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集史料的同志告诉我，这有三个原因，一是因为她的丈夫马正良牺牲在抗日战场上，是英雄；杜丽珍在沙漠上是被救而不是被俘；再就是她已经成为一个虔诚的穆斯林了，她是注定要进阿甸园的了……

“七十岁的人了，还像五十岁那样年轻。”征集史料的同志告诉我，“仍然给孩子们上课，……遗憾的是她不写自己的回忆录。如果你去劝她把一生写出来，准精彩。”

他简单地向我介绍了杜丽珍的经历，它使我感到一片朦胧之美，悬念是最具有吸引力的，我想象着与她见面的情景，想见到一个奇迹。但我的想象力太贫乏了，无法组成一个完整的图形。

她在她的学校里接见了我。

她那心定意宁的神情使我震骇，她看看我，像接待一个陌生来客，意态漠然。“萨拉姆！”她向我致意，却没有握手。

我审视着她，就像看着一个从云端降落下来的，娴静高雅，流露出一种端庄奇妙的丰采。她和蔼可亲，却又给我一种严格的距离感。

显然，她还记得我。我们见面不多，在剧团和总部时，也算得上点头之识。她不跟我叙旧，只是很礼貌地对我不远千里而来看她表示谢意，把我当成一个陌生的来自远方的客人。

这不是杜丽珍了，我不知四十七年来谁改造了她的灵魂，她的神情体态给我一个爽心悦目的印象，她那沉幽的天地澄清、身外一切皆成空虚的意念却使我骇然。

她的教室清洁得一尘不染，在井然有序的办公桌上，有一卷古色古香的《古兰经》，给我一种通灵达性的异禀之感。

我的面前摆着一杯糖茶。

她漠然地听着我简述我的来意，恍若面壁，目光宁静幽远，仿佛正小心翼翼地去重究一个人的悲凉的命运的奥秘。当我提到她所熟悉的那些人时，她宁静得令人难以置信。她绝不向我打听江子敏和于薇的下落。当我提到江子文时，她似乎在目光深处有种寒气倏然闪动了一下。

她这种温软的拒人千里之外的意态使我无法与她畅叙衷情，但我不忘资料征集办公室的同志的嘱托，提议她写一篇回忆录。

她笑笑：

“有人说：‘生命中最珍贵的一切都变成了往事。’我要永远记住；

“有人说：‘生命中最痛苦的一切却在记忆中永存。’我要永远忘记。

“不要记述，不要回想，不要怀念，既然我们都是善良的人，我们最终要在阿甸园里相会……”

她先站了起来。我知道告辞的时间到了。

她不冷不热地送我上车。当车开动后，我从车后窗望她，她已经翩然转身向教室走去。我心情黯然地望着她，目光随车倏然远去。

她没有任何冲动，沉静得像灌了铅水，她像一只空灵超然的仙鹤，在苦难深重的战乱之世悠然而来又悠然而去。世俗污浊之气，人生悲苦之情似乎都与她无关，一种超然物外的逸气袭上我的心来。

四

一九八四年八月十九日。

我们凌晨从驻地张掖出发，一小时后到达临泽。这里有条新铺的公路通倪家营子，还要去梨园堡和梨园口。上午时间不够，我们驱车先到高台，参观烈士陵园，在县政府吃过午饭再返回张掖。

红五军在高台苦战六昼夜，几近全部壮烈牺牲。

我向烈士公墓致哀，在红五军军长董振堂和政治部主任杨克明的纪念亭前凭吊之后，陈列室的同志们捧出笔砚要我留字纪念。我写了“威慑敌胆震烁古今”八字。

离开午饭还有五十分钟，县政府陪同的同志提议去看望一位病重的西路军老战士。

他闭着眼睛仰卧在床上，他的家人守护着他。

他原来是湖北麻城县人，是红九军的一个排长。……他病得很重，几近弥留，听说有远道来的首长看他，他艰难地睁开眼睛，把手伸给我。这是一只灰败不堪枯瘦如柴毫无生气的手，老是抖个不停。我握那只手，只觉得森森寒气向我袭来。

