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部长也并不知道母后是谁，他只知道，母后由中央负责，母后的情报也只传给中央一级组织。

母后是中央发展的内线。在犬牙交错的情报网里，都是单线联系，这也是为了安全考虑。因此，每级情报网络，都有着严格的规定。

汪兰就是母后，她是重庆人，当年在重庆陆军学院电讯专业学习时，就加入了地下党。那会儿延安的革命形势一派大好，她是向往延安生活的少数陆军学院学生之一。她最初的设想是毕业后投奔延安，可她毕业时，周恩来亲自指示，让其留在重庆，打入敌人的内部，为革命工作。

后来她考入了保密局重庆工作站，成了一名电报员，后来又升任电报组组长。她是站在第一线的情报员。

重庆解放前夕，是她把留在重庆的特务名单传递给了上级组织。这差不多是重庆站最后一份秘密了，这份名单几乎包括了所有重庆站人员，除了她和保密室主任郑桐。如果不是因为有秘密文件要带回台湾，也许他们俩也会留在重庆。

她和郑桐离开重庆时，只有短短两小时的准备时间，这是汪兰所没有想到的。那会儿重庆站的电台，大部分都已经拆装，只留下一台和外界保持联络。兵败如山倒，重庆站也不例外，许多重庆站外围的工作人员，已经离开了工作站，换上百姓衣服，潜进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角落了。

两小时的时间，老都命令她和郑桐不能离开办公室。这份情报就无法送出。在汪兰的宿舍里，床底下是有一台微型电台的，每次她发送情报，都是靠那部电台，也有几次情况紧急，她无法送出情报。

她没想到自己会去台湾，她以前盼星星盼月亮，盼的就是重庆解放，只有重庆解放了，她才能回到人民队伍中，生活在和平的阳光下。

可她盼来的结果却是去台湾，去台湾就意味着和解放区的日子隔绝了。这一情报无法送去，又得不到组织上的消息，她只能等待时机。办公室的门口有卫兵把守，就是去洗手间，也有女兵陪同前往。

都副站长的解释是，非常时期要有非常措施。

汪兰只能把唯一的希望寄托在自家阳台上那四只鸽子身上了。这是她送出情报的第二渠道，她养的四只鸽子，其实是信鸽。她把情报套在信鸽的脚上，信鸽会飞到指定的地方，情报自然有人去取。

她坐在办公室里就能望到对面的家属楼。阳台上笼子里，那四只鸽子在静静地等待着最后的指令。

与她同去台湾的保密室主任郑桐和她的情绪却截然相反，他觉得这次和汪兰去台湾，是上天赐给他的最好的机会。

郑桐三十出头的样子，军衔为中校保密室主任。郑桐是武汉人。武汉会战时，他还是一名少尉排长，一个排的人最后就剩下了他自己。武汉失守那天，队伍像溃堤的河水一样顺着大街小巷向后溃退，身后是日本鬼子的战车马队。

他想向父母做最后一次告别，家里还有个上中学的妹妹在照看父母。他在大街小巷里跑着，跑到了家门前那条熟悉的小巷，从儿时起他就在这条巷子里跑来跑去，这一切他再熟悉不过了，而眼前的一切让他陌生了。许多房屋已经面目全非了，日本人的炸弹快让这里成为了平地。

他寻找着门牌号码，看到了自家门楼朱家巷口三十八号。这是多么熟悉的数字呀，房屋不在了，门楼也摇摇欲坠。他冲进院门，看到堆满瓦砾的地面上有一堆血迹。顺着血迹，他看见了父母还有妹妹的尸体，他们已经被炸死了，他抱过父亲，又抱过母亲，最后，他把妹妹的一缕刘海缓缓挑起来，看到了妹妹那张美丽的脸庞。妹妹才十六岁，十六岁的花季就这样夭折了。他没有时间掩埋父母和妹妹，提着枪又跑出了巷子。在巷口他迎面碰到了一小队冲杀进来的鬼子，想躲已经没有时间了，他双眼充血，迎着鬼子就冲了过去。他手里的卡宾枪响了，卡宾枪里上满了子弹，急匆匆赶过来的鬼子没有料到在这里会碰到抵抗者，几个鬼子应声倒下。剩下的鬼子四散开来和郑桐对峙，就在这时，有两个中国军人冲过来，他们在后面射杀了鬼子。

