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毛泽东打开口袋，民粹主义总以为能伸出大鹏般的翅膀，似夏季暴风雨来临前的乌云一样骤密地滚过大地，可常常未等呼啸成势，毛泽东就把它收了回来，巨掌里摩娑起另两只鸟儿，并不时将它们放在中国的阳台上，喂上一碟清水、几把小米，让它们扑腾羽翼，敞亮歌喉，吸引了世界上一片片欣喜、并为之倾倒的目光……

罗德里克和费正清，为我们描绘了这样一幅两难境地

1949年以后，党对知识分子执行了互相矛盾的政策。一方面，它向他们灌输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比以往儒家思想对传统文人施加的影响更全面，更深入细致。另一方面，它又想激励知识分子在专业上多生产一些东西。这种互相矛盾的态度使得政策发生摇摆：在镇压时期要知识分子服从思想改造运动，在比较松弛的时期又给他们以某些责任和优遇，希望在实现现代化中赢得他们的合作。

这种政策的转变，有时决定于国内的经济和政治因素，有时又决定于国际事件。政策的转变也有自己的原动力。党力求扩大意识形态的一致性，直到知识分子不愿生产成果为止；然后它又放松一下，直到它的政治控制受到威胁时为止。在相对放松的间歇期，党鼓励或者至少是准许知识分子就西方思想展开学术上的辩论和讨论。它也允许有时甚至是鼓励对官僚主义的批评，以便清除官僚主义的弊端。（《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年1965年》）

有句话说得很精彩

诗情、豪情与满山遍野的土高炉燃烧的火焰一起澎湃在中国风景线上，毛泽东看到了自己即将要通过现实共产主义的窗口，去和理想共产主义窗口里那个有着狮鬃般大胡子的马克思，热烈地握手

离开徐水不到十天，他提出：要破除资产阶级法权，例如争地位，争级别，要加班费，脑力劳动者工资多，体力劳动者工资少等等，都是资产阶级思想残余。“各取所值”虽然是法律规定的，但也是资产阶级的东西。整风以来，资产阶级法权制度差不多破坏完了，要考虑取消薪金制的问题。

柯庆施将他的这个讲话，告诉了在上海市委宣传部任职的张春桥，后者立马据此写了《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一文，发表在上海影响颇大的《解放》半月刊上。从此，“张春桥”这个名字，牢牢印在了毛泽东的脑海……

8月17日至30日，在北戴河举行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预言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我国就将提前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并创造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条件。他并且指出：看来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的事情了，我们应该积极地运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

9月29日，毛泽东对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对那种以为在工业方面搞大规模群众运动是不正规、农村习气和游击作风的看法，进行了严厉的批评。

11月6日，毛泽东读到一份河南省范县规划三年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报告，里面如是描绘了那即将唾手可得的共产主义生活：“人人进入新乐园，吃喝穿用不要钱；鸡鸭鱼肉味道鲜，顿顿可吃四个盘；天天可以吃水果，各样衣服穿不完；人人都说天堂好不如新乐园。”

他欣然命笔，在该规划上批道：“此件很有意思，是一首诗，似乎也是可行的，时间似太仓促，只3年。也不要紧，3年完不成，顺延可也。”

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出版的权威的《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1949－1989》一书，逐月逐日地记载了党的重大活动和领袖们的重要言行，从中我们可以发现，整个1958年里，堂堂的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缄默无言，像是销声匿迹了，直至次年1月24日，他才似鱼儿露出了水面，这天他率领中共代表团前往莫斯科，参加即将举行的苏共第21次代表大会。显然，对于举国风生水起的“大跃进”，周恩来的额头上，多半长了冷峭的第三只眼睛……

从该书还可以看到，多数领导人，则应和着毛泽东敲出的高亢鼓点，在火里风里不辞辛苦地踩着“大跃进”的高跷，比如

1958年7月，刘少奇在视察了北京石景山发电厂后，同工人们举行了座谈。他说：现在赶上英国不是十几年，二三年就行了，明年、后年就要超过英国。这不是假的。钢铁、煤炭明年可以超过，电要慢点。中国进入共产主义，不要好久，你们大多数可以看到共产主义……

7月，时任中共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的康生，视察了北京的几所大学。在北京师范大学，他说：师大有两大任务，大办学校，大办工厂。每一个班都可以办一个工厂。还要办学校，从小学办到大学，今年至少要办100个各种类型的学校。在北京农业大学，他交代，一所学校最少要挂五块牌子：一学校，二工厂，三农场，四研究所，五农林局，最好挂十几块牌子。教授要按所种作物的产量评级，亩产1000斤的，只能当五级教授，2000斤的四级，3000斤的三级，4000斤的二级，5000斤的一级。

10月，康生到了河南，视察该省“教育革命”的情况。他指示：学校是整个劳动大军的一个组成部分，要与社会大生产结合，可以上课2小时，劳动3小时；可以6小时劳动，2小时上课；现在在钢铁洪流中，也可以只劳动，不读书……