我向他说了一些无用的希望他早日康复的话，说这些话，心中很不是滋味，我看着他那被病魔折磨成青绿色的脸，不知再说什么好了。

他向我喃喃着一句话：

“你说，咱们怎么就跟着张国焘犯了错误？……他那个路线害得咱们一辈子不得翻身！你说……”

他那混浊的眼睛紧紧地攫住了我。

我告诉他现在已经实事求是了，不这样提了。

“是吗？”

他怀疑我的真诚，以为我用假话来宽慰他。但对一个垂危的病人，我怎么能说服他呢？我能拿中央的指示给他看吗？

一想到他含着如此凄苦之心死去，脚下就有股寒气上升。

我又说了几句宽慰的话，他的眼睛合起来了。那灰冷的目光消失了，像窒息在深不可测的沼泽里。

五

一九八四年八月二十一日到酒泉，登上嘉峪关。二十三日到安西。我又想到了我的同乡和他的小毛驴，我不敢去打听他的肉铺，万一，他为了那次攻打安西他全家遭难，那将给我满是伤疤的心上再添一道伤口。

二十四日到敦煌，我上了郭元亨曾指给我看的鸣沙山，看到了神奇的月牙泉。

我们在月牙泉留连了一个小时，骑骆驼回鸣沙山原地。但月牙泉畔的寺庙古建筑已经倾圮无存了。

夜居敦煌宾馆，以期夜闻鸣沙山下百万大军厮杀之声，但什么也没有听不到，却梦见郭元亨道人在万佛峡迎接我们的西行大军。

六

一九八四年八月二十七日，原路返回张掖，休息半天。二十八日到达民乐县城。

关于河西人民群众掩护、营救西路军伤病、失散人员的事例非常之多，已有多种史料出版，唯民乐县党史办给我的几份反面材料不易见到，今摘录两件，以使读者看到另一面的真情：

民乐县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

（58）刑字第32号

……

被告马居芳于一九三七年三月间，因我红军西征时失利后有一红军身患疾病，并带大烟、白洋、衣服等物，被其发现骗到自己家中，见财起意，为了得财便产生了杀害红军之心。该犯与其父马文章商谋好，在某夜晚，借家庭不敢留红军以送走为名，把我红军领到萧家庄南的深沟里，该犯用木棒将我红军活活打死，将财物全得，尸体于次日被群众发现才埋掉。以上犯罪事实，在庭审中被告供认不讳。

审判员王占魁

人民陪审员李永年

曹立德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五日

书记员李得珍

民乐县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

（58）刑字第252号

……

被告高凌嵩解放前不参加劳动，专依剥削为生，且依仗反动势力与其兄高凌烟（处决）霸占农民的田地……。尤为恶劣的是于一九三七年有两名红军身带枪支，流落于山中，被其弟高凌汉（已故）发现骗到羊圈上，要买我红军战士的枪支，言定价格，就回家与高凌嵩商议，但被告却以毒辣手段，叫高凌汉打发红军回去。高到羊圈上，就与被告高廷良（给高凌嵩放羊的）策划，若杀了红军给白洋二十元。被告高廷良为了给地主效力，就和牧工高乐天以付枪价为名，将两个红军骗到馒头山，而高凌汉携犬持枪，随后赶去，放犬咬、枪打击死一名，另一名因枪击未准，被告高廷良则以木棒打死，终于使我两名红军战士死于被告的手中。

审判员刘浦

人民陪审员胡占廷

金凤英

一九五八年十月二十五日

书记员王精华

七

八月二十九日过祁连山扁都口去青海西宁。下午四时翻越大坂山，本来预计六时到达西宁，路因车祸所阻，结果夜间十时才到。

据说于薇在解放后，曾从良嫁给西宁东郊杨沟湾的一个农民，现有一子二女。驱车前往，只有十五分钟就可到达。

夜间，我想象着同于薇见面可能出现的情景，想到沿途见到的那位反革命家属——老头，想到已成为地地道道的穆斯林的杜丽珍，想到高台城区那个生命垂危的老排长，想到杜丽珍送给我的那几句富有哲理的话：“生命中最痛苦的一切却在记忆中永存，我要永远忘记。”

