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云在这份材料上说，她后来才知道，她所在的那支游击队在完成护送领导同志去粤北的任务时，不幸中了敌人的埋伏，连同那个领导同志以及她的丈夫罗永才在内，已经全部牺牲了。在那个上午，赖顺昌领着那个叫田营长的国民党军官率人将周云架到山上去，就是想让她辨认一下，哪些尸体是游击队员，最后剩下的那具她不认识的尸体，自然也就是他们要护送的人。周云在这份材料上也承认，她至今仍然搞不明白，敌人在当时怎么会对这件事的底细知道得如此清楚？而且，如果他们让她去认尸，也就说明她的身份已经暴露，而敌人又是怎样知道，她也曾是游击队员的呢？

周云在那个上午被几个国民党士兵架上山，就看到在山坡的一片空地上横躺竖卧地摆放着一堆尸体。这些尸体显然都是刚从什么地方抬来的，身上满是黑紫的血污，有的中弹是在脸上，看上去惨不忍睹。这时，那个叫田营长的矮瘦军官走过来，对架在两边的士兵挥了一下手。那两个士兵立刻朝后退去。周云的身体失去了支撑，摇晃了一下勉强站住了。田营长的样子还算温和，他让周云仔细看一看，在这些尸体中有没有她不认识的人。田营长又冲周云微微一笑，心平气和地说，我知道，你过去跟他们是一起的。

周云当然明白这个田营长的用意。

在国民党军队的“清剿”过程中，如果捉到或打死红军的重要领导人是有很高奖赏的，所以，这个田营长显然是想找到他要找的尸体，查明身份，然后去上级那里邀功请赏。这时周云的腹痛突然开始加剧起来。她艰难地走到这些尸体的近前，立刻闻到一股刺鼻的血腥气味。这些游击队员由于长期在山林里风餐露宿，无论男人还是女人，身上都已衣衫褴褛，再溅上黑紫的血污看上去就都成了一个样子。但是，周云在心里暗暗数了一下，突然将两个眼睛睁大起来，她注意到，这些尸体一共是十七具。周云知道，当初游击队包括自己在内一共是十八个人，现在自己离队，如果再加上那个被护送的领导应该还是十八个人，可是眼前的这些尸体却是十七具，这也就是说，应该还有一个人在这次战斗中幸免于难。

这个人是谁呢？会不会是罗永才？这时，那个田营长也注意到周云脸上的变化，立刻走过来问，你看到了什么？周云摇摇头说，没看到什么。赖顺昌从旁边走过来，别有用心地说，咱们开始认尸吧，你一具一具认，看哪一个是你男人罗永才。周云慢慢回过头说，既然你是前樟坑村“义勇队”的人，你会不认识罗永才吗？赖顺昌立刻被问得支吾一下，说，这些尸体都打得稀烂，谁还能认出来。说罢就捂着鼻子躲到一边去了。这时，周云虽然这样说，却把目光转向那些尸体。她小心地在那些尸体中搜寻着，惟恐看到自己最怕看到的人。但就在这时，她的目光突然定住了。她看到了一张熟悉的面孔。那个面孔显然是在一个极端愤怒而又痛苦的瞬间凝固住了，因此有些扭歪，两只仍然没有闭上的眼睛里还透出冰冷的怒火。周云突然感到天旋地转，肚子里也猛地抽动一下，接着就剧烈地疼痛起来。

她眼前一黑，就栽到地上失去了知觉……

周云的这份材料就到这里。后面还有半页纸，但上面的字迹已经模糊不清。我注意到，这些字迹不是因为潦草，而像是被水洇过。我想，这也许是周云的泪水。我又努力辨认了一下，这半页纸上的文字大致是说，那一次在山坡上认尸，她昏倒之后就流产了。敌人认为她死定了，就将她扔在山坡上走了。直到傍晚，她才被找上山来的罗永才父母背回家去……

我立刻对001号监室这个叫周云的女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但是，我又在她写的这份材料中发现一个问题。如果从她的讲述看，她所说的事情是发生在1935年春，而她当时是18岁，那么这样计算她现在就应该是66岁。但我清楚记得，在她的犯人登记表上填写的出生年月是1915年8月，也就是说，这样算她的实际年龄应该是68岁。不过我想，这也并不奇怪，在那个年代，尤其是在赣南地区那样的农村，很少有人用公元去记自己的出生年月，一般都是后来经过换算才确定的，这也就有可能出现一些误差。

