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爷在那个年代已经长成一个标致的少年了。四爷就像一穗正在拔节的令人沉醉的高粱一样，终日在景致如画的田野里晃动。在我们简家几乎所有的成年男子，包括四爷几个同龄的侄子都参加了红军的队伍后，四爷仍然迷恋农事，在田野里走来走去。他戴着一顶晒黄了的麦秸草帽，肌肉如鼓的肩头扛着雪亮的板锄，汗水一颗颗像珍珠似的从他黝黑的胸膛上滚落下来，渗透进简家租赁别人的二亩三分土地里。四爷生机勃勃，目光如炬，就像一只油光水滑的旱獭儿，在黄绿斑斓的麦田里破浪前进。他有时候弓下身去，拾起一块芬芳呛鼻的泥土闻一闻，掰碎它，把细雨似的碎土撒在麦秸根上；有时候站下来，仰起头，用大巴掌搭个凉棚，遮在眉间望望天，看他要的那一片雨水知不知道时节。他大声地打着响嚏，拎着冷兵器似的板锄，迈着大步去追麦地里的一只野兔子。他大声地吆喝着，好像那不是一只野兔子，而是一大群下到凡界来的天马。他把栖息在湖沼边的一大群池鹭惊得站不住，扬着生有栗红色羽冠的脑袋拍翅飞去。他当然不可能追上那一大群下到凡界来的“天马”或者那一只野兔子，但这丝毫也没影响他属于田野的好心情。他把手中的一枚浆果用力地扔出去，然后他站下来，敞开喉咙，大声唱起一支山歌来。

我的种了一辈子田的曾祖父对那个热闹的年代始终有一种迷惘和局促感。他有那么多的儿子和孙子参加了闹红的队伍，他们玩命似的去厮杀掠夺，同时也遭到人家的厮杀掠夺，这使他直到去世那一刻也都没能摆脱掉作孽的自咒和报应的恐惧。我的曾祖父在他众多儿孙中只由衷地偏爱一个，那就是我的四爷。我的曾祖父有一次骄傲地对别人说：“我们的娃子不同。我们的娃子，他是最好的种田人！”

相同的话，由我的父亲在半个世纪后再一次说出来，意义就更加不同了。我的父亲从军队退役后，把他能看见并且能弄到手的荒地全都开辟出来，种上了粮食或者蔬菜。在收获的季节里，粮食和蔬菜的芳香使所有路过的人为之深深陶醉。有一年我的父亲种了很多花菜。花菜丰收的时候他整天待在那块土地上。他和一大群蜜蜂蝴蝶在一起，快乐地劳作。他把每一个过路的人都拦下来，把新砍下的花菜放到他们自行车后座上或者干脆塞进人家的怀里。那些蜜蜂和蝴蝶，它们就围绕在我的父亲身边，它们表现出的那种欢欣鼓舞的样子，更加增添了丰收的喜悦和分享的快乐。那些过路的人们，怀里抱着大棵大棵壮硕的花菜，由衷地赞美那些花菜以及种出那些花菜的我的父亲。他们脸儿红扑扑地说：“多么好的花菜呀！多么好的种田人呀！”我的父亲伸出手去阻止他们的夸奖。我的父亲一脸严肃地说：“你们错了。你们不知道，你们没有见过我的四叔，他才是最好的种田人呢！”

在我的家乡，落日不是一种奢侈的景观，它每天都不受侵扰地发生着，阳光这个时候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温柔，它们像水泼似的洒下来，随意浇灌在田野中。田野是那种七彩的田野，一片一片的，被橘黄色的夕阳染出了变幻着的颜色。我的四爷，他把他的大部分光阴都消磨在田野里了。他对那些散发着潮腥气味的泥土，对那些咕嘟咕嘟涌动着浆汁儿的庄稼深深地迷恋着。他其实更像是它们当中的一员——一块泥土、一颗粮食粒儿或者一株汁液饱满的蔬菜。他常常不由自主地跪下去，跪在泥土上，跪在庄稼丛中，长久地不肯起来。落日在这个时候是最为安静的，它一点也不想去打扰那个跪倒在泥土中的少年，它和那个少年是一致的，他们都在快速地向各自的深处坠落下去。田野上的色调变幻极快，如歌的风儿把成片的庄稼拥向一边去，然后再拽回来。这一切，都像极了一场庄严的对泥土的顶礼膜拜。