三个军人站在一起时，他们从对方的眼神里读懂了一切。他们都看到了亲人的下场，他们双眼血红。

大队的日本鬼子冲了过来，他们这些散兵只能且战且退。

后来队伍进行了整编，郑桐作为武汉保卫战的有功人员，被送到了重庆陆军学院学习，毕业后，他一心想上战场杀鬼子替父母和妹妹报仇，却没能去成前线，他被分到重庆站成为了军统局的工作人员。后来军统又改成保密局，可以说他是重庆站保密局的元老了。他经历过重庆大轰炸，看到那么多无辜的群众被鬼子的飞机炸死，他又想到了父母和妹妹，他曾写过请战书要求去前线参加战斗，但都因以工作为重的理由没有被允许。

解放战争开始的时候，他再也没有请过战。当他得到一份又一份国军败退的文件时，他意识到，国民党的日子不会太远了。沉闷单调的生活，让他心灰意懒。

自从汪兰分到保密局工作后，他死气沉沉的生活有了转机。从那一天开始，他爱上了汪兰。

汪兰并不漂亮，但很有味道。女性的柔美就在这种味道中弥漫出来。从此，单调冷清的保密局工作，因为汪兰的到来，给郑桐带来了一抹曙光。

汪兰虽然在他领导下工作，但对待他的态度却是不冷不热的。汪兰好像和任何人都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在几天前，郑桐曾找到过汪兰对她说：重庆就要沦陷了，你有什么打算？

汪兰扑闪着一双眼睛望了他半晌，似乎没有明白他问话的意思。

他又问了一遍。

汪兰这回似乎听懂了，反问他一句：那你呢？

那时，上司正在拟定潜伏人员名单，郑桐意识到自己有可能被潜伏，他不敢肯定，但他还是说：最好咱们还能在一起。这是他的真心话。

汪兰当时笑了笑，笑得意味深长。他吃不准汪兰当时是怎么想的。

此时，两人接收到去台湾赴命的命令，郑桐可以说是心花怒放了，他不是为了去台湾，而是为了和汪兰在一起。如果命令上说，让他和汪兰留下来，他也会心花怒放的。

两人各怀心事地待在办公室里，等待两小时之后去机场。

郑桐不由得吹起了口哨，这两小时的等待过程中，郑桐既感到享受又觉得时间过得如此之快。

两小时之后，他们接到了出发的命令。都副站长同时把一只贴着封条的箱子递给了郑桐，看来，他和汪兰的任务就是带着这只密码箱去台湾。

两人在一队士兵的护送下，来到楼前，车已经发动了。许多保密局人员的家属也从家属楼里走出来，她们拖着大包小包，有人还带着孩子，行动都有些迟缓。

汪兰知道这是最后的机会了，她走到郑桐面前，低声地说：郑主任，我把鸽子放出来吧，这一走，没人再喂它们了，它们会被饿死，那也是生命。

郑桐莫名地想起了被炸死的父母和妹妹。他抬头看见汪兰宿舍阳台上那四只被关着的鸽子。汪兰养鸽子，这在保密局纪律严明、戒备森严的管控之中，实属一件意外之举。汪兰养鸽子是她向组织提出来的，她知道自己已深入敌人虎穴之中，危险会时刻存在，她以往传送的情报大部分都是通过电台。她是电报组组长，有这样的条件，可是到了关键时刻，电台无法用上，她便想到了信鸽这样的情报工具。

要想养这样的信鸽又谈何容易，她先在花鸟市场买来了几只鸽子，放在自家阳台的笼子里，很快便引来了人们的关注。江水舟把这一重大发现报告给了副站长老都。老都阴着脸领着江水舟和郑桐等人来了一趟。江水舟把鸽子笼打开，一个又一个地把鸽子抓出来，老都望着鸽子，就用目光去寻找汪兰。此时的汪兰眼泪汪汪地望着那几只被江水舟抓在手里的鸽子，她申辩道：站长，我这是普通的鸽子，我就是喜欢听鸽子的叫声，我爸在我很小的时候，就给我养鸽子玩，这么多年了，我听不见鸽子的叫声，我睡觉都不踏实，我就是喜欢它们。