也就从这以后，我开始注意这个周云。

我再走过001号监室的门前时，就总是有意放慢脚步。我想观察一下这个周云平时在监室里都干些什么。我发现，正如别的同事告诉我的，她在监室里似乎只做两件事情，要么趴在墙角的小桌上埋头写材料，要么一边喃喃自语着不停地走来走去。一天，我终于忍不住了，就在001号监室的门前停下来，隔着铁门上的窗洞朝里面看着。周云仍像平时一样一边喃喃自语着在监房的中间来来回回不停地走。她走路的样子并不显衰老，两腿很有力，步子也迈得很坚实，因此看上去还给人一种矫健的感觉。只是来回走得有些茫然，似乎在思考着什么令人焦虑的问题。突然，她也发现了我，于是立刻停住脚，愣了片刻，就朝这边一步一步地走过来。她来到铁门跟前站住了，微微侧过脸，隔着那个小小的窗洞与我对视着。我发现她的脸上虽然已经满是沧桑的皱褶，眼睛却仍然很亮，而且像婴儿一般清澈。

她就这样与我对视了一阵，忽然说，你是新来的。

我稍稍愣了一下，问，你怎么知道，我是新来的？

她说，我过去从没见过你。

她说话带着浓重的江西赣南口音，但吐字很清楚，给人的感觉也很清醒，似乎不像是疯疯癫癫的人说出来的。我刻意不让自己的脸上有任何表情。我对她说，你应该正常吃饭。我已经听同事说了，这个周云的食欲很不好，经常一整天不吃一点东西。周云显然将我的话听进去了，她又很认真地看看我，然后问，你……真的关心我吗？

我说，我在这里的工作，就是关心每一个接受改造的犯人。

她摇摇头说，你如果真的关心我，就不应该只是吃饭问题。

她这样说罢，仍然盯住我用力地看着。

我沉一下问，你说，还有什么问题？

赖春常，说的都是假话。

她一个字一个字地说。

赖春常？

对。

赖春常是谁？

她忽然笑了，说，你会不知道赖春常是谁吗？

好吧，她说，如果你真的不知道，我可以告诉你，赖春常曾经是咱们中华苏维埃政权的敌人，当年不知害死过多少我们的同志，这样的人，他说的话怎么可以轻易相信呢？她这样说罢，又摇摇头自言自语地说，哼，虽然他改了名字……我也知道他是谁……

她这样说着就转过身，又朝监室的深处走去。

周云的这番话更加引起了我的兴趣。

在这里我要说一句，我得承认，如果是在今天，我不会在意这个周云说了什么，更不会想尽一切办法去探究她的案情，因为这些年我已经见过太多的事了，在我感知器官的表面已磨出一层厚厚的老茧，我已经对任何事情都提不起兴趣。但在那时候，我毕竟只有二十几岁，还是一个刚刚走出校门的大学生，又是一个刚穿上警服的年轻狱警，因此怀有一种强烈的责任感。所以，我当即决定，要想办法将这个周云的案卷调出来看一看。进入八十年代以后，我们国家的司法制度已经开始重新建立起来，那时在监狱羁押的犯人，一般情况下案卷都是存放在法院，但公安机关也会有一个副本。我工作的劳改局是公安局的下属机关，所以跟他们联系应该方便一些。于是，我在一天上午就给市局那边负责案卷的部门挂了一个电话。那边一听说是自己系统的人，果然很客气，但还是公事分办的告诉我，要想查阅犯人案卷，必须持有单位的介绍信。这对我显然是一个难题。我去查阅周云案卷这件事并不想让单位领导知道。我想了一下，觉得只能求助在大学时的那个叫李大庆的同学了。李大庆的父亲是公安局的副局长，这点事打一个招呼，应该不成问题。

于是，我立刻给李大庆挂了一个电话。

这时李大庆还是分来市公安局，被安排在八处工作。我知道，八处是一个要害部门，几乎掌握着这个城市公安系统所有人员的情况。但让我没有想到的是，李大庆一听说要求他父亲办事，竟立刻一口回绝了。他在电话里告诉我，他父亲当领导之后一直跟家里人有一个约定，无论谁，无论什么事，都不准向他开口。所以，李大庆说，要想找他父亲是不可能的。不过……李大庆想了一下又说，这件事他可以试一试。我听了立刻眼前一亮，对啊，李大庆是李副局长的儿子，这在局里是尽人皆知的，他打电话和他父亲打电话还不是一样，况且他现在又在八处这样的要害部门工作，负责案卷那边的人也总要给一些面子。

