战利品，休整宿营……一切都在零乱而有秩序中进行。

如果陈昌浩不再提出重返倪家营子的主张，总指挥是不会主动找他辩论的。因为事关奇重，总指挥在处理日常军务时，心中总有一种牵挂，陈昌浩的“杀回去”的主张给他心理上造成深深的潜忧。

繁杂的军务，两个小时就安排妥了，有许多未了事宜由部门首长——参谋长李特，政治主任李卓然，供给部长郑义斋去分头处理，他们都是经验丰富办事干练的人。尽可以放手让他们去全权处理自己职权内的事。

军政委员会的正副主席需要沉静下来进行决策。

张龙官的客厅非常宽大，警卫人员已经生起了炉火。

战略决策既是简单的，也是困难的。

就像手中举着一个棋子，这是关键的一步，关系着全局的生死。

首先是对敌我态势的争辩，这是决定东返还是西进的前提。总指挥认为这个胜仗并没有改变敌强我弱的基本态势，绝不能为这个小胜所眩惑，错误地估计了形势。

这个态势本来不难明白，马家军在河西走廊的参战部队约计六万八千余人。溃散一个骑兵旅，丧失一个宪兵团，并不是了不起的损失，而且他们还会很快得到补充，我们却只有一万多人，非战斗人员占了将近五分之三，况且，我们是无后方的孤军，有耗无补，即便勉力支撑，也不可能持久。

这种对局势的利弊权衡，对敌我态势的判断，在一个统帅的作战活动中，占有特殊的地位。有人把这种判断称为直觉，很像文学艺术上的灵感。这种内在的洞察力和感知力的强弱，就成了具有同等军事知识和经验的将领，高低不同的分野。直觉，这就是通常所说的那种军事才华，那种能够临机应变的素质。

陈昌浩虽然热情、勇敢、精明、干练，并且自从他担任红四方面军总政治委员和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以来，一直握有大政方针的决定权，但他在军事上却缺乏这种感知力，他不是军事天才！他的才能，不在军事方面。

不管陈昌浩有多少固执，总指挥的分析是有说服力的。陈昌浩迟疑了很久，才说出他们必须回返倪家营子的另一个原因：

“我们这次东返，是出于自救，但是，中央并没有明令我们这样做……”

“可是，中央有许多电文是要我们‘以便利击敌保存实力为目的，行动方针由你们自决。’我们应当根据实际情况作出决断。”

“我们现在主要问题是取得中央的信任。”陈昌浩向火池子里加了几块木柴，腾起的火苗映照着他脸上的凄楚的暗云，他的脸苍白中带有浮肿，反映出内心沉重的潜忧，“我想我们给中央的某些电文是不妥当的，很容易引起误解……”他只觉得自己的心就在火池子上烧烤，忍不住站起来，走到门口透口气。

“你指的是哪些电文？”

陈昌浩回到火池边，缓缓地坐下，揉着胸口，似把心头某种痛苦揉碎：“比如我们一月四日的电文，说高台以东人粮极富，以西则甚荒凉，据点少且远，正值天寒，如主力齐进，道路、粮、房、敌骑均不许可……中央会不会认为我们愿意东返而不愿西进呢？”

“我们讲的全是实情。”

“这里的实情，中央很难了解，也许认为我们有倾向性呢；接下来，我们向中央提出的建议更是欠妥的，我们要求三十一军、四军过河配合，则我损失必少，任务更易完成……这样，我们等于要求把四方面军的所有部队开到河西来，……我们忘了四方面军跟着张国焘另立中央所犯的错误，这是最最敏感的……中央会不会怀疑我们又要独断独行，把四方面军集中到河西，再来一个独立行动，把我陈昌浩看成张国焘第二呢？”

总指挥的心不由地咯噔一沉，缓缓地说：

“这是一种多虑吧？”

其实，他知道这并不是多虑，而是他平时很少去想就是了。此时，他盯视着火池里柴节燃烧时爆裂的火花，仿佛看到自从一九三五年六月，一、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后直到目前，粘滞在这段空间里的混浊的沙尘。

“你想想中央对我们的批评吧，当我们提出如果上级不派四军、三十一军四军、三十一军都是原来四方面军的部队，西路军指名要这两个军过河西援，不能不引起某种联想。来援，西路军则难以完成西进任务时，中央是怎么指示我们的呢？我可以一字不差地背出来：‘依据你们自己与当前敌人力量对比情况，依据国内与西北的环境，如果蒋介石不能或不愿停止二马向你们进攻，又不愿主力红军派兵向你们增援，则你们唯一的方针，是调动敌人，寻求机会逐渐削弱之与各个击破之。’继而严厉地批评我们，“你们对过去所犯的政治错误，究竟有何种程度的认识呢？何种程度的自我批评与何种程度的转变呢？我们认为今后的胜利是与过去政治错误的正确认识与彻底转变是有关系的，……你想想呢，我们向中央提出的一切困难，都被视为缺乏自我批评精神，视为坚持过去的错误。”