是的，杜丽珍已经把过去的痛苦忘记了，我却不能忘记，但是，有没有必要再重新让它在心头升起？

我已经没有勇气见于薇了。

如今已经事过四十七年，一想到她的被俘，想到她被奸污，想到她在妓院那些年月，我就立刻遍体冰凉。

在坚强有力的新生活的感召之下，又生儿育女，往昔的痛苦已经悄悄隐退，我去看她，再让她回想一遍她所经受的***吗？我这把小刀怎么办？还给她吗？是不是在她备受***之后再扇她一记耳光？

也许年龄对感情有一种腐蚀作用，感情也像手脚一样，变麻木了，不再有那种敏锐的刺激感觉，对于那些伤折心情的往事已经无所惊悸不再感到不安了。

我暗自思忖，我去见她，将自己内心倾吐一次，也许能解除她心头的积郁，掀掉她压在心头的一盘巨石，让她轻松一些。

我敢不敢一试？万一结果是另外一种呢？

八

一九八四年九月一日，由西宁回到兰州。

我费了很大的劲才查到考古学家万中元教授的家，我认为从他那里肯定能得到于家林的消息。

老教授已在十年前去世了。他的女儿——一个中学里刚刚退休的地理教师接待了我。

她说于家林是先于她父亲死去的，大概是一九六八年的夏天，学校的造反派揪斗他，把他打成了叛徒，死在牢里。怎么死的她不知详情。我也不想细问，人都死了，怎么死法是无关紧要了。

她说于家林和她父亲四次进入沙漠进行考察，第一次是考察古楼兰，第二次是考察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第三次是考察柴达木盆地，第四次是考察塔里木盆地，成果甚丰，可惜她父亲得了眼疾，许多考察记录尚未整理出来就去世了。现在，她想把他们两人所存资料整理出来出版。

我要求给我一页于家林的手迹，以作对亡友的纪念。她婉言拒绝了，却答应给我看看他的考察笔记。

这笔记丰实极了，它把我引到远古的神秘之中了，烟波浩淼，漠漠黄沙，金戈铁马，奇异的物象，神奇的传说。难怪许多外国人不惜资本不顾安危接二连三来探索这块神秘的土地。

据他们考察，最早踏上这块地理禁区的是一个俄国人，叫布鲁耶鲁娃斯基，是一八七六年发现了罗布泊。瑞典的探险家斯文赫定在一九○○年到中亚探险发现了楼兰遗址，当然，第一眼看到的是他的向导我国维吾尔族的爱尔迪克。

一九二七年、一九三○年、一九三四年，斯文赫定又连续三次到达此地考古，不知有多少珍贵文物落在他的手中。

我请求主人，让我抄录一段以作为对战友的怀念，也想写进我的回忆录中。我知道这有些勉为其难，女主人犹豫再三，还是答应了。这种资料上的保密是必须的吗？是为了发现权还是科研中的门户之见？不得而知。