老都把脸转过来，冲汪兰笑了一下，又笑了一下。很淡定地说：是这样么？

汪兰的眼泪就流了下来。

老都没再说什么，伸出一只手从江水舟手里抓过一只鸽子，看了一眼，又看了一眼，又冲江水舟说：把那几只放回去。

江水舟就把那几只鸽子又放回阳台的笼子里。

老都说：既然汪组长说鸽子这么有灵性，那就送我一只，我也养几天感受下这灵性。

老都说完，手托着那只鸽子就走了。

老都这么做，自有老都的打算，他要研究这只鸽子。那会保密局并不太平，情报经常泄露，上级几次三番要严查内鬼，老都把保密局的人合计了个遍，他看谁都像共产党，仔细想起来，又谁都不像。

那次回来之后，他把鸽子放在办公室的阳台上，一边研究鸽子，一边把汪兰的档案调出来，仔仔细细地又把汪兰的履历梳理了一番。他利用保密局副站长的身份，把汪兰重要关口的见证人有的找来，有的在电话里反复询问了，在证人的言辞中，汪兰都是一个“根红苗正”的女青年。

再说那只被他带回来放在办公室阳台上的鸽子，除了整天咕咕叫个不停之外，要么是吃，要么是拉，弄得他的办公室也跟着臭烘烘的。他也试着把这只鸽子放飞过，这只鸽子毫无大志的样子，要么在房顶待一会，要么在阳台周围转一转，一副呆呆傻傻的样子。老都是研究过信鸽的，这的确不是只信鸽。

有一天他把那只鸽子托在手上，专门又去了汪兰家一次。亲手把那只鸽子还给了汪兰。

老都说：汪组长，没想到你还有这个雅好。

汪兰看着那只鸽子只轻声说了句：谢谢站长。

老都自有老都的打算，他并没有完全打消对汪兰的怀疑，交代和汪兰住同一栋楼的江水舟要密切注意汪兰。他希望通过几只鸽子能钓出大鱼。

刚开始江水舟还隔三差五地来汇报，鸽子这样或那样了，总之没有一点有用的信息，鸽子就是鸽子。时间长了，老都也懒得听汇报了，江水舟也觉得这样的工作没意义了。鸽子的存在似乎有了某种合理性，仿佛，那几只鸽子就应该存在于汪兰家的阳台上。

汪兰知道老都等人对自己放松了警惕，才把这几只鸽子换成了信鸽。信鸽和普通鸽子在没有收到指令前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鸽子还是鸽子。

此时，汪兰已经冲到阳台上，把鸽子笼打开，快速地把装有情报的小铁环套在了鸽子的腿上，鸽子受到了主人的指令，已经冲到了天上。

老都带人冲进来时，汪兰正背对着几个人。

老都望着天空远去的鸽子。

汪兰喃喃道：它们也是生命，该让它们自由了。

老都干干地望着那几只飞走鸽子的方向，此时的他还能说些什么呢。外面的局势这么紧张，他没心思，也没时间和这几只鸽子较劲了。

可两小时以后，她自己也已经在飞往台湾的空中了。汪兰别无选择地去了台湾。

汪兰到了台湾后，才收到中央的指示：继续潜伏，见机行事。

台湾当局的“国防部”仍然设立了保密局，局长仍然是毛人凤。但权力范围已经大不如从前了，对内工作仍然继续，对外工作主要是为反攻大陆作准备。

郑桐被任命为保密处的处长，汪兰仍然是电报组组长。两人因工作关系，接触的次数更加频繁了。或许是因为两个人以前就是同事，又乘坐一架飞机来到的台湾，其他的人，大都是原保密局的人，或者是别的工作站的人，许多人他们都不熟悉，甚至没有见过，两个人的关系比较起别人来更频繁一些，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了。

郑桐的老家在武汉，汪兰的家在重庆，他们在大陆时还不觉得。可他们一来到台湾，从情感上来讲，都有一种背井离乡的感觉。

两个人住在一栋破旧的筒子楼里，下班之后，两个人会在楼道里做饭。郑桐是湖北人，爱吃辣的，汪兰作为重庆人也爱吃辣的，他们做得最多的菜自然是辣椒，两人在楼道里忙碌着，似乎通过这种忙碌暂时忘却了思乡之苦。有时两人同时炒完菜，郑桐端着盛菜的盘子过来，让汪兰品尝一下他的手艺，有时两人把做好的菜放到一起共同品尝，单调的单身生活就有了些色彩。