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了，我的四爷，他是那样一个少年，一个被土地和庄稼深深诱惑着的少年，一个面对泥土常常产生心灵颤抖的少年，一个被人们看成田野中最好的种田人的少年。这样的少年，在我的家乡纯粹的落日里，是可以和土地融为一体的。

但是，我们知道，在一个人的生命经历中，到底有着多少真实性？它给我们这些互相敌视和抵制的人们带来多少沟通的可能？我们真的可以凭借我们的宽容来向对方伸出我们的心灵之手吗？

1994年2月，我回到我的家乡去了。我是作为一名新闻记者到那里去采访的。我在办完公事后回到东冲村，在简家的老宅里住了两个晚上。那两个晚上当然不是我一个人闲待着，我也没有拥在因为潮湿生了霉的被窝里凑在昏暗的灯光下读《天梦楼随笔》这种艰涩的思想小品。我几乎没有这样的时间。那两个晚上，村子里不少远亲近邻来看我，陪我说话。他们大多是本世纪下半叶出生的年轻人。他们围坐在一起，一点儿也不生疏地喝着我买来的啤酒，嚼着鱿鱼干和脆青豆，从烟盒中一支接一支拿烟丝金黄的云烟来抽，一边大口地吐着痰。他们大多外出打过工，见过不少世面，知道很多这个世界上发生过和正在发生的事情。

那两个晚上，我们的话题天南海北。我们谈到了农村繁多的税赋问题，也谈到了深圳大亚湾核电站会不会爆炸的问题；我们谈到了村里五羊的女儿在汉口的发廊里“做丑事”被抓住的问题，也谈到了香港回归后会不会使用人民币的问题；我们谈谁来吃化肥鱼化肥菜的问题，也谈村长彦青家麦收时雇了八个短工算不算新型地主的问题。总之，我们无话不谈，真的有一种胸怀全球放眼世界的感觉。后来，我们改变了话题，不谈现实，改成谈过去。我们就谈到简家的历史了，谈简家那些生活在历史中的人了。

那些年轻人，他们真的是见过世面的。他们的口气很大。他们的脑袋瓜也很好使。他们对简家的事情了如指掌。他们纵横捭阖指点江山，大声地夸奖我的二爷、三爷、大伯、二伯、三伯以及我的父亲。他们大声地赞誉我们简家当年的杀伐之气和热烈日子。之后，他们又提到了我的四爷。他们提到四爷时口气全变了，就好像嘲笑一群猛虎当中的一只缩头猫一样。他们说，他那个兵，当得造孽。他们迷茫地问，他现在在干什么？他怎么从来不回老家来看一看？他到底有什么好怕的呢？他们一边喝着啤酒，一边吐着痰，那个样子就像一群年轻的嗡嗡的公蚊子，突然地让我感到了厌恶。

从家乡回到城里后，我把家乡的所见所闻告诉了父亲。父亲他对来自家乡的任何消息都感兴趣。他在听那些挥发着家乡纯粹落日气息的事情时就像一个虔诚的孩子，坐在那里，腰板挺直，身体前倾，好像那样他就可以更接近他的家乡似的。他的脸上始终洋溢着无比的骄傲和享受，但是当我说出村子里的年轻人对四爷的评价时，他的脸色倏忽变了。他像是被人啐了一口似的，目光中露出十分可怕的神色。他把前倾的身子收了回去，霍地站了起来，看着我，大声地说了一句非常难听的粗话。他说完那句粗话之后转身走开，走了一半，又折身回来，冲着我把那旬粗话重复了一遍，然后他才迈开大步踹开门走了出去。

那句粗话的原文是：“放他娘的狗屁！”

老实说，即便我能够理解父亲那种复杂的感情，也不明白父亲他为什么会那么冲动。村子里那些年轻人说的毕竟是事实，四爷那个兵当得的确不怎么样，何况父亲他是从历史中走过来的，他从历史中走过来，有了那样的经历，是应该宠辱不惊了，是应该笑对尘世，任人评说，有什么必要为几个认为在发廊里工作就是“做丑事”的年轻后辈的话大动肝火呢？

