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工作科代理科长尹洪菲的自述

我们在土堡中从凌晨等到傍午。

尧乐博斯的骑兵连没有露面，在戈壁滩上却出现了一辆汽车。越来越近，车上只有四人，不像怀有敌意的尧乐博斯的人。

新疆驻军都归盛世才管辖，没有必要贸然开枪造成误会。让守堡的部队保持警惕，我跟几个团领导走下土堡，迎住汽车。

这辆车停在土堡下的公路上。一个军官推开驾驶室的右门，跳了出来。

他穿着考究，体态高大，威风凛凛，武装带是新的，手套雪白，看来是特意打扮了一番。与我们破衣褴褛的穿着，形成鲜明的对比，就像皇帝与乞丐之别。他越是谦恭，就越显得高傲，越带讽刺意味。那车上的四名士兵也跳下车来，但没有用枪对准我们。

他说，他是哈密警备司令部的副官，叫哈迪尔，奉司令之命来收缴红军的武器。

“理由是什么？”我问。

“因为这里是警备司令的辖区。不准许境外的任何军队入境，入境必须缴械。”

“我们是盛主席请来的部队，”我说，“哈密警备司令部无权干涉省府的决定！”

“省府的决定恰恰是不准境外任何部队入境……”

“边务处办事分处的王效典主任可以作证。”我派人去请王效典。

这时，我们故意给哈迪尔一点时间，让他观察土堡里对准他们的枪口，提示他，我们是先礼而后兵。这家伙并不恐慌，处处表现出在此境地，他是主人。

据王效典介绍，边务处是一九三六年在苏联的建议和帮助下建立的，它的主要任务是保障新疆的安全，事实上是保证它的独立与割据。这个处由盛世才直接领导，对边界外的任何势力作情报侦察，提供信息，防止异己势力侵入。

王效典来了，他对哈迪尔的使命表示理解，挺客气地互相致意。

在他们交谈时，我看到杨团长向我使了个眼色。

我们退到一旁，他低声说：“恐怕要武力解决。”

我虽是个地方工作科科长与他们平级，此时却是唯一代表首脑机关的人，他们征求我的意见，自然是对总部的尊重。我表示同意，他便上了土堡。

杨团长战斗经验丰富，留半个班在土堡上居高临下，带半个班来到汽车旁边。

战士们虽然面黄肌瘦，但手中提的却是哨所警卫班的新枪，枪身的烤蓝，在阳光下跳动着一圈圈的幽光。

“王主任，我是奉警备司令之命来的，咱们都是军人，都知道服从命令是天职。……收缴省外一切军队的武器，这是省府的命令，王主任也是知道的！”

“红军并不是省外的异军，”王效典说，“他是我们新疆军队的一部分，到迪化以后，就改编成新兵营！”

我听到后，吃了一惊，弄了半天，我们不会上了盛世才的当吧？心想：也许是王效典应付哈迪尔的托词。

事后我从中央代表那里才知道确有此说。

早在西路军血战倪家营子之时，中央就派出了以刘伯承为司令员张浩为政委的援西军。但那时正处在西安事变之后，局势极为复杂，国共和谈正在举行，援西军再西渡黄河不但极为困难，而且十分敏感。无论西路军困难有多么严重，求援多么迫切，必须照顾到两个方面：一、不能影响和平大局；二、援西军渡过黄河后，不致于重陷困境。

在这种情况下，党中央才通过共产国际与新疆督办盛世才联系，积极进行营救西路军的工作。

一九三三年底至一九三四年初苏联帮助盛世才击退了马仲英、张培元的进攻，并通过共产国际给盛世才派去大批共产党员干部。以保证他能够坚持进步的立场。

一九三六年，新疆边务处就得悉西路军两万余人西渡黄河向河西走廊挺进。当时尚未明确进疆打通国际路线，盛世才指示边务处加强哈密和星星峡的外界侦察，以观后变。

西安事变之后，边务处曾派人进入河西走廊与西路军进行联系，得知红西路军已经失败进入祁连山中，只好空手而返。

边务处原第二副处长陈培生就是共产国际派去的联共党员，在他的影响下，第一副处长武佐军也倾向革命，对援救红军表现出极大的热情。负责边务处电台的是陈培生的爱人鲁丝，日夜向西路军电台呼号。

星星峡准备迎接西路军并非易事，只能在对持反动立场的哈密警备司令尧乐博斯保密的情况下才能进行。

这样一个动作的背后，也反映出两大营垒的斗争，在西路军与边务处联系的同时，尧乐博斯也没有睡觉，他也跟西宁的马步芳联系如何堵截西路军。

为了迎接这支部队进入新疆，党中央派陈云（化名施平）、滕代远（化名李光）、冯铉（化名小李）、段子俊、李春田等，从莫斯科到达新疆。在抵达迪化之后，曾与盛世才商定，这支部队将以新兵营的名义进驻省城。

王效典主任说的虽是一个理由，哈迪尔却斥之为外交辞令，换个名称并不能改变红军的性质。勒令红军缴械，尚可受到优待。

“如果不缴呢？”杨团长说得很随便，但那低沉的声调里令人嗅到一种火药气味。

“那就消灭！”哈迪尔也说得很随便，他那冷峭的眼神里却令人感到一种傲慢，好像消灭一支惨败队伍，易如探囊取物。

“就你们几个？”杨团长微笑了，笑得天真烂漫，斜睨着那四个呆头呆脑的士兵，“你们是来搬运武器的吧？”

“嗯，嗯……”

“我说副官大人，”杨团长仍然笑着，甚至还流露出几分亲昵的神情，“你可太看得起我们这些惊弓之鸟漏网之鱼了！”