我连忙说好好，那你现在就给那边挂个电话吧。

果然，时间不大，李大庆的电话就又打过来。

他说，你现在过去吧。

我问，你……说好了？

他说，说好了。

没问题了？

你去吧。

李大庆说罢就将电话挂断了。

我立刻来到市局。负责案卷的人一听说是我果然没再提介绍信的事，立刻就将已经准备好的周云案卷拿出来。但他们又对我说，案卷是不可以拿走的，只能在这里查阅。我看了看这个满是灰尘的卷宗夹，虽然不算太厚，但要想把里面的内容看一遍也需要一定时间。负责案卷的人立刻明白了我的意思，就朝旁边的一个房间指了指告诉我，那里有一个阅卷室，是专供查案卷的人使用的，但一般不会有人来。

我听了点点头，就来到阅卷室。

周云的案卷并不复杂，除去一些相关法律程序的文书，还有一张判决书。这张判决书显然是六十年代末写的，所以给人的感觉不很规范，案情记述也很简要，只说是在1935年春，中央主力红军战略转移后，由于斗争环境残酷，周云意志动摇，先是私自脱离革命队伍，继而被敌人逮捕又贪生怕死，变节投敌，而且由于她的出卖使我党遭受重大损失，直接导致一位当时很重要的领导同志和十六位游击队员全部罹难。判决书上最后说，周云以上的犯罪事实清楚，而且有充分的人证和物证，据此判处她无期徒刑。

我在这张判决书的下面，又看到一份证明材料。

这份证明材料是一个调查笔录，被调查者是一个叫赖春常的人。周云曾对我说，赖春常说的话都是假的。我想，她指的是不是这份证明材料？接着，我又想起来，周云还曾说，这个叫赖春常的人曾经是苏维埃政权的敌人，当年不知害死过多少革命同志。那么，这样一个人，他又怎么会为周云的事作证呢？我立刻将这份材料拿出来。材料的开头先是介绍赖春常的基本情况：赖春常，男，汉族，1912年出生，职业农民，家住东坳人民公社下屋坪生产大队。然后是记载事情的经过，1968年，赖春常突然揭发出周云有叛节投敌的历史问题，这件事立刻引起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于是当即派人前往下屋坪村向赖春常核实情况。

接下来就是调查者在下屋坪村，向赖春常核实情况的笔录。

调查者问得开门见山：你根据什么说周云曾经叛变投敌？

赖春常的回答也很干脆：这件事，是我亲眼看见的。

问：你亲眼看见周云向敌人叛变？

答：是的，我亲眼看见她叛变的。

问：这件事还有谁可以证明？

答：再有……就是田营长了。

问：田营长是谁？

答：是一个……国民党军官。

问：国民党军官？

答：不过，你们恐怕已经找不到他了。

问：你能详细说一下这件事的经过吗？

答：当然可以，这件事的经过很简单。

接下来就是赖春常陈述事情的经过。那是1935年夏天，具体是五月还是六月，已经记不清了。一天夜里，周云突然从山上跑下来，藏到下屋坪村她丈夫罗永才的家里。当时在下屋坪村附近的前樟坑村，刚好驻扎着一支国民党的清剿部队，是田营长的队伍。田营长听说了此事，又知道这个周云曾是红军游击队的人，第二天下午就带人来到下屋坪村，直扑罗永才的家把周云堵在了屋里。周云一被逮捕立刻就吓得说不出话了，接着田营长又威胁她，说是如果她不肯招供，就把她送去靖卫团，让靖卫团的那些人把她糟塌够了，再拉去山里活埋。周云一听田营长这样说就吓得哭起来，接着也就全招了，她告诉田营长，山上的游击队刚刚接到上级一个特殊任务，说是要护送一个重要领导去粤北。然后，周云又告诉了田营长游击队准备走的详细路线。就这样，田营长立刻派了一支队伍连夜上山，在游击队要经过的路上设下埋伏。

到后半夜时，果然就将游击队等到了。当时游击队的人由于连夜赶路已经走得很疲惫，看到路边有一个纸寮，就进去准备休息一下，等天亮再走。（这中间调查者插话，问：纸寮是什么？赖春常答：纸寮是当地一种特殊建筑，一般是用竹子搭建的简单棚舍。那时赣南当地的人还习惯用竹子造一种土纸，这种纸寮就是专门用来造纸的。）但是，就在游击队的人进到那个纸寮里，田营长的队伍也迅速在外面将这个纸寮包围起来。他们包围了纸寮却并没有急于行动，只是耐心地等待天亮。就这样，天亮以后，田营长的队伍突然向那间纸寮发起攻击。当时在纸寮的四面都架起机枪，所以游击队的人一冲出来立刻就被猛烈的火力压回去。其实田营长事先已有命令，要尽量捉活的。但那些游击队的人都不怕死，硬是顶着子弹拼命往外冲，就这样，十几个人全被打死了。这时田营长的队伍才冲上去，将那些还在冒着烟的尸体拖出来清点了一下，整整是十七个人。于是就将这些尸体都抬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