我感兴趣的不是这个，我感兴趣的是四爷的经历——那种极为曲折的经历，那种任何人都可以用轻蔑不屑的口气评头论足的经历。我已经知道了，四爷他曾经是简家的男人当中最好的种田人。我从很多村里的老人那里听到了他们对少年四爷的夸奖。他们说起他的耕耙耧耘来就眉飞色舞，就慨叹，就热泪盈眶就像是在说着他们这一生见到过的最好的犍牛一样。我甚至不止一次地想象着赤膊的四爷在黑色的土地上吆喝着牲口催耕的样子。我知道在田野中的少年四爷是快乐的，他拎着板锄在泥香四溢的田野中追赶野兔的情景永远都是一幅令人感动的画面。那么，是谁把这幅画面洇渍成了别的样子？

1932年夏秋之交，鄂豫皖一带发大水，大部分地区粮食颗粒无返，而这个时候，偏偏又战事不断，国民党集中十万兵力对鄂豫皖红色根据地的红色政权和武装实行五次“围剿”，双方在数百平方公里的战线上反复拉锯，激战不休。冯至二、七里坪、扶山寨和河口战役期间，红军伤亡惨重，红二十五军军长蔡申熙、红十一师政治委员甘济时等高级将领相继阵亡，士兵四部失一。在上述战役之后，红军实力锐减，处于被动抵抗的局面。倾巢之下，中央代表张国焘惊呼“今天打出一个厉害的敌人来了”；“红军只可打一仗，没有打第二仗的力气。”10月10日，鄂豫皖中央分局在河口以北的黄柴畈召开了紧急会议，张国焘提出红军主力向外线转移的动议，总指挥徐向前等多数将领表示赞同。嗣后，中央分局和方面军总部率第十、十一、十二、七十三师和少共国际团两万余人越过京汉路向西转移，匆匆撤离根据地。

红军主力转移后，国民党以十五个师零两个旅的兵力在鄂豫皖根据地大肆清剿。蒋介石的汉口总司令部下令：“匪共为保存田地，始终不悟，应作如下处置：一、匪区壮丁一律处决；二、匪区房屋一律烧毁；三、匪区粮食分给剿共义勇队，搬出匪区之外，难运者一律烧毁……需用快刀斩乱麻之手段，否则剿灭难期，徒劳布置。”

四爷是在如此的背景之下失去他的田园的。他被人从他麦穗黄熟的土地上赶走，赶进了深山。在此之前，战火不断地蔓延着，在简家的二亩三分麦地里，已经有好几次发现了倒毙在那里的红军士兵。四爷扛着驱赶山猪的响连站在那里，呆呆地看着那些被远处爬来的士兵压倒的鹅舌草，茫然不知所措。那些鹅舌草在折断之后由青变黄，然后变黑，很快就枯萎掉了。

9月间，整个鄂东北地区都已布满了国民党陈继承二纵和卫立煌六纵的黄衣兵，他们已经把红军的主力赶出了赤色大本营，现在开始腾出手来收拾那些手无寸铁的种田人了。他们干起这一行来真的是得心应手，花样翻新。他们完全不用费什么力气，只需要一根洋火，就将整座村庄化为一片灰烬。他们把男人全部抓起来，孩子卖到外地，十四岁以上的男壮一律砍头。他们后来嫌砍头这种方式太慢，也太累人，就用集体活埋、水淹、机枪扫射这些高效率的方式。他们漫山遍野地去追妇女，在蓝天白云之下蹂躏她们，然后再把她们送到宋埠这些大地方的窑子里，或者干脆屠杀掉。他们把鸡和猪身子挑在枪刺上，在火上烤熟，然后连骨头渣子一块儿吃掉。这是一些比野兽还要凶残的人，这群人在干着那些兽行的时候甚至连人话都不会说了。

