赖春常说到这里，就又被调查者打断了。

调查者问，当时为什么要将这些尸体抬回来？

赖春常说，田营长想查找，究竟哪一个是游击队要护送的人。

调查者说，好吧，你继续说。

赖春常说，在那个下午，周云向田营长提供了游击队的情况之后，就被放回家去了。这时，田营长又派人把她抓回来，让她去山上辨认尸体。就这样，周云被带到山上，将那些尸体一具一具辨认之后，就找出了那个游击队要护送的人，他在前胸中了两枪，脖子上还中了一枪，于是田营长就命人将这具尸体抬出来，弄到上级那里请赏去了。

这时，调查者突然又将赖春常打断了。

调查者说，等一等，这里有一个问题。

赖春常问，什么……问题？

调查者说，你说的这个过程这样详细，你是怎样知道的？

沉默。赖春常没有回答。

调查者又问，你刚才说，你是亲眼看到周云叛变的？

赖春常答，是……我是……亲眼看到……她叛变的。

调查者问，你是怎样看到的呢？

……

调查者又问，当时，你在场吗？

……

调查者说，这应该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如果你无法回答，那么你说的这些情况也就都不能成立，不仅不能成立，你还要解释清楚，你为什么要这样说。

赖春常说，好吧……我说，我当时，确实……就在现场。

调查者问，你为什么在现场？你是以什么身份在现场呢？

赖春常说，我……我在当时……是前樟坑村的甲长。

调查者问，国民党政权的甲长吗？

赖春常说，是，可这是……他们逼我干的。

调查者说，好吧，你再把其他细节想一想，我们还会找你的。

赖春常说，是……我如果再想起什么，也会立刻告诉你们。

这份调查笔录就到此为止。

我从市局回来，心里还一直在想着这个叫赖春常的人出具的证明材料。周云的公婆，也就是罗永才的父母后来相继去世，于是解放后，周云就来到这个城市投奔罗永才的一个远房叔叔，后来又进了一家服装厂做工。如果没有这个叫赖春常的人揭发，周云已经生活得很平静，在这个城市也没有任何人知道她的过去。但是，这个赖春常却突然说出这样一件事。从这份证明材料的时间看，应该是在1968年春天。1968年，在那样一个时候突然揭发出这样一件事，后果是可以想像的。而如果按这个赖春常所说，他当时是前樟坑村的伪甲长，发生这件事时又在现场，那么他的揭发和证明也就应该最直接了。但是，这里又有一个问题，如果赖春常是前樟坑村的伪甲长，那么去下屋坪村抓周云时他怎么会也在场呢？此外还有两个细节。这两个细节在周云那份残缺不全的申诉材料中曾经出现过，这次在赖春常的证明材料中又再次出现。

首先，周云的申诉材料中曾提到一个叫赖顺昌的人，而且据周云讲，在她被架去山上认尸时，这个赖顺昌也一直在场。但她的材料中却并未提到有赖春常这样一个人。而在赖春常的证明材料中，又始终坚持说自己当时就在现场。接着我又想起来，周云还曾对我说过这样一句话，她说，赖春常说的话都是假的。这也就是说，周云是知道有赖春常这样一个人存在的，那么，这个赖春常又究竟是什么人呢？“赖顺昌”和“赖春常”，这两个名字在谐音上很相近，从这一点看，这两个人会不会是同一个人呢？此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细节，周云曾在她的申诉材料中提到，在她被押上山去认尸时，曾经注意到，一共是十七具尸体，而她清楚记得，当时游击队一共是十八个人，她离队之后，如果再加上那个被护送的领导同志应该仍是十八个人，这时怎么会只有十七具尸体呢？而这个细节在赖春常的证明材料中也再次出现。据赖春常说，当敌人冲进那个已经被打得稀烂的纸寮，清点那些身上还在冒烟的尸体时，整整是十七个人。这个说法与周云所说刚好吻合。如此看来，当时这支游击队的队员并没有全部牺牲，应该还有一个人幸免于难。那么，这个人又到哪里去了呢？

