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料：

我军重返倪家营子后，马家军的围攻越来越猛烈。这里已被敌人洗劫一空，围墙房屋仅余断垣残壁，给防守带来极大困难，经过七昼夜的血战，我军伤亡惨重，待援无望，西路军已面临全军覆没危险。军政委员会一致决定再次突围，沿祁连山转移。

在总部命令全军从倪家营子向祁连山北麓三道流沟一带突围前，四十三个村屯已是处在被分割的状态。全军大部队突围后，倪家营子的零星战斗并没有停止，许多星散班排，各自为战，与洪水般涌入的敌人，展开逐房逐屋的最后战斗。这种毫无胜利毫无生还希望的战斗，是残酷的也是伟大的。

安宝山接到二营营部的电话，五连还剩下一排人，被敌分割包围在刘家屯无法突围，请求派部队接应他们出来。还没有等他作指示，电话线就断了。

二营电话里提供的情况不确，五连被围在刘家屯的不是一排，而是九名指战员。他们没有接到突围的指示，被困在一堆房屋的废墟里。

在黎明前的黑暗时分，他们听到了狂烈的冲杀声，活在废墟里的指导员潘义山判断出这是大部队突围的迹象，但他没有接到命令，不能擅自行动，因为他们这个据点是当作一颗拔不掉的钉子插在这里的。

他们配备了最好的武器，子弹也最充足，到重返倪家营子时，全连还有九十三个人，虽然没有公开宣布，平时大家也不挂在嘴上，但是，谁都明白，五连是主力师、主力团、主力营中的主力连，是英雄中的英雄，是利剑的剑尖，是具有光荣传统的英雄连。

这些话谁都没有说，只是在长征途中包座之战，强攻固守在大戒寺后山高地的胡宗南四十九师的最后阵地时，师长向他们连喊道：

“那是一颗铁胡桃，你们五连就是钢门牙！”

果然，这颗钢门牙咬碎了那颗铁胡桃。

这次，师长又说：

“刘家屯是插在阵地前沿拔不掉的硬钉子！”

五连这颗钉子直到全军突围没有动。

七昼夜的苦战，九十三人还剩了九人。去跟营部联络的通讯员倒在返回刘家屯的中途，一排子弹像黄蜂似地扑到他的身上，他几乎没有感受到任何痛苦，在倒地后的一秒钟里就溘然而逝了。

西路军大部队突围之后，带走了敌人的主力，他们倾全力尾追不舍，涌进倪家营子的是大通民团、张掖民团和循化民团。他们对倪家营子不熟，刘家屯废墟尚没有处在他们搜索的罗网之中。

一九三七年三月六日早晨，黄澄澄的阳光从射击孔和裂隙中，强劲地劈入废墟的昏暗，直射着尚没有完全坍塌的土炕和墙壁，在明亮的光束中飞动着飘荡着黑芝麻似的灰尘。

这时一支枪口从射击孔中伸出去，一只颤抖的手轻轻地将无名指（他的食指和中指均被打断了）伸进扳机护圈里。

“别开枪！”

这是指导员的命令声。

那只扣扳机的手停住了，但很不情愿。

“能打中他，我认准了，那是个指挥官！”

“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准开枪！”

指导员的脸色憔悴得可怕，身上满是血渍。如果不是他在包座之战中身先士卒，他将被视为怕死鬼了。这一点，他从几个人的眼神里看得出来。

目前处境是一目了然的，只要从裂隙中望出去，遍地都是民团，他们有的在吃早饭，有的在休息，有的在拣胜利品……还没有开始大规模地搜索战场。

这支遗留在废墟中包括三个重伤员在内的九个人，就像大潮退后留在小水洼里的鱼，前程是可以预见的。

问题是毁灭的方式，毁灭的时间，毁灭时的精神状态。

半坍的炕上躺着五个人，三个伤员，两具尸体，连长牺牲在废墟外面的三十米处。他们还能清楚地看清他的脸，他的脖颈上有一道很深的刀口，那是马刀砍的！尸体布满了焦黑的阵地，马蹄踏起的是黏稀的血泥，人人对于这种阴森可怖的景象，早已见惯不惊了。

在废墟的有限的空间里挤坐着六个人。

袋里没有粮，壶里没有水，硝烟、血污、汗酸、大小便，混合成了使人窒息的呃呃欲呕的恶味。伤员的痉挛与呻吟，周围狂呼乱叫的敌人……阳光下升腾的血红色的雾霭……远去之后不能再回的战友……构成了一幅令人难以承受的绝境。

“指导员，我们还等什么呢？……”还是那个断了食指的射击者，发出了责备似的质问。

“……”潘义山紧咬着干裂凝血的嘴唇，不作回答。他回答不出在等待什么。

等待战友们来接应？就是傻瓜也不存在这种幻想。等待灯油耗尽坐以待毙？这有多么窝囊！这是任何人都不愿接受的，他们都是从长征途中杀过来的战士，都是英雄，等死不如拚死！等待敌人搜索到身边，甘作俘虏以求生存？这更是不能容忍的了！

“指导员，冲出去！早拚死早痛快！”

“对对！活受罪，不如拚了好！”

这个意见占了上风，潘义山如果不作出明确的使大家满意的回答，他的威信和权力就丧失了，在这种气氛下，只要有人带头喊一声“同志们冲出去啊！”他是制止不住的，到这种时候，谁也不会听他的命令了。他的第一个最鲜明的念头，就是唤起大家对生的欲望，对生的追求：

“同志们，革命，需要的是英雄，需要的是火种，不是莽汉！冲出去一死了之，死个痛快，这是懦弱还是勇敢？”