陈昌浩苦恼地向火池子躬下身去，两手在火上翻弄，似乎以此在驱散心头的寒冷，减轻背上的重负，但热烘烘的火池，烤不化他心头上凝结的霜花。

张龙官客厅里的一切红木家具都隐在暗影里，闪着猪肝色的幽光，唯有挂在侧面墙上的飞天大壁毯，在幽暗的朦胧中，给人一种超然物外，飘飘仙去的幻觉。

一时间，他们都沉默无语。

总指挥只是一袋接一袋地吸烟，他用惯了旱烟袋，即使有卷烟供给，他也把它拆碎抖进烟袋荷包里用旱烟袋吸。这个朴实无华的烟袋荷包，寄托着深隐的感情，这是一九二九年底他跟程训萱结婚时，妻子连夜给他缝制的。正像当时歌词里所唱的：“一针针，一线线，缝尽爱和恋。”

陈昌浩似乎承受不了沉默的重压，仰起脸来，又缓缓地说：

“再从张主席（指张国焘，他说顺了口）一月八号给我们的电文看，中央对我们的成见是很大的，现在，我不知道他的处境如何，可是你仔细琢磨琢磨，他向我们强调什么呢？强调‘军委对西路军的指示是一贯正确的……如果还有因过去认为中央路线不正确而残留着对领导的怀疑，是不应有的。应当在部队中，特别在干部中，提高党中央和军委的威信。’这就是说，我们的一切不符合中央指示的想法，都被视为对中央正确路线的怀疑，都被视为坚持过去所犯的错误，我们所有的挫折和失败，都被视为对过去的错误没有认识、没有转变、不坚决执行中央指示有关，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办？你总是强调独挡一面的高级干部执行上级指示必须从实际出发，不能机械地盲目地执行上级指示，好像可以‘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实际上，说句牢骚话吧，也只能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了！”

说完又沉重地垂下头去，他的一直挺拔的脊背弓了起来，脸上阴云密布，胸中雷电交作。

总指挥感到陈昌浩个人的包袱的确背得太重了，长征期间，他曾经是张国焘错误路线的积极支持者，现在又身负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的重任，中央又把西路军的行动与过去的错误联在一起，他的顾虑自然要比别人多，他只能唯命是从。

但是，这种唯命是从并不是真正坚强的党性，而是一种变相了的“自私”，置千军生死于不顾，不敢坚持正确的措施，不敢实事求是。

总指挥在红军优秀的将领中，他的性格是独特的，他不是叱咤风云、森冷严苛、临敌生威的那种猛将；他镇静沉稳，谦和自守，不求显扬。知识才华含而不露是他的品格特征。

他平时很少说话，总是身体力行，说起来也总是慢声慢语，却简洁中肯，他几乎没有发火的时候，像一个慈祥和善的兄长。他不与人争高下，善于忍让。

他外柔内刚，是个山崩于前地裂于后面不更色的人，在部队中他是享有很高威望的优秀指挥员，他理解陈昌浩的苦衷，但事关全军的生死存亡，他不能不据理力争了：

“昌浩同志，我们都是共产党员，坚持真理，是我们入党时的誓言，我们应该认识到对上负责和对下负责的一致性，只有对部队负责，才是真正的对上负责，面对千军生死存亡，我们个人的得失算得了什么呢？”

“不，关于我们的行动方针我已经思虑很久了。”陈昌浩猛然站起，在客厅里踱了几步，一种蚀骨的哀愁反映在他的浮肿的脸上，叹息了一声，重又坐到火池子旁，凄然地望了总指挥一眼，“你还不知道吗？中央把西路军当作一支机动的战略力量，忽而令我们向东，忽而令我们向西，忽而令我们停止，都是因为全国局势的变化所致，问题在于我们并不了解全局，或者说不够了解全局，这是一；

“这次胜利不管是否是决定性的胜利，我们总是有了很大的缴获，有了很大的补充，比在倪家营子苦战二十多天的收获还大，损失却微乎其微，全军精神振奋，信心大增，这是二；

“在没有中央命令的情况下，由于形势危急，东返自救，这能不能成为理由，我很犹豫，就像一个为了全局胜利而派到一个山隘口上打阻击的部队，只能与阵地共存亡，而不能因为损失过大就撤出阵地……这是三；

“中央给我们在肃、甘、安建立根据地的任务显然没有变……这是四……”

总指挥为之动容了，他的低沉的声音里有一种内在的冲动：“昌浩同志，你说的全是需要，不能说不对；而我想的却是可能，我们现在人困马乏，还有什么力量建立根据地呢？我再重复几句，我们好不容易突围出来，回去不是自寻灭亡吗？”

总指挥很少这样激动过。

“我们不必再争了，”陈昌浩和缓地说，“明天召开军政委员会再来讨论决定吧，让我们再想一想。”

在总指挥起身的时候，陈昌浩想起了一件事，需要跟他商量：

“安宝山回总部来了，他带来了一个骑兵小分队，这次作战胜利，他们勇敢机智的配合，起了很大作用，你看怎么安排他们的工作？”

“你先找他谈谈吧，我们的几个主力团的干部没有配齐，请组织部统一考虑一个意见，报总部来批一下就行了。我们还是应该好好休息一下……我也希望明天的会议不要拖得太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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