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尔布藏木的毡包很大，房架由十二个折叠的哈那（壁龛）组装而成（最小的蒙古包只有四个哈那），直径大约在五米上下，这就等于一间近二十平方的住房。包的中央是土石砌成的炉灶，还有可以放碗筷的锅台。炉灶四周铺着毛毡，毡上还铺了牛皮。

在毡包的正面，放置着一张脱了漆的红色长方矮桌。在进门的左首，放着一口红色木箱，上面有描金的图案，箱上放着折叠成长条的花被。右角则放着橱柜、奶桶、木桶、面盆和其他日常用具。

按蒙族习俗，入门的正面和左面为家中长者和宾客坐寝之处，跟汉族正面左首为上的习俗近似。

从包内的陈设看，诺尔布藏木是个多口之家，属中等生活水平。当我们突然而至时，他家的其他成员赶着牛羊进了深山，他因为年事已高，看上去不下五十岁，留在包里看家。

我们坚持让诺尔布藏木坐在正面，虽然我们是宾客，但他却是长者，这种尊敬使他很为高兴。

我跟张干事坐在他的左首，艾仁青、诺尔布特力坐在他的右首。我们每人面前摆了一碗奶茶。

我在桌上放了两块银元，说，跟我们同来的还有九名战士，他们还都在包房外，能不能也给他们每人一碗。

显然，这个提议稍不得体，好像提醒主人，忘记了在风雪严寒中的客人；那两块银元似乎也不太得当，等于在主人脸上扇了一个耳光。诺尔布藏木的脸拂然变色，说了一句蒙语，我不太懂，但意思是明白的；

“我是招待尊贵的远方来客，而不是开店卖茶。”

我急忙解释这是红军的纪律，有失礼之处，请他包涵。

诺尔布藏木让艾仁青提着奶壶拿着一只木碗去犒劳侦察班的战士们。回来问我，可以不可以把他们带到自己的毡包里去。

我叫张干事去作安排。一说出嘴我就后悔了，我很缺乏盘腿打坐的工夫，有些酥麻，我应该借此去活动活动腿脚。张干事大概跟我一样，立即起身钻出了毡包。

这场令人难受的小小误会，反而表明了各自的诚心，诺尔布藏木脸上曾流露过愧悔之情，觉得刚才那句话有些过分。但桌上那两块银元却特别刺眼地摆在那里，像一张尴尬的脸，谁也不愿理它。

我总是千篇一律地向他们宣传红军的宗旨、红军的纪律……他们不相信世上有这样的军队，木然地听着，猜测我们所做的一切是不是一个高超的骗局，欺骗他们把深山里藏匿的家人牛羊财物召回村后，我们再来个一网打尽。

他们不理解这样好的一支军队为什么还会失败，更不懂得我们开到冰封雪冻的祁连山来是何目的！

向他们解释合作抗日？他们似乎知道日本鬼子强占了东北，抗日不去东北，反而到没有日本鬼子的西北来做什么呢？

向他解释打通国际路线？为什么要取得外国的支援？……在极端闭塞的“寒尽不知年”的深山中，他们是无法理解这些道理的。他们弄不清谁是谁非，只关心自己的牛羊不被掠夺，自己的和平生活不被破坏，自己的家庭不被侵扰……

他们注重实际，几段干干巴巴的道理，无法使他们放弃猜忌和戒备之心。

当我说到旺迪登巴要我们到考克赛来时，诺尔布藏木的眼里才闪出了亮光。

“他是我的朋友！”

诺尔布藏木的汉语说得比旺迪登巴还熟练一些，这使我非常高兴。我们可以交流思想，但对他当向导不抱希望，他太老了。

我把沿途与旺迪登巴的交情说了一遍，并把他脚踝扭伤的情况告诉了他。

“真的？”诺尔布藏木表示出由衷地关切，“我能把他送回家去，我还要喝他的喜酒呢！”

张干事看到包房里有一把马头琴，他忽发奇想，唱了几句蒙古民歌。

正像古成语里说的：明珠弹雀不如泥丸，白璧疗饥不如壶餐。我讲了一大通革命道理，不如张干事几句半通不通的蒙古族民歌。也不知他是在哪里学来的。

歌词内容我无法听懂，大概是“情似高山长流水，朋友来到我身边”之类，不是音调不准，就是歌词有误，引得三个牧民哈哈大笑。这就像对不相识的人递上了一只烟，捧上了一杯酒，感情立即发生了共鸣。