我想到这里，就决定再向周云询问一下。

我沉了一下，问她，赖春常……是什么人？

赖春常？

对，赖春常。

你是……从哪里知道这个人的？

我立刻被她问得愣了一下。我不想让她知道，我已经去市局查阅过她的案卷，于是想了想就说，是你告诉我的，你说，赖春常说的话都是假的。

哦……

她皱起眉想了想，点点头。

我又问，你还曾说，他是苏维埃政权的敌人？

是的，她说，他确实曾是苏维埃政权的敌人。

我问，就因为他当过国民党政权的伪甲长吗？

周云立刻问，你怎么知道……他当过伪甲长？

她又摇摇头，说，我没对你说过这样的话。

我突然意识到，我说漏嘴了。赖春常曾经当过国民党政权的伪甲长，这件事，我是在周云的案卷里看到的，周云确实从没有对我说过。看来周云的头脑的确很清醒，她对我说过什么没说过什么，心里都是很清楚的。因此，我想，我跟她说话要小心了。

赖春常和赖顺昌，是同一个人。

周云突然对我说。

他们真是……同一个人？

是。

周云看着我，点点头说。

接着，周云又一个字一个字地说，赖春常这个名字，应该是他解放以后改的，虽然我没有任何证据，但我也知道，就是这么回事，因为他说自己是下屋坪村人，可是下屋坪村根本就没有赖春常这样一个人，而且他揭发我的一些事情，当时除去那个田营长，也应该只有赖顺昌一个人在场，虽然赖春常揭发我叛变不是事实，可他说的一些细节跟当时还是对得上的，如果赖春常不是赖顺昌，就只有一种可能，这些细节都是那个田营长告诉他的，但我知道，虽然那个田营长解放以后还在，可是赖春常不可能有机会见到他，就是见到了田营长也不会对他说起当初的那些事情，所以，也就只有这一种可能了。

我得承认，周云说的这番话条理很清晰，逻辑性也很强，应该说，如果仅从他的分析看没有任何问题。但接下来也就出现了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倘若这个赖春常和赖顺昌的确是同一个人，那么这个人也就并不是只在三十年代当过伪甲长这样简单了，按周云的说法，他是投身到当时的地主武装“义勇队”，而且还曾经带领国民党军队到处搜捕苏区干部和红军家属，还“害死过很多我们的同志”。这也就是说，他将自己过去的历史都隐瞒起来。

那么，这样一个人提供的证词，还能采信吗？

有一个想法始终缠绕着我。解放以后，周云来到这个城市，进了一家服装厂，她的生活原本很平静，似乎已经与生活以外的任何事情都没有关系了。但是，就因为这个赖春常的揭发，突然将过去的那些事情又都重新翻出来，不仅打乱了她平静的生活也使她从此陷入这样一种没有尽头的牢狱生活。且不论当年周云叛变这件事是否属实，这个赖春常，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而倘若真像周云所说，他揭发的那些事都是污陷，那么他这样污陷周云的动机又是什么呢？也就从这时开始，我的心里有了一个想法。我很想见一见这个曾经叫赖顺昌，解放以后改名叫赖春常的人。我有一种预感，如果能见到这个人，当面问一问他，一定能从他口中知道一些更直接的事情。从那份证明材料上可以看出，这个赖春常解放后一直在下屋坪村务农，如果是这样，我只要去一趟江西，到下屋坪村就可以找到他。这时，我突然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好奇心，很想去探究一下这件事的真相。同时，我也被一股强大的热情鼓舞起来。我是一个人民的公安民警，如果周云的这件案子确有冤情，那么，我就有责任为她澄清。

八十年代的交通还不像今天这样便利，而且，我那时每月的收入也很有限。但我还是拿出平时的一些积蓄，向单位请了几天假，就买了一张车票登上南下的火车。我按着事先在地图上查阅的路线先到赣州，然后又换乘长途汽车。那时赣南地区的公路体系还很不发达，而当地的地貌又多是丘陵，长途汽车在崎岖不平的山路上颠簸了将近半天时间，我又步行几十公里，才在一个很深的山坳里找到这个下屋坪村。当时下屋坪村还叫下屋坪生产大队。我直接来到村里的大队办公室，找到村干部。接待我的是一个四十多岁的乡村汉子，操一口浓重的赣南口音。他自我介绍说，姓温，是下屋坪村的大队革委会主任。但让我没有想到的是，这个温主任一听说我的来意，就告诉我，赖春常已经死了。

