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不会是所有的工农群众都作如是之想，即便在已被打入另册的右派分子的遭际里，我们仍可发现有不少的普通工农群众，为蒙垢的知识垂叹，为蒙难的知识分子解忧，好似张贤亮的《绿化树》里描写的那位女主人公“马缨花”一样，他们身上人性的美好，常常化为这阴暗的遭际里一泓澄明的春泉，几支飘逸的水仙，并或多或少地给了右派们在严酷中生存下去的勇气……

但不可置疑，这段话，的确概括了在一个以农民为主体的国家，自1958年以来，社会对于知识分子的一个普遍心理。

右派们也会染上幼稚病

在社会的大街上，知识成了过街老鼠，就是知识分子自己，也因为知识，而有了一种政治上深深的原罪感。

建国后多少次运动、斗争，对于知识分子而言，没有一回不是像在大河小溪里淘洗床单、麻袋一样，异常卖力地淘洗自己的世界观，可世界观大象无形，你说你已获“释迦牟尼”的真传，可在口含天宪的“佛门”眼里，你依然是个尘缘未断之人。

似乎是到了1958年，才使得中国知识分子的世界观改造落到了“实处”

“反右”斗争后不久，王贤才所在的医院，奉上级命令，连人带设备，全部搬到了呼和浩特市。在塞外一个寒风呜咽、疏星几点的夜晚，王贤才夹着一大包东西，左顾右盼地走出了医院的大门，又似幽灵一样，闪进了医院旁的荒地里，看这诡秘的模样，颇有几分像电影里的特务，转去荒山野地里给龟缩在那个孤岛上的主子发报。然而，他夹着的并不是电台，而是他译完不久的《希氏内科学》，40万字的稿子，沉甸甸的，重似几块砖头……

希氏是美国的一位着名医学教育家、内科专家希塞尔的简称，在本世纪二十年代，他提出了一个划时代的观点，即由于现代科学不断向纵深发展，分支科学好似人的神经系统越来越细密，过去那些同时精通好几门学科、而且在各个学科上都能达到世界水平的百科全书式的专家，在20世纪已成了昨日黄花，百科全书式的着作，在今天，已经是个人无法企及的一项集体工程。

希塞尔凭着他在医学界的崇高威望，组织了一百多位学识卓越的内科专家，编着了世界上第一部内科教学书，于1927年出版。为了适应现代医学的最新成果，以后每隔3至5年又改版一次。这部在希氏谢世之后仍被称之为《希氏内科学》的巨着，它的权威性得到了世界医学界的公认。当时除去苏联之外，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都将其视为内科教学的标准参考书。

王贤才是在山东医学院读书时知道这部书的，等了半年，总算在校图书馆借出来了，有同学特意称了一下，重达11斤半。此后除了上课，他的身心几乎全淹没在这11斤半里。

这真是一片大海啊，蓝晶晶的海水，折射进水里的一片片金箔似的阳光，悠悠的海草像古代的仕女们翩翩的水袖。身上印满各种规则的几何图案的鱼儿，或是在色彩绚丽的海螺间转着圈儿，仿佛春日的原野上一对对踏青的情侣们不忍离去；或是对着一棵巨大的乳白色珊瑚礁作沉思状，那鱼腮里鼓出的串串气泡，不知缭绕了多少神秘的思绪。

王贤才深深地沉醉于一种理论体系的美。如果一个理论体系，能够从容、细腻而又鲜明、深刻地阐述一种社会或自然的现象与规律，这个理论便一定会有着大海般丰富的色彩美、大海般流动的韵律美。

一个周末的夜晚，同寝室的同学有的去看电影了，有的去参加周末舞会，他一个人坐在窗前读《希氏内科学》。眼睛有些累了，他抬起头来，看着天上那轮光华如银如练的月亮，这月色好似接通了的电源开关，陡然，他年轻的生命里感觉到一股伟力的震撼自己必须做成一件什么不凡之事，自己也一定能做成一件什么不凡之事！

这事情便摆在了他的面前：我国的医务人员，只有少数人能够直接英文原着。能够直接的，也不一定能借得到这部价值昂贵、进口数量有限的书。为了让更多的医务人员读到《希氏内科学》，他，一个尚未毕业的大学生，决心要独力翻译出这部国际医学界的经典着作……

