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剿的军队在某一次撤离后突然又出现在东冲村外的官道上。他们熟稔兵法，知道杀回马枪常常是很奏效的一招。东冲村的人们在回到家园后还来不及喘口气，就呼儿唤女又开始跑反。他们不幸生在战火连连的岁月里，同样熟稔了逃命的种种招数。村里的人在枪响的那一刻风吹落叶似的全都消失在大山之中，他们就像一些永远也找不到安宁之域的婴儿，在遭受到***和强暴时委屈地扑进大山母亲的怀抱。

四爷当然也是其中的一个。但是四爷和别的人不同，他不是婴儿，他只是要尽一份儿女的孝道。他把年迈的曾祖父曾祖母送进山里之后又在当天夜里返回到东冲村来。他真的是疯了。他惦记着他的麦子。他要在那些清剿兵的眼皮子底下，要在他们的枪口下收割回他那二亩三分地里的麦子。

山坳里的麦地在月光下安静得就像睡着了一样。在黑暗的背景中，经历过阳光的麦穗仍然熠熠闪光。四爷操着镰刀走进麦地里，风儿恰如其分地吹过，那片宁静的沉睡着的麦子，突然都叹了一口气，一起向四爷俯身过来，黑暗里，熟透了的麦粒飒飒地落进泥土中，就像麦子们潸然洒落的泪珠儿一样。四爷肯定是被感动了，四爷肯定为自己离弃庄稼的行为而惭愧着。在那个天色如同血染的夜晚，他站在那里，站在他的麦子们面前，深深地叹了一口气，然后把自己灼烫的身子俯向那些柔情似水的麦穗。

四爷最终没有收获到那熟透了的庄稼，这是可以想见的。他甚至没有来得及把它们全部从土地上割倒。黎明的时候，他被清剿的军队发现了。士兵朝山坳里跑来并且冲着四爷开枪。子弹将掩扑向四爷的麦秸打得一排排折伏下去。四爷没命地往山上跑，混合着麦毛和月色的汗水击打着他的脚跟，他站不下来，像一只挨了踢的羚羊似的一口气奔上半山腰，在那里站下来，大口喘着气。士兵没有捉住四爷，他们在山下大声地骂着，然后他们掏出洋火来，把它们划着，凑近了麦子。麦子真的是熟透了，它们连等待一下也不愿意，一下子就燃烧起来，成了一枝枝热烈的火穗。那些好麦子，它们都是烈性子，它们谁也不愿意独自逃开，它们就以带着周身的火，去拥抱身边其他的麦穗。整个麦地都燃了起来，它们顷刻之间就燃成了二亩三分地的麦火毯。

站在半山腰上的四爷一屁股坐下去，坐在秋天漫山的落叶之中，像个孩子似的哭了。

四爷从贵北陆农场遣返后，有几年是住在我们家里的。我的父亲说什么也要把他接到我们家来住。我的父亲当着全家的面说：“从今以后，你们的四爷就住在家里了，他就是我的亲爹，你们的亲爷爷！现在你们听我的口令，你们都给我大声叫，你们叫亲爷爷！一！——二！”

我们都很兴奋。我们那些孩子。我们的小脸蛋红扑扑的。我们把手整齐地背在身后。我们想，我们的亲爷爷他死了，我们心里很难过，如今我们又有了亲爷爷，这是一件多么快乐的事情呀！我们在父亲的指挥下，一个个用足力气大声喊：“亲——爷——爷！”我们把四爷叫得当时就落下了泪珠儿。