晚上没事时，郑桐有时就提议到外面走一走。汪兰受到这种邀请后也并不推拒，两人就在“国防部”的大院里走一走。所谓的“国防部”大院其实就是一个残破的院落，甚至连围墙都没有。几栋房子组成一个院落，每栋房子的街角都有警卫放哨，几栋房子后有一个小湖，不知是人工的还是天然的，总之，有了湖的样子。走了一会儿，两人就坐在一个排椅上，望着夕阳一点点落下去。两人都沉默着，思乡的情绪渐渐浓烈起来。

郑桐半晌说：汪兰，你去过武汉么？

汪兰摇摇头，但还是说：我没去过，但我们许多同学都熟悉武汉。武汉会战时，我还在上初中，我们同学一起捐了许多钱物支援前方的将士。

郑桐就陷入回忆之中：我们一个排三十多人，都战死在武汉的郊外了。他们死之前，都没来得及说一句话。

汪兰突然眼圈潮湿了：华中沦陷，这是我们的国耻。

郑桐突然叹口气：我们哪还有国了，也没有家了，我们只能在这个小岛上生存了。

汪兰突然问：郑处长，你说咱们重庆站后来那些同事，现在干什么呢？

郑桐突然沉默下来，四周看了看，见四下无人便小声地说：他们的任务是潜伏，也只能潜伏了，大陆已经是共产党的天下了。

汪兰又道：委员长说要反攻大陆，真的能反攻成功么？

郑桐抱住头：几百万军队说败就败了，凭着这个小岛还有潜伏下来的那些人，要是能反攻成大陆，我们也就不会失败了。我打过仗，也带过兵，气可鼓不可泄呀。

汪兰就不说什么了。她站起身来说了一声：郑处长，咱们回去吧。

郑桐站了起来：汪兰你以后就不要叫我处长了，你还是叫我郑桐吧。

汪兰就局促地说：是，处座。

郑桐看一眼汪兰：你又来了。

汪兰也只能抿嘴一笑。

汪兰和大陆的联系方法自然也是通过电台，因为她是电报组的组长，平时并不用她值班。她自己有一间办公室，隔壁就是电台值班室，滴滴答答的电报声不时地传过来。上半夜还是忙乱的时候，情报大都是大陆方面发过来的，那是潜伏在全国各地的特务机构，他们把相关情报发过来，同时“国防部”各个局也会把各种各样的指示送出去。

每个潜伏人员的频率都不相同，联系一个信号播段电台都得进行调试，在约定的时间里接收信息或发送情报。每个值班的人都会在电台前的显眼位置贴一张联络图表，那上面记载着联络时间和联络频率。有时联络频率换了，他们又得重新换一张表格。每个报务员都有自己固定的联系人。联络的信息，又雪片似的汇集到汪兰手上，由汪兰再把这些所谓的情报分发到译电组，译电组依据不同情报再分送到保密局各个处室。

汪兰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和大陆进行联络。她的联系并不频繁，她会依据上级的指示，收集好情报，在夜深人静时，来到电台值班室，那会，只有一两个值班的人员在打盹，这时间已经过了联络时间，电台就显得很冷清。汪兰来到电台值班室，以调试电台为名，选择好频率，把电报发送出去。她不担心电报被台湾截获，因为她和中央联络都是加了密的电报，一时半会无法破译。就是破译了，电报的内容也失效了。几天之内，她和中央的联络密码又会换掉。

那时候，汪兰使用电台和中央联络是安全的，因为有太多的频率被使用，也就是说，这是电台的频率有史以来最为混乱的一段时间。今天他们还和大陆某个电台联络，说不定第二天，这部电台就被大陆起获了，再也联系不上了。这样的事情每天都在发生。

有一次，汪兰去译电组送电报，一个译电员正在译一份情报，译电员可能去洗手间了，电文还没译完，那份情报就放在那里，“重庆”的字样吸引了她。

那份情报上写着：重庆一号三日内接受擎天五人小组。

在保密局多年的汪兰，当然知道擎天指的是什么，擎天代表的是空军，也就是说，三日内会有五人空降到重庆。重庆一号又是谁？汪兰迅速地把这份情报记在了心里。这时那个译电员回来了，她冲汪兰说：汪组长，有什么指示？