早在1919年，深受康有为《大同书》影响的毛泽东，便在《学生之工作》一文里，论及了他对于一种“新村”的憧憬：“合若干之新家庭，便可创造一种新社会”，“新社会”里有公共的育儿院、蒙养院、学校、图书馆、剧院、病院、公园、博物馆、自治会等，每人从事“种园、种田、种林、畜牧、种桑、鸭鱼”等劳作。

对于一个莘莘学子来说，怀有一种“新村”之憧憬，不但有青春般的美好，也如这个年纪朦胧怀春一样是自然的。

在兵荒马乱的年代，人们总是想寻一块宁静如诗的桃花源；在充满压迫与剥削的社会，人们总想寻一片自由、平等之风和煦吹拂的绿洲。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任何如“新村”一类的乌托邦憧憬，其实正是人类世世代代难以摆脱的“童话情结”，不但孩子们需要发育心灵的童话，成人们在与外部世界的严峻抗衡中，作为心理补偿，也常常需要这一类“童话”。

然而，童话终究是童话。当毛泽东将其青年时代的旧梦，和着他回眸火焰与硝烟中的巴黎公社时的激情，一起搅拌到20世纪五十年代的中国大地上时，就很难有美好与自然的意味了。

在生产力极为落后、商品经济远不发达的条件下，在一个小农经济似茫茫云海的农民大国，强制性地将多元化的生产关系变为大一统的公有制，并期待以无数相对封闭的自给自足的基层社会组织人民公社，来架设一座通向共产主义的宏伟金桥，这就不但置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于脑后，也置基本的社会分工与基本的人性于不顾了。

“大跃进”犹如一头疾似旋风的野牛，冲进了中国这家古色古香的瓷器店，让农村不像农村，工厂不像工厂，学校不像学校，乃至家庭也不像家庭。后者还不仅体现在砸锅炼铁、箱柜归公上

1958年6月14日，刘少奇在向全国妇联党组的一次谈话中提到：毛主席多次讲到康有为的《大同书》，他本人也讲过两次，家庭是要消灭的。前后娶过6位妻妾的康有为，在《大同书》里却主张男女同居不得超过一年。毛泽东则在“大跃进”时，多次萌生消灭家庭的主意，他和康有为一样坚信，不消灭家庭，便难彻底消灭私有财产……

“大跃进”的发动，并不代表农民的利益，这已被日后一场异常严酷的大饥馑所证实。

在卫星放得密如飞蝗的日子里，社里骗县里，县里骗省里，省里骗中央。在卫星放得堪称全国第一的河南省，有一个县的城关公社，上级来人检查粮食收成情况，公社干部领着他们在夜间去看仓库，先从前门进去，一看粮食满囤满圈，出了门，在街上转了几圈，又领着他们从后门进去，一看，又是粮食堆得欲胀欲裂。粮食还是原来那些粮食，而且下面都垫了一层高高的禾草。难说这上级是真浑然不觉，还是心知肚明，反正在河南，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就是一句话欺骗有理。

时任中央党校校长的杨献珍，在郑州看到了刚刚开过的省党代表大会上的发言材料，其中一个县的县委书记在发言里公然说：

“不虚报，就不能鼓足群众干劲；不虚报，就不能促进大跃进的形势；不虚报，就于干部、群众脸上无光……”

如此等等七八个铺排，结论便是要搞大跃进，就必须虚报！

在这一全国性的大骗局里，农民们的哄骗只是换来了日后空瘪的肚子，而不少官员们的哄骗，则填饱了政治上的私囊，诚如在河南省所展现的那样：原来的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为狂热的吴芝圃所取代，省长职务也由后者一肩挑，成了1958年河南同样狂热的大跃进运动的主要组织者。

历史必然会这样论断，与其说是农民在哄骗毛泽东，不如说是毛泽东在折腾农民。

不过这一折腾，对他来说不具有恶意。《东方红》是农民唱出来的，“大救星”是农民喊出来的，毛泽东当然了解农民，当然是农民利益的代表者。也许是爱之弥深，恨之愈切，他总像警惕中国的知识分子一样，警惕着农民身上每日每时都可能产生的资本主义倾向。好似剽悍的匈奴人，不惧战尘，一次次地奔袭别人的城池：“反胡风”、“反右”、“反右倾”、“文革”……毛在意识形态领域忙得不亦乐乎，在农民问题上也一直忙得一塌糊涂：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前十条，二十三条……

终其一生，他总想剪掉农民身后那条小私有观念和小生产方式的尾巴，将他们打扮成漂漂亮亮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新人。

可终其一生，征服了一个旧社会的他，却始终未能征服这支千百年来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大军！

三十多年后，名声显赫、曾被视为当代中国农民企业家佼佼者的禹作敏，领着天津静海大邱庄在物质上漂亮了起来，可在精神上自己未能漂亮起来，终于落得个阶下囚的下场。但他却以农民的有限理性，读懂了毛泽东和邓小平。他有句话说得很精彩，可以让我们众多的政治学家、经济学家脸上纷纷失血：