四爷在我们家住了六年，那六年应该是四爷最温馨的一段日子。六年之后，四爷就离开了我们家。他走的时候真的就像我们的亲爷爷，泪水涟涟，也让我们泪水涟涟。

四爷始终没有结婚，也没有恋爱过，他是完全彻底的一个孤老儿。我记事的时候，印象里我的父母为四爷婚姻的事，很操劳了一阵子。那个时候四爷四十多岁，腰板儿挺直，头发乌黑，走起路来脚板翻得很快，三五里地不带歇气的，身体很健康，是个标准的老青年。我的父母肯定不愿意四爷就这么光棍一辈子的，他们托了不少人为四爷介绍对象。有两年，我们家走马灯似的来过好些女人。她们或者年轻，或者不年轻；或者漂亮，或者不漂亮；或者羞涩，或者大方。她们像一些对季节特别敏感的候鸟，排着队在我们家飞出飞进，然后消失掉。那两年真是热闹的两年，尤其对我。我在那两年长了不少的见识，我对那两年怀着永恒的温馨记忆，因为那样热闹的两年给我带来许多甜蜜的回忆。我是说，在那两年，每当家里来了客人，尤其是来了漂亮温柔的女候鸟似的客人，母亲就会准备大量的糖果糕点，这正是我所盼望的。我觉得在那种时候我才是一只真正的候鸟，一只正在学习和实践如何猎食的候鸟。在大人们的谈话声中，我从某一处角落扑翅起飞，灵巧地穿过在大人们谈话时伸出又落下的手臂到果盒边叼起一粒糖果或是一枚果脯，飞到另一处角落停下。我在那里从容不迫地把食物吃掉，然后再度起飞，去进行下一次猎食行动。那真是一种快乐而刺激的冒险行为。然而我发现，那些女候鸟们，她们从来没有第二次出现在我们家中。她们先是很羞涩地走进我们家，低头坐在客厅里，略为紧张地绞着手绢，用眼角偷偷地去瞄坐在一边的四爷。她们在看过几眼四爷之后，脸上的红霞会比涂抹上去的胭脂更加动人，并且激动地抿着嘴喘着气。可以肯定的是，直到离开我们家时，她们心里都是被春风灌满了的。但是她们走了之后，就再也不曾出现了。媒人在我的父母焦灼的期盼中要过好些日子才肯露面。媒人总是嘻嘻哈哈旁顾左右而言他，半天才把话题转到正事上来。媒人说：“老简、老晏，不是我不卖力，还是和上回一样，人家一听是那种事就摇头了。人家对别的没有意见，人家对别的满意得一塌糊涂，人家就是怕沾上这种事。你想想，咱们将心比心，是让人揣不住。人家说话了，还不如是个瘸子瘫子呢。”媒人走了后，我的父母坐在那里相对叹气。母亲说：“也不怪人家，这种事，就算自己认了，总得替子女着想吧！”父亲恶狠狠地盯着母亲，沙哑着嗓子说：“什么事？你说什么事？有什么好认的？要子女干什么？！”母亲不服，还瞪了父亲一眼，说：“真要我说出来？”父亲提一口气，脸色死难看，站起来时把板凳弄得天响，一甩手走掉了。

只有一只鸟第二次又出现在我们家里，然后是第三次、第四次……

那只鸟儿，她一点儿也不像一只候鸟，而像一只留鸟。她姓袁，大约三十岁左右，是一个性格温和的小学老师。她有一个加入过国民党的旧职员父亲，还有一个曾经做过舞女的母亲。我的父母决定把觅亲的政策界限放宽，在所有根壮苗正的“红五类”女子都宁愿独身也不肯跨进我们家的情况下，适当考虑一些有点历史毛病的候选人，袁老师就是在这种背景中走进我们家来的。

我的母亲头一眼就相中了她。我的母亲是个坚定的布尔什维克，同时又是个经验丰富的医生，在考察人的思想和身体两方面，她都具有相当专业的挑剔能力。

那天，我像往常那样在糖果的花丛中飞来飞去，采撷花蜜，并且乐此不疲。四爷不在场，我的父母坐在客厅的一边，那位姓袁的小学教师（我在自己叙述中叫她袁）坐在客厅的另一边。我发现我的父母很拘泥，有点紧张，相反袁却显得宁静大方。

按我们家的规矩，父亲先说话。说话向来果断的父亲突然变得有些口吃：“这个……欢迎你到我们家来……做客……这个……我们想把事情先说清楚……这个……我的四叔……他有一些情况……是比较特殊的……也就是说……也就是说……这个这个……”

袁平静地接过父亲的话说：“首长您不用说了。您的意思我明白。您要说的事我都知道了。”

