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窝会议，是西路军军政委员会的最后一次会议。

当陈昌浩宣布西路军已经失败，无法继续完成中央早期赋予的打通国际路线和在甘西建立革命根据地的任务时，久历沙场的战将们都泪落纷纷。

尽管宣布前都知道事态的严重，却总希望失败不是事实，总希望回天有力。失败一旦被正式确认，就很难承受得了。但大家都知道全军处在九死一生中，个人也处在九死一生中。

陈昌浩的声音非常沉重，像是背上压着个磨盘：

“十二日，中央给了我们指示，要西路军保存现有力量，根据实际情况，一是冲向蒙古边境，一是就地分散打游击……根据我们的理解，主要是保存有生力量，保存革命火种……中央指示我们冲向蒙古边境，这是从便于支援我们接应我们考虑的……但是从现实情况看，冲向蒙古边境困难很大；冲向新疆可能较为有利。”

陈昌浩说得很艰难，声音疲惫而嘶哑，像个无油的车“吱吱嘎嘎”地推进：

“中央早在半个月之前就组成了援西军中央二月二十七日决定组成援西军，刘伯承为司令员，张浩为政治委员。三月五日，军委令援西军从淳化、三原出动，向镇原方向开进。陈昌浩说的是约数。……可是，救兵如救火，他们远在三四千里之外，我们是无法等待他们了。我们应该立足于自救……”

到会的西路军军政委员会的委员和各军主要负责人，都全神贯注地倾听着军政委员会主席沉重的声音。他们的心情是极为复杂的，宣告西路军失败，在他们心灵上造成的创伤是难以描述的。这既是西路军的悲剧，也是两万一千八百人的个人的悲剧，当大家的心灵感到这一点时，还不能真正认识它的成因和含义，也不能预想它的后果。

他们还隐隐意识到，宣告西路军的失败，并不是悲剧的结束，而是旧的危难的延续，新的危难的开始。他们对抗这种危难的唯一武器是对革命的坚定性、对敌人的憎恨和勇于牺牲的精神。

“西路军的失败，”陈昌浩继续说，“有多少客观原因有多少主观原因，有多少是下面的责任，有多少是我们的责任，有多少血的教训，我们将会作出总结……”

“但是，我们的下级指战员是没有责任的，他们尽了最大的努力，忍受了难以想象的困难，发扬了革命精神，指到哪里打到哪里，不愧是忠于革命事业的工农红军……”

康隆寺方向的枪声越来越清晰了。阻击部队正与追敌进行喋血奋战。总指挥提议会议要加速，后面的准备工作很多，一面下令部队顶住，坚持到黄昏之后，以便掩护机关、伤员、妇女团分散突围。

陈昌浩并不准备大家多作讨论，他继承了张国焘的个人说了算的工作作风。他崇尚决策三要素：第一要素，就是要有一个决策者，要有绝对的权威性，他不喜欢那种七嘴八舌议论纷纷。他要民主的时候，大家可以随便说，他要集中的时候，那是谁也不能反对的！凡是了解陈昌浩作风的人，都极为谨慎。

决策的第二要素就是要有一个明确的目标。第三要素，就是达到这个目标的途径。当陈昌浩觉得自己一切都很明确的时候，他是不允许过多讨论的：

“现在的问题是自救。自救的目的是争取最大的保存——保存干部，保存战斗部队。有的同志提议，西路军军政委员会的主要负责同志——也就是我和总指挥，离开部队回陕北向中央报告工作，借以缩小部队的目标和负担，军政委员会认为这个意见是可取的！”

这个宣布并没有引起与会者很大的震动，至于军政委员们还没有研究就宣布为军政委员会的决定，也无人计较，因为他们都是有经验的军事指挥员，总部首长离去还是留在部队，对西路军的命运已经不起决定作用了，何必作无谓的牺牲呢？

大家表示拥护军政委员会这个决定，实际上是陈昌浩的决定，他连总指挥的意见都没有征求过。

最后，他宣布西路军军政委员会结束工作，成立新的领导机构——西路军工作委员会，由李卓然、李先念、李特、曾传六、王树声、程世才、黄超、熊国炳等同志组成，李先念统一军事指挥，李卓然负责政治领导。并将会议结果向中央和中央军委作出报告，电文如下：

为适应目前战略环境，为保存力量，分三大支队活动。张荣率十五团及彩号及特务团一部为一支队，约千余人，枪百余；树声率二十团及骑兵两连，共约七百人，为一支队；先念率三十军之基本主力，约五个营为一支队，工、委会随此支队行动。

从张荣所率的千余人的支队仅有枪百余，就可以看出突围者面临的困难了。

新的领导机构一旦成立，立即投入了分散突围的准备工作，江子文便去组织保护首长离队去陕北的小分队，为了首长安全，他选用了勇敢精明干练的两个军事干部陈明义、肖永银带领，本想带更多的部队，怕目标过大，便只带了一个排。

人在极端繁忙中，一旦空闲下来，总有一种失落感和空虚感。总指挥对陈昌浩决定他离队回陕北去，持有异议，即使已经作了决定，他仍然无法掩饰他的左右为难的心情。在几十年后，仍然难释于怀，他在回忆中写道：

散会后，我还想动员陈昌浩，不要回陕北，我拉着他的手，恳切地说：昌浩同志，我们的部队都垮了，孤家寡人回陕北去干什么？我们留下来，至少能起稳定军心的作用。我看还是不要走吧！陈昌浩同志很激动地说：不行，我们回去要和中央斗争去！他要斗争什么呢？无非是西路军失败的责任问题。那时，我的确不想走，但没有坚持意见，坚决留下来。事实上，李先念他们，并不想让我走。我迁就了陈昌浩的意见，犯了终身抱憾的错误，疚愧良深……