“我保证优待诸位……”哈迪尔（后来我才从王效典那里知道，这个名字在维语中含有“有能力”的意思）没有把话说完，只见杨团长目光深处倏然微震了一下：“把他的枪下掉！”

哈迪尔的日式手枪已经落进赵连长手中，那四个士兵的马枪也落在我军手里。这些复杂的动作，几乎是在几秒钟内全部完成的。

“你们怎么敢？”

哈迪尔高声大叫，气得全身发抖，好像在自己家里被人打了耳光。

“有什么不敢的？”

“我们的骑兵马上就到！”

“你来时不是见到了吗？我们已经恭候多时了！”杨团长指指山头上的土堡，说了句俏皮话，“正等肉下锅，兔子来敲门。……感谢副官送来了枪和弹，虽说少了一点……”

“王主任！”哈迪尔不愿跟这个红军打交道了，扭身对着王效典，“你要负全部责任！”

这的确是一个尴尬的场面，政策性极强，尧乐博斯虽然早有异心，毕竟还没有变成行动。电话里虽有叛变之说，但终是传闻，如果因对一个副官不慎，酿成尧乐博斯的叛乱，不能不说事关奇重。也许尧乐博斯有意制造一个“中村”事件呢？1931年6月，日本军事间谍中村震太郎在东北进行军事地理调查，被中国屯垦军捕杀，日方便利用此事宣传“满蒙危机”，狂热煽动战争，不久，便爆发了“九·一八”事变。蛮干不得。

可是已是骑虎难下，我军实力已在他眼中，不能放虎归山。

“哈副官！”王效典还是很有头脑的人，“我不能负责，因为你首先违犯督办军令，动武缴械。新兵团是为了自卫，罪责在你！”

这的确是个很好的理由，我们深感留他的危害，就拉到山沟里处决了。

我们决定把四个士兵放回，让他们在回去的路上，拦住骑兵，就说红军数千人，在星星峡山上扼守土堡，把哈副官留在哨所里当成人质；然后向他们解释红军是穷人的队伍。

我还问了他们的名字，故作郑重记在本子上，意在加强他们对红军的感情，威慑他们不要做对红军不利的事。

四个士兵走后，我们对司机做了工作，由他驾驶，带上干粮和水，由乔干事和一名战士陪同，开出星星峡，向我们的来路迎接陆续到来的部队。

为了不使部队发生误会，在车上插上了一面红旗……

我们又有了新的枪弹补充，据守土堡，等待哈迪尔所说的骑兵出现。骑兵却没有来。

第二天，我们接到了总部首长。

从红柳园战斗中冲出来的部队到达星星峡的已有四百多人。

这期间我们得到了尧乐博斯的消息，他的骑兵部队的确开到了苦水，他忽然发现已经处在两军夹击之中，自觉势孤力单，便带骑兵营由苦水改东击为南逃，越过哈顺沙漠直奔青海，投靠马步芳去了。

进入星星峡的左支队在召开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之时，三架银白色的运输机落在戈壁滩上，给我们送来了食品弹药和服装。

下午二时许，从哈密开来的四十多辆汽车，也到达星星峡。中央代表从车上下来。左支队的全体指战员欢呼过后，顿时彼此拥抱在一起，放声大哭。我所熟悉的人类的一般感情，已经不足以表现这时的心情了。经过一阵漠风骤起雪山崩塌似的感情震荡之后，人们好像不知道应该欢笑还是悲伤，彼此散开又聚拢一起，欲倾诉又无言。我总觉得张干事的眼睛远远地望着我们……

乔干事向我走了过来，他说：

“尹科长，调我到你的科里当干事吧！”

这又勾起我对张干事的怀念。我强作坦然地说：

“今天是大喜的日子，别的事放在以后再谈！”

乔干事酸楚地笑了笑：

“我们西渡黄河时是两万一千八百人！”

我不知说什么好，万般感受涌向心头。眼前是空旷寂寞的戈壁荒漠，它是多么古老贫瘠，遮天蔽日的黄尘湮没着它。我听到它沉重的喘息，隐隐听到一曲时高时低的悲凉的歌：

夕阳一片寒塞外，

目断千里黄沙中。

红西路军，你在万里长征之后，在滴水成冰天裂地坼的季节里，又冲过巍巍祁连，穿越茫茫瀚海，世上还有哪一支部队完成历史上堪称空前绝后的大进军呢？

我的眼睛湿润了。

下意识地伸手抓住袋中那把精致的小刀——是江子敏投掷在我胸前的于薇的小刀。

“好冷啊！”乔干事像从梦中唤醒了我，“咱们回去吧。我们那里挤不下了，今夜我跟你在一个床上通腿好吗？”

我点点头。

然后和他迎着落日向办事处的值班室走去。

明天，我们就将换上盛家军的新军装，坐上卡车，以新兵营的名义向着落日的地方开进。

“尹科长，你好像心事很重！”

“只是觉着这天地间太静。”我感慨万分地说着抬眼望去，只见电线杆子的整齐的行列犹如一排士兵，向无边的远方延伸，一直伸延到落日的余晖之中。那里有一座不知名的远山，在地平线上微微隐现着，像一支衣不蔽体的经过万里跋涉的部队，站立在那里。

乔干事疑惑不解地看看我，不明白在今天——“五一”国际劳动节，大家欢呼突围最后胜利的时候，我会有如此落寞之情。他说了一句颇有启示性的话：

“旧的一章总算翻过去了……”

“可是，岁月的黄沙掩盖不了这一切。”

我们像在凑诗。

不错，红西路军给了我一段诗一般的传奇经历，危难的生活本身就是有钱难买的无价的财富。

乔干事的话并不确切，旧的一章并没有翻过去，新的一章也没有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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