父亲瞪着袁，一副吃惊的样子：“怎么，你都知道了？”

袁点点头：“是田姐告诉我的。她在给我介绍老简的时候说，老简有过三次被俘的经历。”

有一阵沉默。我在那个时候再一次起飞，去采撷一枚觊觎已久的太妃糖。我在沉默如山的大人们身边飞过的时候感到一阵心慌，差一点从空中跌落下来。

后来是母亲打破沉寂。母亲说：“袁老师，这种事，不是一般的事，甚至不比缺条胳膊断条腿儿，它关系重大，我们不想欺骗您，也不想强迫您，所以，请您慎重考虑。”

袁依然是原有的平静，她看着母亲说：“我早就考虑过了，大不了我们不要孩子。”

我在成年之后回忆起这段往事，仍然认为袁是个了不起的女人。她看起来是那么的文静，却有着那么强的主见和生存信心。她在平静地说出“大不了我们不要孩子”这句话的时候简直就像一个超凡脱俗的女革命党人，或者干脆就是一位贞女。她当时的那个样子，感动得我父亲热泪盈眶，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在很短的时间里，袁就成了我们家最受欢迎的客人。我们全家人都非常喜欢她。我们甚至已经把她当做自己家里的成员了。在一些快乐和亲密的场合，比如说，在节假日的欢乐气氛里，我们做孩子的被大人要求改口叫袁奶奶。我们真的那么叫。我们真的跳起脚来大声叫——“奶奶！”鸽群一般童稚的欢叫声扑向袁，霎时臊得袁红霞满脸，而红霞满脸的袁在我们看来就成了这个世界上最美丽最善良的女人了。

但是，事情到了最后还是回到了最初的现状上。袁并没有成为我的四奶奶。她在一段时间频繁地出入我们家之后，终于有一天消失了。问题出在哪里我们做孩子的并不知道。我们只知道，有好几次四爷和袁出门逛公园或者看戏——这大多是我母亲安排的，她把他们两个像撵恋窝的小鸡娃似的往外赶——他们都是两个人一同出门，然后一个一个分别地回来，而且他们各自回家时，脸上都带着一种被伤害了的微笑。他们回到家里以后会有很长一段时间互相不说话，也互相不对视，哪怕他们正在做着一件需要双方配合的事，他们依然如此。比如包饺子，他们一个擀皮儿，一个调馅儿，他们配合默契，却一句话也不说，眼睛干巴巴地盯着经过一道道工序组合出来的饺子。芹菜馅的驴肉饺子在那个时候突然挥发出一种丁香花似的浊闷气味来，让人怀疑肉里的香油是否放得太多。

事情在有一天终于结束了。那一天袁下班以后到我们家来，吃过晚饭之后她就到四爷的房间里。他们把门关着，像往常一样在里面谈话。突然，屋子里惊天动地地闹起来了。我们听见四爷在里面像头野兽似的大声喊叫着，并且有东西砸碎在地上的声音。我的父母推开门冲了进去。我跟了过去，站在门口，怀里抱着一架木琴，惊恐不安地看着一幅令人伤感的场面——袁瞪大了眼睛，用手堵着嘴，瑟瑟地贴墙站着，样子完全是被吓坏了。四爷正在把自己的头用力地朝墙上撞。他像个野蛮人似的，力气大极了。他那个样子完全是疯了。我的父亲和母亲拼力去阻止也没能把四爷阻止住。他的头重重地撞在墙上，把墙面撞得陷出一个大坑，血从他的发间飞快地流下来，像一张迅速织成的蛛网，将他那张恐惧而又绝望的脸洇染得面目全非。

那天晚上袁没有走，在安置处理过伤口并注射过镇静剂的四爷躺下后，她就住在了我们家。这是她第一次住在我们家里，这使我们真的像一家人了。那天晚上，袁和我的母亲睡在一张床上，她们两个像一对失去了爹妈的亲姊妹一样坐在床上小声地说话。我早就困了。我在困极之中钻进了袁的怀里，很快就睡着了。在我睡着之前，我听见袁捂着嘴压抑着啜泣说：“他怎么会毁成这样个子？他是被什么毁成这个样子的？”