为了不致引起女主人的不快和担忧，我把抄录的一段与科学绝无关系的记载给她看，在她的允许下我才能带走。这一段是于家林完全从历史和军事角度写出的：

在楼兰故址考察了三天，所带食物和水不够，就像飞机无油一样，稍作远航就不能返回了。……

汉，永平十六年（公元73年）大将窦固、耿秉领兵出酒泉远经沙漠讨伐匈奴，占领了匈奴的根据地伊吾庐。

此后，班超率部下三十六人，出玉门关到达鄯善，这是楼兰人南迁之后改的国名。鄯善王热情接待班超，待若上宾。忽报有匈奴使者率大军急至，就驻扎在国都左近。

鄯善王畏惧，不敢再款待汉使。班超闻之，率三十六人在夜间突袭匈奴大营，杀其使者，取其首级，掷于鄯善王前。……其勇其智令鄯善举国叹服。

自此，汉、匈之间，为争夺西域的统治权连年征战，班超为了这场长期战争，在茫茫漠野之域，献出了自己的一生……

我希望女主人早日把万中元和于家林的资料整理完，使他们的辛劳、勇敢、智慧的结晶公之于世。

九

使我魂牵梦萦的是江子敏的下落，但她却渺无音信。我问过许多人，甚至连她的姓名都不知道。只有梦境给我各种各样的启示：

有一次，我梦到往日的战场，又回到了石窝山。但那山已是林木森森，河水滔滔。江子敏引我登上峰巅，她的腰间挂着一把长刀。周围的风物粗野苍凉，刮着强劲的山风。

山间忽然冲出一支红色的骑兵，向着遍地鲜花的草原奔去。她似乎向我暗示，那就是安宝山的骑兵队。当我转身问她，她为什么不在骑兵队时，忽然发现不是江子敏，是于薇站在我身边……以后的梦境就极度混乱起来，无法记述。

后来，又梦见她一次，是她在兰州五泉山公园里演出《廖棚卖柴》。这是一个妇女到廖棚卖柴时与一个站岗的白匪兵两人的对唱，白匪兵向她诉说自己被抓后的苦楚，对亲人的挂念，她就向他宣传革命的道理，要匪兵回军营宣传红军主张，而后全连哗变投降了红军。

忽然有人喊敌人来了，枪声大作，炮声隆隆。我被惊醒，原是一场风雨……

醒过之后，似梦非梦。在我知识范围内的许多古今中外的奇女子，在我脑海里翻腾。江子敏本应成名的，她是天才的音乐家，可只有长笛给她吹；她是天才的演员，可是只有草台子上的《廖棚卖柴》供她演；她美丽，聪敏，性如钢情如火，却得不到真正的爱情；她勇敢无畏，却没有立下战功。

她的命运引起我万分痛惜。当然，也许没有必要痛惜，因为具备英雄品格的人很多，能成为英雄的人却很少。社会之风把优良的种籽吹落在青石板上，把干瘪的种籽吹落在沃土之中……生活是不公正的，难怪屈子哀叹“黄钟毁弃，瓦釜雷鸣”了。……记起一位哲人说过：你是英雄，还要命运之手把你放在英雄的底座上。

十

一九八四年九月五日，结束了我的河西之行。

一切往事的回想使我惶惑，将自己的内心倾吐一次，也许能解除我心头的压抑。

历史的尘封似乎覆盖了一切，就像黄沙湮没了楼兰古国，但终究不会久久湮没，经过岁月激流的冲刷，它像泉边岩石那样更加清晰地显露出来。

遵从马克思的那句名言吧！

“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

还给历史，谈何容易。这需要探险家的吃苦耐劳和勇敢无畏的精神。

答编者问

——代后记

一

问：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一直把写红西路军当成一个难题，甚至称之为“禁区”，最近（1990年4月5日）《人民日报》刊载了伍修权同志为《悲壮的征程》所写的序言，说此书出版，“为人们了解、研究和学习西路军的历史事迹提供了一部真实、丰富和生动的革命历史读物及优良传统教材。”你能否说说自己的想法？

答：

红西路军这个题材，对文学来说，还是一个有待大力开垦的处女地。

关于红西路军长期不能充分宣传，我认为有这样的原因——

在我党大事年表上，是这样写的：

“西路军失败后，曾发展到三十万人的红军，只剩下了不到三万人，这主要是王明、张国焘的严重错误造成的恶果。……”

再看许多史料上的大同小异的记载：

一九三六年秋，机会主义分子、叛徒张国焘，为了避免对国民党反动派和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企图在大西北搞块地盘，向中央闹独立，假借中央名义，让红五军、红九军、红三十军渡河西征，广大指战员不明真象，受其蒙蔽，在张国焘错误路线的指导下，西路军遭到覆灭性的挫折。”

可悲的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许多亲身经历过的一些西路军老同志的回忆，也都是这样写的。

这是完全不符合真实情况的，如果按照以上的口径去写，既不符合历史真情，也会引起四方面军同志的强烈不满，把他们坚决执行中央指示进行的艰苦卓绝的斗争，说成是执行了张国焘的错误路线，显然是不公正的。

如果按照真实情况来写，很可能被扣上替张国焘翻案的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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