他擦完了第一根火柴，风吹灭了，擦第二根火柴，风又吹灭了，冥冥之中，像是有一只无形的手，在牵扯他的心机。他团起一只巴掌，心机终于溅出了一点抖抖的火苗，火苗一旦碰上了前面几页稿纸，就像浓妆的妓女发现了猎物，张开了阔大的猩红色嘴巴，立马有了妖冶、放荡的笑影。

火焰里，他每天仅睡四五个小时、一个字一个字吐出来的心血，一寸一寸地化为焦枯；希塞尔，还有几十年来数百位医学专家在万千病体上凝结成的智慧，也在异常凄婉的一阵觫动之后，升腾为灰蝶，它们旋旋散散，徘徘徊徊，好似一片不肯离去的冤魂。

并没有人要王贤才这样做，是他自己决定要这样做。

他不会没有隐痛，如同溃烂过后新肉芽的生长必然伴随阵阵隐痛，他以为唯有这样，才能生长出新的世界观来，使自己早日摘掉帽子，重新做人。在黑暗如锅的荒原上，他身子雕塑般一动也不动，只是一双手麻木、机械地将一页页的稿纸投入火焰中，远远看去，那在寒风里无限高昂的蓬蓬火焰，将他勾勒成荒原上一株被雷电击过的枯木……

大约就在王贤才主动烧掉那部巨着译稿的同时，北京市一些文化单位的右派，在远郊一个名叫“一担石沟”的山洼里，建造一座市委疗养院。为了让这里日后风景如诗如画，他们还担负着将周围的山上都种上果树的任务。

三九隆冬，除去下放干部和女右派，大伙儿都住在打着地铺的棉帐篷里，外面冰棱垂挂，里面冷得似座冰窟，睡觉时也得全副披挂，戴上帽子，裹上围巾，有的脸上还蒙个口罩。早上起来，一夜呼出的气息，在帐篷顶上凝成了一层薄薄的白霜……

干的活儿，多是抬几百斤一筐的卵石去填充疗养院的地基，或者挑水去山上浇灌果树苗。空手走在斗折蛇行的山路上，跑一趟下来，这帮文化人也气喘吁吁。现在实打实地干一天下来，一个个踉踉跄跄，软软瘫瘫，浑身汗透，好像是一条打断了脊梁又抽去了筋的狗。可夜里，还只能带这身臭汗钻进冰冷的被窝，再没有气力去换衣抹身，也没有时间去换衣抹身，挑灯夜战，午夜收工，已是家常便饭……

在这大概让愚公见了也得叹为观止的艰苦环境里，尚未闻到花果飘香的右派们，心头却绽开了一嘟噜、一嘟噜的诗果。一个名叫张永经的青年人，创作了一首名为《一担石沟之歌》的歌词，它的第一段是

一担石沟石头多

石头满沟满山坡

激流担石泉水好

石径入云飞战歌……

三十年后，当上了北京市广播电视局局长的张永经，监制出了让多少国人哭湿了一打打手帕的《渴望》和又让人们笑得前仰后合的《编辑部里的故事》，也许他正是在大山洼里开启了自己的创作才华。很快，有人将这歌词谱上曲子，它真成了右派们学习、劳动时一曲飘荡群山的战歌。

从维熙也心里痒痒，在一次包括王蒙在内的右派们自发组织的上山挑水竞赛中，迎着五六级的凛冽西北风，身上脱得只剩下背心和短裤的他，也有了一片浓郁的诗意，随滚滚的热汗滔滔而下

狂风似虎啸

落叶满山飘

巨石冻裂嘴

老树吹弯腰

三九隆冬恨天热

赤臂裸胸把水挑

汗泉浇开冰霜道

一路歌声一路笑……

并没有人要张永经、从维熙戴着“镣铐”唱歌，是他们自己要表达战天斗地的豪迈情怀。

是否如被人卖了之后却还帮着别人算钱，或者是逼你出家当了和尚，你还兴致盎然地敲起木鱼？

左派会染上列宁所批评过的幼稚病，右派也会染上幼稚病。

破碎了的浪，尚未破碎的涌

从1960年隆冬开始，次年达到了高潮，一批又一批右派由寒山瘦水、荒野大漠里撤回了城市。他们不是先摘帽再回来的，而是先回来再陆续摘帽的，似乎这一政策的制定者，已经意识到摘帽工作的速度，将远远赶不上一场令举国日月失色、山河凝滞的大饥馑吞噬生命的速度，他们不想给一堆白骨摘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