袁第二天天不亮就走了。她离开我们家，从此再也没有出现过。那只鸟儿，她飞走时是留恋的，她伤感而滞缓地扇动翅膀离去的声音很久很久都没有让我们从难过之中缓过劲儿来。

也就是这一次后，四爷拒绝人家再给他介绍对象。他把他的那个在墙上撞破了的头颅偏向一边，冷漠地看着试图要举着烛火消融冰山的我的父母，等他们语无伦次地说完，他却什么话也没有走开了。他就这么什么话也没有地把自己淡泊地结束掉了。

在做过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努力之后，我的父母知道他们真的不可能创造出奇迹，他们如果坚持下去也许会更加伤害什么，而且，他们就是再努力又能弥补什么呢？他们只好彻底地放弃了。

父亲背地里沮丧地对母亲说：“也只好这样了，谁知道呢，也许命里他就不该有家吧。”

我是在几十年之后才知道父亲的这句话是错误的，这句话丝毫也没有道理，也许它说出了一件事情的结果，但是这件事怎么就注定成了这个样子的呢？它难道就不会有别的结果么？

仍然是1994年那次回乡，我在一个偶然的场合听一位本家的长者说起少年四爷定亲的事。这位本家长者当年也是一个孩子，但他非常清晰地记得当年发生过的事。他说女方是邻村榨油匠王桃青的大女儿，名叫秀娥，是个爹亲娘疼邻里夸的好女子。四爷当年和她发过庚帖、下过彩礼并且办过正式定亲酒的。这当然是我们家乡的风俗，爹亲娘疼邻里夸的秀娥已经算是简家未过门的媳妇了。再后来，秀娥嫁到了二十里外的彭家楼镇上，做了另一个农家的媳妇。这是在四爷离开家乡之后发生的事。

我在知道这件事之后很激动。我一夜也没能睡实。第二天，我就去了彭家楼镇。我不知道这样做还有什么意义，但是我想见一见这位名叫王秀娥的老人。我想亲眼见见差点儿成了我的四奶奶的她。

我真的见了她。镇委会分管宣传的杨干事领我到王秀娥家。她家在镇东头一片油菜花的深处，是新盖不久的两楼一底青砖楼房，女儿墙宽大，檐口上认真地塑了龙凤头，檐下山墙的朝阳处挂了几排干干净净的红椒和腊熏鱼，那下面恬谧地睡着一只壮实的大黑猫。稍远处，一只看模样脾气很温和的杂毛狗正在和一群鸡娃嬉戏着，那群鸡娃是刚孵出来的，它们老是扇动着小翅膀朝那只杂毛狗冲去，把它逼得满院子逃窜。这是一幅典型的乡村生活景致，它和远处的田野、村庄、河流、牧童的笛声，随风而至的芬芳的草木灰味以及袅袅升起的炊烟一起，构成了我对乡村生活的所有怀想。

我们到王秀娥家的时候，她正在教训她的一个孙娃子。老人很健朗，至少在七十多岁这种年龄的老人中她是相当健朗的一个。她把她那个不知闯了什么祸的孙子夹在胳肢窝下，颤动着小脚在院子里走来走去，嘴里大声地念叨着，并且扬起手臂来吓唬那个孩子。那个孩子把一根手指含在嘴里，在他奶奶的胳肢窝下怕痒地扭动着身子，一边嘻嘻笑着，好像很开心这种游戏似的。

老人见过很多记者。她家是镇上的致富之家，堂屋里挂满了各个年代的奖旗奖状。她就像拉着她的一个孙子的手似的拉着我这个从省城来的简记者的手，（简这个姓氏让她想起了什么吗？）她那个样子就像我的亲奶奶一样。她叫她的一个儿媳妇端来一簸箕红薯干。她告诉我那些红薯干是她亲手做的。我从簸箕里拿起一块红薯干，把它放进嘴里。泪水涌了上来，我拼命地嚼薯干，用力把泪水咽下去。那些薯干很甜很黏，它们是我这一辈子吃过的最甜最黏的薯干。然后，我嘴里填满了薯干，离开了那个让我感到万分亲切的老人和她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