猜忌戒备的气氛一变而为热情友好起来。

我向他们保证红军秋毫无犯，有可能为充军粮购买他们的牛羊，如果有青稞就更好，保证公平交易。

他们答应帮忙，但我所发愁的是向导，从他们三人中我找不出合适的人。

张干事的一首蒙古族民歌价值是无限的，这天中午，我们先遣小分队吃上了一餐青稞粥，这是我们进祁连山来第二次吃到粮食。

黄昏时分，部队到达考克赛。

当旺迪登巴被我们一个身强力壮的战士背到诺尔布藏木的蒙古包里时，三个藏族同胞先是惊讶而后深深感动了。

他们曾记得在五年前，有个叫森木多的牧民被一伙匪帮拉去当向导，后来怕他泄露匪帮的行踪，就把他杀了。

旺迪登巴的脚肿得像娃娃枕头，青紫色，没有十天半月恐难消肿下地。

诺尔布藏木把他放在自己的毡褥上，吩咐诺尔布特力回他的包房去取烧酒。

“你这是怎么了？老弟！没有伤着骨头吧？”他关切地问。

“军医说没有……”

“那就好，别看肿得很大，不几天就会消下去的，我用火酒给你擦……”

“谢谢！我睡到你的包房里这是第三次了……你还没有见过我的新房呢……”

“这回好了，再难离家也得去了。”

“为什么？”

“你当我放心让你一个人回去吗？”

“不！我要拜托你一件事！你要答应我……”

“哪怕十件……”

“红军，是天下顶好的队伍，你要替我送他们走出祁连山。”

“应该找年轻人，我老了！再说，谁来照看你呢？”

“我自己能照看自己。”

“不！我不放心。”

“别人没有到过安西和敦煌……”

“有人去过阿木里，还有柯萨尔，他们都比我小二十多岁。”

“不，只有你去，我才放心。红军不能在这里久住，明天又要起程……”

我知道部队借购买牛羊盐巴的机会，在这里休息一天，却没有插断他们的对话。我认定诺尔布藏木不是向导的最佳人选，反倒觉得他推荐的两个年轻人更可靠些。

旺迪登巴是个周详的人，若是诺尔布藏木不合适，他为什么宁愿舍弃密友对自己的照看而敦促他西行呢？他们这番话颇有“徐庶走马荐诸葛”的意味。

旺迪登巴似乎在潜意识中，对这支部队的成败，能否走出祁连山，已经跟他的命运联在一起了，我看着他那显然已经黑瘦了的脸，顿悟到一种人生所谓的使命感。这种使命感是否带有宗教的那种献身与虔诚，我无法分析。

“不，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我的老寒腿一到开春就酸痛，翻不了那么高的山啦！”

我弄不清他说的是真话还是推托。

旺迪登巴沉默了好久。

我不知这样是好还是不好，对这个干瘦老头，总有些不放心，倒不如让年轻人去。

我对旺迪登巴说明部队明天不走，要在这里购买些牛羊，稍作休整，谁带我们上路，可以慢慢商量。

工委首长来看旺迪登巴，给他带来了两颗银元宝，对他带大军西行尽心尽职表示感谢。

“不！不！我带路的酬金在出发时，尹科长已经留下了！现在想来很是愧心，红军太艰难了，我是应该分文不收的！……”

说着说着他竟哽咽起来。

“不，这不是酬金，”工委首长深情地拉着他的手，“这是给你的治疗费。我们本想留下一个军医陪你……怕马家军追查，给你带来不利……所以很对不住你，把你一人留在半路上……”

“啊！是我不对……太大意了，扭了脚……”旺迪登巴的眼里闪动着泪花，“我本应送你们走出祁连山的啊！”

我和张干事都劝旺迪登巴收下，他始终拒收。工委首长说这是红军的纪律。他还是拒收。工委首长就把这个难题交给了我。

工委首长跟旺迪登巴告别之后，我把诺尔布藏木叫出了毡包，请他代旺迪登巴收下。

这种诚心已经不容任何猜疑了。诺尔布藏木答应了三件事：把银元宝交给旺迪登巴；进山给我们买三百头羊；他亲自给我们带路。唯独后一件事我不放心，故作关切地说：

“你的老寒腿不碍事吧？也许你说的那两个年轻人……”

“姜是老的辣，”他哈哈笑了，“走出祁连山，难如上西天，他们不行……”

这天晚上，诺尔布藏木的毡包里最为热闹。

我们饱餐了一顿白水清熬的手抓羊肉，而后就是很酽的热茶。不久就消失了民族的界限，变得融洽无间了。

旺迪登巴向他们介绍我时，称我是带枪的“巴格西”。“巴格西”就是“教师”，这是在蒙古族中最受人尊重的职业之一。我愉快地接受了这个带有开创性的称呼——带枪的教师。

后来，诺尔布藏木从毡包的帡檬上摘下马头琴，唱起了我跟张干事都听得懂的歌：

假如你认为我的心是热的，

你就住进我的毡房；

假如你认为我的酒是甜的，

你就把酒碗捧在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