“不怕死当然是勇敢！”

“……”那个断指的战士动了动嘴，却没有出声，他觉得这是一个值得再仔细想一想的问题。

指导员用严厉的目光，扫视着所有人的脸：

“在幸福的环境里，活着容易去死难；在难以忍受的环境里，死去容易活下来难。受不了苦难的折磨是脆弱……”

“那怎么办呢？”

“我们要坚持到最后，即使活出一个人去，也比拚光了好，也是胜利，也会有人出去告诉人们，说明我们这九个人是怎样战斗过的！”

潘义山是个善于思考的指导员，他通过多年的观察，深深懂得：当人们为绝望情绪所压倒而产生出一拚了之的冲动时，是一种明强实弱明坚实脆的反常心理，是生的欲望灭绝之后的反应，就像一个强烈追求不到的东西，转而鄙弃它一样，是一种自暴自弃。他要把人们在绝望时的求生欲望之火燃烧起来。

“我们还能活着出去吗？”

“为什么不能？”

“那就看谁的运气好了！”

“我参加红军时，妈妈给我挂了个护身符。”说这话的是重返倪家营子时，要把马尾巴带回家当掸子的架线兵，“她说我有神仙保佑……”

所有人从死亡的重压下活转来了，眼睛里闪出一种希望之光，甚至出现了些许轻松的气氛。潘义山的话收到了“望梅止渴”的效应。他说：

“现在我来检查咱们的实力，包括身上的刀枪、弹药、食品和自己的体力。我第一个先报：

“潘义山，驳壳枪一支，子弹五发，烤马肉一块。只有三处轻伤，不妨碍行动……”

除了三个重伤员外，其余六人全都负有多处轻伤，但都能行动。除指导员的实力外，尚有步枪两支，手榴弹两枚，鬼头刀一把，刺刀两把，子弹四发；干炒面半袋，红枣一袋，马肉数块。

“很好。”指导员用充满信心的语调说，“如果量力分配武器，每人都有，我们还是有战斗力的！”

“指导员，敌人在集合……是不是突出去！”监视敌人的哨兵报告说。

“不行！现在是白天，在戈壁滩上，一眼望到十几里外，骑兵几分钟就追上我们！必须等到晚上。”潘义山说得斩钉截铁，“现在我重新调配武器。”

他命令那个缺了两个指头的战士，把步枪交给架线兵。架线兵宁肯要一颗手榴弹，他同意了。

太阳越升越高。倪家营子四周全都是此起彼伏的枪声。

潘义山的判断和决定是正确的：敌人集中之后，除留下部分打扫战场外，主要力量是搜捕四散的突围者，敌方主力跟随我方主力向三道流沟方向去了，追捕四散在旷野里的突围者们的任务，就落在这些民团身上。他们骑兵不多，这是少数星散突围者尚可以“漏网”的唯一的机缘。

潘义山拿出了笔记本来。

“我们九个人，属于原来五连的只有三人，其他都是不太熟悉的。现在，我有个提议，每人把自己的姓名、职务、家庭地址讲出来，我写在一张纸上，抄成九份，每人身上带着一份——当然，还可以说说自己的愿望，只要有一个人活出去，就能把我们九人的情况带出去，交给组织，将来我们每个人的愿望就都有实现的可能……”

“若是落到敌人手里呢？”

“我们已经没有秘密可言了。”

“我赞成！”

“指导员，你先说，我们学你的样！”

这几乎比任何故事都具有诱惑力，“愿望”，这是每个人心头的秘密。在面对死亡的时刻，每个人的愿望不会是一样的吧？

“那好，我先说……”指导员稍稍沉思了一下，“我是湖北省黄安县武成乡潘家店人，一九一三年生，一九三○年参加红军，一九三一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历任班长、副排长、排长、副连长，现任八十八师二六三团二营五连指导员。

“我家里有父亲母亲，还有三间茅屋。我的妹妹在我十岁那一年卖给了一家财主当丫头，革命时，地主带着她逃到武汉去了。我曾想在革命成功之日，能把妹妹找回来，能把那三间东倒西歪的茅屋翻盖成新屋……大别山的人民都过上好日子。没想到两年后就离开家乡到了川陕边区，那里比大别山还苦。长征，跑遍了半个中国，没有一处不穷苦……现在又到河西来。

“我不知道革命什么时候成功，也不知道穷苦人什么时候过上好日子，我们村里出来了三十多个青年人，据我知道的，已经牺牲了二十三个。要说我有什么愿望，当然是革命成功，人民过好日子；再就是找到我那妹妹，父母能有个安乐的晚年；我今年二十四岁了，在我们山区早就该结婚抱娃子了，我有个未婚妻，是和我们家一样穷的人家，她现在在哪儿，我也不知道……

“现在，我的最后的愿望，就是能把你们带出去！”潘义山叙述得很平淡，但他看了战友们一眼，眼圈突然红了，“可是……”他没法再说下去，就不合文法地打住了，哽咽似地说，“下一个，谁说！”

大家隐隐意识到，这种留言式的谈话，事实上就是最后遗嘱。

“我叫张荣新，”那个断掉两个手指的战士说，“四川达县人，今年十九岁，战士。”

“家庭住址？”潘义山停住记录，打断他说，“说不定有人会到你家看看你的父母双亲的！”

“我没有家，也没有父母……”

“怎么会呢？”

大家等待他说下去。

张荣新的脸憋得血红。他的身世是很复杂的，但他不能说。他的父亲是个猎户，刚娶了一个在山区里称得上标致的妻子，在他进山时，被当地的恶少奸污了，后来生下了张荣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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