毛泽东利用自己懂得农民，而去折腾农民；邓小平的高明之处，在于他不折腾农民而让农民自己去折腾……

铁疙瘩也听话哩！

1958年的“大跃进”里，显然有着更多的民粹主义内容

在经济层面上，它以所谓人民群众的巨大热情与首创精神，来取代决策过程中的科学化与理性化；

在政治层面上，它意味着：继1957年，中国已经摒弃了大力争取知识分子的学识、专长以及事业上的热情，来为国家工业化服务的方针，大概以为继续执行这一方针，将会冒着损害党的领导地位、工人阶级利益的巨大风险，而代之以倚重专业化技能不高的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与创造性，以保证中国革命的纯洁性及其蓬勃不衰的动力。

尤其是共产主义的曙光正照亮中国的窗口，“资产阶级法权”的油迹斑斑的台布，就要从社会的桌子上全部卷走之时，知识分子的私有物及其享有某些“法权”的根本依据知识，却难以剥夺、难以卷走，对知识的歧视，便日愈正大光明起来，对知识分子的排斥，也日愈变得迫切……在整个文化领域

原来的专家领导逐步为外行领导所取代，郭沫若在批判右派分子时曾经说过“文化工作必须由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外行领导”，如此一来，由外行充任领导工作，必然造成文学和艺术创作作品的质量下降。实行“百花齐放”方针之后如雨后春笋般产生的各种出版物，特别是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方面的着述已成为历史；那些因发表非正统观点和刺耳言论而受到官方讨厌的好几家杂志，也被迫退出了活动舞台……生存下来的报刊杂志的发行量也急剧减少，原因是许多读者被下放到了乡村地区，订阅成了问题，也由于有些读者认为报刊已经没有看头。

詹姆斯·唐森德曾对《中国青年》杂志作过专题研究，他在1967年发表的《中国青年的革命化：（中国青年）杂志研究》一书中说，该杂志从1957年6月的1783991份，急剧降到1958年1月的1071405份。事实上，知识的匮乏已成为蔓延全国的严重问题。（纳拉纳拉扬·达斯《中国的反右运动》）

在人民群众排山倒海般的“热情”与“创造力”面前，知识往往成了“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无能的别名，在相当多的群众和干部眼里，知识分子无异于侏儒、白痴，乃至称其为“吃屎分子”，并给以随心所欲的讥讽。

在张贤亮所在的农场，农场政委只要一站到知识分子面前训话，便手舞足蹈，唾沫飞溅，情绪亢然，全然不似平日里总佝偻着背走路的六十多岁的老人。一次，农场的几万亩水稻收割完了，因捆运不及，多数还摊在田里，为此他亲自召集起全体犯人。熟稔地作了一遍捆扎稻子的表演后，又一次魔术般地在分秒钟间将自己变得神清气爽，容光焕发：

“你们过去在学校里学的尽是没有用的知识，现在我教你们的才是真本事！啥叫知识，知识就是能够让你们吃上饭的本事。学了一肚子知识，连一颗粮食都种不出来，这叫啥狗屁知识？！”（张贤亮《烦恼就是智慧》）

1958年，以惊人的速度退化着知识分子的价值，使之不在于奉献知识，而在于对非科学、非理性的认同。

如果你想发展自己，封建社会的“学而优则仕”，已被眼下的“左而优则仕”所取代。“左”不能老停留在豪言壮语上，《红旗歌谣》里，你得用你的灿若莲花之舌、呼风唤雨之笔，“左”出精当的理论和宏伟的系统来。

中国的“左派”知识分子们，继“反右”之后，又在大跃进的洪流中得到了进一步的锻炼、成长。其中长袖善舞者，如张春桥，忙着鼓噪用“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闸门，去关死中国凝滞的社会生活里最后几缕商品经济的活水；而陈伯达，连续在《红旗》杂志上发表了两篇影响广泛的长文《全新的社会，全新的人》和《在毛泽东的旗帜下》，将一个早就枯萎在人类历史后院里的乌托邦神话，涂抹成一个新鲜得像是刚从黎明的果园里采撷来的中国现实：

我们的方向，应该逐步地有秩序地把工（工业）、农（农业）、商（商业）、学（文化教育）、兵（民兵，即全民武装），组成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我国社会的基本单位。在这样的公社里面，工业、农业和交换是人们的物质生活；文化教育是反映这种物质生活的精神生活；全民武装是为着保卫这种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

如果你不想发展自己，而又想偷安苟且的话，那你就必须循规蹈矩，夹起尾巴做人。

前面提及的那位农场政委，作起报告来，不像一般的领导一样，开口便是革命领袖的谆谆教导，闭口就是让知识分子们听了如大出血一样的阶级分析。他以农民朴素、生动的语言，讲出了一个知识分子做人的道理：

“不听话的人就不是知识分子，不配当知识分子！你们看见那拖拉机没有？拖拉机是个铁疙瘩，铁疙瘩也听话呢！今天早上出工，一辆拖拉机爬在田头不动窝了，一股子工人在那里修理，它也不走。我叫他们闪开，我上去朝它踢两脚，工人一发动，它就响起来了。人嘛，不能像铁疙瘩，叫别人踢着走；要听话，自己走；不能像懒驴一样，打着不走，拉着倒退……”（《烦恼就是智慧》）

天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