不论发生着什么样的事，麦子在夏季结束的时候仍然义无反顾地熟透了。麦熟季节，我的家乡东冲村正处在频繁的跑反时期，人们像惊了窝的兔子似的警觉着，一有风吹草动就拖儿带女逃进深山，躲在山里不出来。东冲村已经遭到过好几次掳掠烧杀，实际上东冲村已经是一片废墟了。每次清剿过后，人们从深山里出来，回到村子里，在残垣瓦砾之中失魂落魄地翻刨着，人们在余火未熄的灰烬中根本翻刨不出任何关于家的痕迹。清剿不断，硝烟不绝，人们只是因为祖坟留在这片土地上，无法背走它们，才顽强抵御着最终到来的背井离乡。

只有我的四爷除外。在简家所有年轻的男人都在夏末的那次大转移中跟着红军走了之后，唯一留下来的四爷仍然把他固执的目光投向田野。夏天的大水灾几乎扫荡了一切，却奇迹般地遗落掉了简家的那二亩三分麦地，让它弱苗仅存。奇迹不光如此，奇迹还让那二亩三分贫瘠的土地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硕果累累。这当然让人喜出望外，这当然和四爷的辛勤劳作有关，但是你怎么可以肯定，它不是四爷深深的田野情结的一次回光返照呢？

再度从万字山跑反回到村里后，四爷开始收割二亩三分地里成熟的麦子。那个时候，整个东冲村还在硝烟弥漫中，一些沼泽地鬼火似的余焰从谁家倒塌的房梁中突突地冒出来，吐一口浓浓的白烟，又缩了回去。人们默默无言，忙着将几具没跑掉的亲人的尸首收殓下葬。一只惊恐万状的白鹅在漂着鸡毛和死猪秧子的池塘中呆呆地看着这一切。一只吓疯了的狗穿村而过，一路留下婴儿啼哭似的叫声。四爷先帮助没了亲人的家里干力气活儿，比如用没烧尽的木板在倒塌的房屋边搭一问偏屋，从远处的山涧中挑一担没被血染红的溪水。干完这个他才黑汗白水地回家，替自己搭一个简易的棚子，将年迈的曾祖父曾祖母安置下来。等这一切都收拾停当后，他从倒塌的房屋中翻出一柄烫手的短镰和一块镰磨，直奔麦地而去。在那个狼烟不绝的年代里，四爷他对田园的感情丝毫没有受到影响。因为不断的跑反，不断的分离，他甚至对留在田园中的庄稼更加依恋了。他在朝它们匆匆走去的时候，心里涌动着急切的喜悦；他把那些成熟的麦子一片一片割倒的时候，真的有了一种重返家园的心颤。

在夏末温暖的阳光下，四爷脱掉了上衣，露出他如鼓的肩肌来。他把裤带扎紧，裤脚扎紧，冲掌心痛快淋漓地吐一口唾沫，操起镰刀，弓步上前，手中的镰刀在阳光下划过一道暖洋洋的风，一片柔软的麦秸就温顺地倒进他的怀里了。新鲜的泥土不断裸露出来，在阳光的照晒下涌动着醉人的芬芳。几只受了惊扰的兔子惊慌失措地窜开去，麦棵被撞得琴弦似的急促响起来，慢慢地，因为没有共鸣，又犹犹豫豫地站下，犹犹豫豫地拨弄回来，在某一垄麦帘下止住，露出一对可怜的红眼睛，胆怯地偷看那个忘我割麦的人儿。云朵在天上悬着，半天不动，以为它也是被割麦的人儿迷住了，以为它是醉过去了，忘记了变化的手段，过一阵子去看它；就发现其实不然，不变的只是它的声色，光影行走之间，它早已把一幅凝止的山水，悄没声儿换成了另外的景致。风在这个时候是最殷勤的，老是在四周嬉戏着不走，把尚未割倒的那些麦穗，一阵阵推搡得拥来倒去。这反而成了一种召唤，是庄稼对种田人的神秘召唤。在它们淅沥悦耳的召唤声中，四爷就像一个饮醉了老酒的少年，摇晃着结实的身板，一步步地朝麦田深处走去。

几十年后，村子里的老人们对我说起这件事情脸上都挂着一种迷惑的笑容。他们说，你的四爷，他简直是疯了，他差一点儿就被打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