汪兰拍了拍手里几份电报道：你们抓紧译出来，上面等着要。

译电员说：汪组长，知道了。

走到门口的汪兰说：你们太大意了，屋里怎么能没人？

译电员就小心地说：汪组长批评得对，她们去吃饭还没回来，我在值班，刚才内急，就出去了一下，以后会注意的。

汪兰道：注意就好，不过也没什么，这又不是在大陆。

说完笑一笑就走了。

当天夜里，有一串神秘的电波，穿越夜空，穿过台湾海峡，飞到了大陆上空，在某个地方落地后，一串数字就被译成了一组文字，这就是一份秘密文件。

近段时间以来，台湾方面为反攻大陆精心准备的陆海空军的登陆作战队，还有特遣队、空降特遣队，纷纷在大陆被各个击破，有的被活捉，有的被击溃。

还有从台湾岛起飞的飞机，有的刚飞到海峡上空，大陆军方就得到了消息，或空中拦截，或用炮火袭击。历来有空军优势的台湾方面，空军也变得不灵了。

“国防部”召集了一次会议，分析这些原因，结论是，台湾岛内潜藏了间谍，情报就是通过间谍发往大陆的。

保密局长毛人凤在“国防部”的会议上受到了严厉的批评。身为特工的局长，竟然会让这样的事情发生，毛人凤本人也感到罪责难逃。他在“国防部”例行的会议上，发誓在一个月内，找出内奸，整肃内部潜藏的间谍。

会后，毛人凤召集了一次保密局内部处级以上干部会议。

毛人凤在会上黑着脸，把每个人都看了一遍，也想了一遍。这些处长都是跟随他多年的部下，从南京军统时期开始就追随他。戴笠摔死之后，军统局改成保密局，虽然毛人凤是戴笠身边的红人，也是戴笠平时最信任的人，但他上台后，还是清洗了一大批戴笠的人。他要树立自己的威信，就要用自己的人，人好用了，手里的刀自然也就锋利了。这是他的原则，也是任何一个玩政治的人必备的原则，毛人凤自然也不例外。表面上他不像戴笠那么强硬，甚至，他平时会给人一种和事老的感觉。可他的心却是硬的，也是狠的。从历史上看，毛人凤这种软中带硬的工作作风，成全了他，也保护了他。到台湾后，蒋经国一直要取代他，但到最后也没能把他取代，他寿终正寝地一直平安到死，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毛人凤的为人之道，为官之道还是很深的。

此时的毛人凤，把各个处长召集起来，他并没有讲话，足足把众人看了十几分钟。各位处长心里疑惑，但表情却不能有半点疑问，他们挺胸抬头坐在那里，迎接着局座审视的目光。

毛人凤把笔放到桌子上，声音不大，但在这种安静中还是让众人一惊。

毛人凤就说：咱们保密局被人骂成是饭桶，吃干饭的。

各位处长你看我，我瞧你地面面相觑，都不明白毛局长这话到底有什么所指。有几个人在这之前也听到过一些消息，心里自然有了底，心领神会的样子。

毛人凤又说：我们出了内鬼，共产党潜伏分子打入了我们的内部，就在我们台湾，在我们军方，在“国防部”，也许就在我们保密局。情报泄密，我们所有的秘密行动，共产党都掌握得清清楚楚，我们这面刚开个会，会议还没有结束，共产党那面就知道了会议内容。我们这样下去，还怎么能打胜仗？又如何反攻大陆？

众人听了，立马正襟危坐了。有些人以为到了台湾就开始松懈了，心想，这里没有危险分子了，周边的人都是自己人，你好我好，大家都好，就是反攻不成大陆，在台湾也可以安全地生活下去。他们的工作状态和在大陆时已经有了明显的不同。听毛人凤这么一说，他们放松的神经又立马绷了起来。

毛人凤训了半天的话，中心内容就是要追查潜藏的共产党，要整肃内部纪律，首先从保密局开始。

会后，毛人凤把郑桐留了下来，郑桐腰板笔直地站立在毛人凤的面前。

毛人凤望着郑桐，伸出手在郑桐肩上拍了两下。毛人凤转了话锋问郑桐：知道我为什么让你当这个保密处长么？

郑桐突然一个立正，也没正面回答毛人凤的话，只说：谢谢局座的栽培。

毛人凤背着手踱着步说：你是真正的军人出身，面对面和日本人打过仗，知道生死是怎么回事。我欣赏你的就是你有这方面的经历，敢爱敢恨，为人正直。

郑桐：谢局座。

毛人凤又说：你是保密处长，你们处要管好，电报组、译电组都给我看严了，不要在我们保密局内部出现任何问题。

郑桐又答：是！

台湾方面，一时间就风声鹤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