我一听连忙问，他是什么时候死的，怎么死的？

温主任想一想说，这个人已经死很多年了，好像……是自杀死的。

据温主任证实，赖春常的确跟赖顺昌是同一个人。赖顺昌是解放那年从前樟坑村迁来下屋坪村的，同时改名叫赖春常。他原本在村里默默无闻，平时也很少说话。但在1968年春天，突然有一伙前樟坑村的人闯来下屋坪村，说是赖顺昌有严重的历史问题，要将他揪回去批斗。直到这时下屋坪村的人也才知道，原来这个赖春常过去叫赖顺昌。前樟坑村的人将赖春常捆回去，连续召开了几天批斗大会。那时的批斗大会实际也就是打人会，每次都是将赖春常五花大绑，让他跪到土台子的中央，然后周围站着几个人抡番用茅竹在他的身上用力抽打，一边抽打台下的人一边高喊口号，并且让他交待问题。

就这样，几天以后，赖春常实在捱不住这样的拷打，就胡乱交待出周云曾在1935年春天叛变的事。这件事一说出来自然非同小可，立刻引起前樟坑村的高度重视，连夜就将此事汇报到公社，公社又报到县里。县领导也意识到这件事案情重大，于是又逐级汇报到省里。就这样，当时的江西省革命委员会迅速派出专人调查，当得知这个周云已经移居到外省的城市，便立即向这边的相关部门发出通报。但是，让赖春常没有想到的是，他说出周云这件事不仅没能拯救自己，反而将自己拖入一个更可怕的深渊。赖春常在交待这件事时存在一个明显的漏洞。如果按他所说，周云叛变的时候他也在场，那么他是以什么样的身份在场？前樟坑村的伪甲长？这样的说法无疑站不住脚，既然是前樟坑村的伪甲长又怎么会跟随那个国民党军官田营长去下屋坪村抓人呢？

省里立刻组成专案组，又对赖春常展开更深入的调查。

这时赖春常已经又被下屋坪村的人押解回来。因为下屋坪村认为赖春常是他们的人，所以这样重大的历史问题，理应由他们审问。专案组来到下屋坪村，和村里的干部群众一起对赖春常进行审问，这一审果然就审出了更大的问题。原来赖春常，也就是当年的赖顺昌在前樟坑村并不是什么伪甲长，而是反动地主武装“义勇队”的副大队长，在1935年的“大清剿”中曾带领国民党军队和“靖卫团”的人到处搜捕苏区干部和红军家属，不仅罪行累累两手也沾满了人民的鲜血。赖春常在交待出这些问题之后，知道自己罪孽深重，于是一天夜里就将身上的衣服撕成一条一条搓成绳索，把自己吊在窗棂上了。

但是，温主任又向我提供了一个很重要的细节。

据温主任说，当初在省里的专案组下来调查时，一度曾怀疑赖春常只交待了一部分情况，而将另一些与自己有关的情况隐瞒起来，比如，他是不是与周云相互勾结，二人共同将游击队的情报出卖给敌人的？赖春常当然很清楚，出卖游击队比当“义勇队”副大队长的罪过更大，所以当专案组的人这样问他时，立刻矢口否认。他否认的理由是，他当时既然在“义勇队”，如果真知道游击队的情况只要直接告诉那个田营长就是了，这样还能得到一大笔赏金，还有什么必要再去抓周云，费那样大的气力从她的口中掏出情况呢？赖春常为了证明这件事，又向专案组说出一个叫徐福茂的人，他说这个徐福茂就住在东坳镇上，他对自己当年没有出卖游击队这件事应该很了解，如果专案组的人不相信可以去问一问他。专案组的人立刻问，这个徐福茂又是什么人。赖春常支支吾吾，只说是田营长在哪一次打伏击时抓到的什么人。但在那时候，专案组急于想搞出一个结果，所以只想尽一切办法反复审问赖春常。就这样，还没等他们去东坳镇找那个叫徐福茂的人，赖春常这里就已经自缢死了。

温主任说的这个情况立刻引起我的极大兴趣。我没有想到，竟然在这里又发现了一条新线索。如果真能找到这个叫徐福茂的人，自然也就多了一个了解当时情况的途径。

我连忙问，这个徐福茂，现在还在东坳镇吗？

温主任告诉我，后来下屋坪村曾派人去东坳镇了解过，这个徐福茂果然还在。他当时已经五十多岁，在镇里小西街上的一个铁匠铺里打铁。不过那时赖春常已经自杀，所以去了解情况的人只是简单地向他询问了一下当年的情况。但这个徐铁匠却说，他从不认识赖春常，更没有被什么国民党军队的田营长抓到过。他对去调查的人说，你们一定是找错人了。

就这样，温主任说，去调查的人也就只好回来了。

我又问，你们去东坳镇找这个徐福茂，是哪一年？

温主任想一想说，大概是在……1970年前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