陈昌浩仍然坚持他的决定。总指挥语重心长的提示，却深深地触动了他的感情。

“是的”，陈昌浩望着茫茫山野，望着奇形怪状的巨岩，黯然长叹一声，落下泪来，“总指挥说得对，我们的部队都垮了，孤家寡人回陕北去于什么？……”一种无颜见江东父老的伤感之情涌上心头，同时，又想到他的妻子张琴秋，他只身回陕北去了，她却留在这里，生死不明。还有他那被撕碎的婴儿，他的内心深处袭来一阵灼痛，就像撕开了一个还没有愈合的伤口，奔突的激情倾泻而出，写下了他平生第一首诗《兵败抒怀》：

壮志匡神州，

拔剑扫妖氛；

勇士战场死，

祁连葬英魂。

他的声音微微发抖，“文章憎命达，悲愤动诗情”，字字以千钧之力由灼痛的肺腑往外喷涌，犹如神灵驱使。当他后来重整这些诗句时，连自己也为有如此澎湃激情而震骇了。

全军沉血海，

敢顾家与身？

痛悼诸战友，

长风万里吟。

耿耿怀大义，

凛凛报国心；

不求垂青史，

愿作铺路尘。

悲愤碎肝胆，

革命倍艰辛；

抬头望宇宙，

歌罢泪纷纷。

诗情如涌泉奔泻而出，他从未体验过这样的创作快感。此时天空布满阴霾，渊默无声，只觉得自己的诗句犹如海浪撞击山石发出震耳的轰响，只觉得祁连山的巍巍雪峰碎裂崩塌纷纷洒落。

十六年后，他回想起此时的激情，试图把《兵败抒怀》中未尽诗情延续下去，勉强在纸上写了几句：

千秋论功罪，

万事任浮沉；

征途多歧路，

更布荆与榛。

满眼云与雾，

难辨伪与真；

…………

苦思良久，再也写不出了，心灵之泉已经枯竭，诗思不再涌流。

陈昌浩在一阵激情亢奋喷发之后，感到无限的倦意。

他知道，他目前的脚下就是他命运的顶点。在长征中，他跟张国焘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他曾怀着勃勃雄心，在红西路军的胜利完成任务中，建立功勋，重新取得中央对他的信任……谁想到落到今天这个地步。

这次失败的成因及后果，他虽有一些直觉的粗略的设想，却没有来得及冷静地全面体察、深究……

“我是负有责任的……”他想到这里，对于自身使命的绝对自觉与自信变得茫然了，他弄不清其中有多少难言的委屈之情和个人的私心杂念。

他石化了似地沉重地坐在铺着军毯的岩石上，那心灰意冷失望的情状带有某种庄严的成分，令人敬畏令人生怜。警卫人员远远地站着，不去打扰他，也没有勇气仔细端详他，因为注视一个尊敬的首长的激动惆怅，自己也感到痛苦！

在此时刻，陈昌浩应该是千思万虑同时奔临，谁也想不到他此时的脑幕上是一片空白，只有一种强烈的感觉——孤单。

周围的枪声很紧，他却觉得一片浩瀚的宁静，能听见自己心脏的跳动声。只有山风的呼啸和飞旋的尘沙给他轻轻的抚慰。

也许直到几十年后，他才回想起这时的情感是在人生重大关头，在休戚荣辱大转折的关头，与自己的过去告别：一九三七年三月十五日后的陈昌浩，已经不再是二九三七年三月十五日前的陈昌浩了。

荒凉寂寞的石窝山的苍裂的巉岩，阴沉沉地凝望着天空，也凝望着木然呆坐的原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的悲苦的脸，连峭厉的山风的呼啸声也变得苍老憔悴了。

“政委！我们就要走了！”

三个新建支队的负责同志来向陈昌浩告别，陈昌浩听到这几个震憾心灵的普通的字眼，全身一阵颤抖，袭来一阵冷彻肌骨的寒意。

“我们就要走了！”字字含着泪，沾着血，是从破碎的心灵里滴落出来的，颇带永诀的意味。

陈昌浩猛然站起，他没有看这些同志伸过来的手，只是看着他们含泪的眼睛。突然张开双臂，与他们紧紧地拥抱着，呜咽着，嗫嚅着，说着听不清的嘱咐。

在一阵互道“保重”之后，相对无言了好久。“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千言万语拥塞喉头，反而无话可说了。

明天，不，就是眼下，他们就要各奔东西了，这绝不像平时送他们出征，即使面对死亡也没有今天的分别慑人心胆，今天是骨肉分离。

平时，他们接触是很少的，除了工作关系外，几乎没有个人之间交往。他们的性格，嗜好，工作作风，生活习惯，表达感情的方式也绝不一样，但他们是为一个共同理想共同目标团结在一起的战斗集体，一旦离别，就像抽筋剔骨般伤疼。“世上万般哀苦事，无非死别与生离。”此一分手何时才能相见？

如果此时，忽然有一道命令：全军聚集在石窝山与敌人拚到最后一口气，流尽最后一滴血，大概不会有人提出异议，甚至而庆幸而欢呼。生离死别可以爆发山崩地裂的感情。

“好啦，好啦，”陈昌浩终于沉静下来，“丈夫纵有泪，不洒离别时，我们总有见面的时候！”他向所有告别者拱拱手，“我们都各自珍重吧！”说完，猛然转过身去，告别者看到他的双肩微微颤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