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出”这两个字眼，对我很有启迪。我所以有如此的感受，实因英木兰后来在生活中的一连串的付出，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她在监狱里关押了一年多，终因没有具体罪行而释放。她回到了故园北京时，年仅十九岁这时她才似乎明白了一点点，她是受父亲的株连和宗教的关系，而被五花大绑入狱的。她的父亲英纯良（英千里之弟），昔日参加过胡宗南的部队，后又脱离了国民党部队；在辅仁大学担任国语系教授，专事文学的教育工作他认为脱离了国民党，就再也不是国民党了，解放后“没有登记”，因而在1953年镇压反革命时被捕，被判处七年徒刑。其父如此，其女亦然这种血统株连，一直像她的影子一样追随着她。

回到北京以后，她从事医疗工作。尽管她在震旦医大并没有毕业，但是她天性恬静，对医学苦苦钻研，在一家震旦学长开设的诊所里，很快成了一个优秀的医生。但是好景不长，几年之后，反右派运动开始，她并没有任何言行；可是追随她的那个影子，并没放过她，在1958年，她被勒令停止了医生的工作与社会上“五类”分子一起，被送往京西一个劳动地点从事运输的装运工作。

当时的她刚刚二十岁出头，不但有充沛的体力，更有乐于助人的精神。无论从事什么劳动，她都是个佼佼者。为此，到了那儿没有多久，她便被调到运输厂的医务室工作。那个简陋的医务室，并没有任何外科的手术设备但是她在那个方寸之地的屋子，为患者进行了近乎于神话般的手术：青光眼的开刀，白内障的摘除，以及众多在医院都无法进行的小手术。英木兰的工作，在那个年代已经不同凡响，但更令人起敬的是，不久有一个来自儿童医院的大夫，因身体不好，参加体力劳动有些困难，要求英木兰帮助她调进医务室工作。英木兰不仅为她办成了这件事，自己还顶替了她的角色，回到负重的体力劳动中来。此事，在运输厂引起轩然大波，劳动成员们对此纷纷表示不平。但是，英木兰对此安然处之。她对我讲起这段生活时说：“一个人如果把付出，作为人生的坐标，那么他就永远精神不死，我就是这么理解人生的。所以无论面对多么大的困难，我几乎没有畏缩的记录。”

这就是英木兰。在此之后，她多次为了别人付出：在1966年的“文革”前夕，当时她已然从运输厂被转移到“强制劳动”的劳改农场天堂河。虽然对她来说，等于步入了谷底深渊，但是她依然不改博爱众生的初衷。当时，在北京的儿童中，出现了“流脑”，为医治这样的病儿，常常要为病儿输血她身为医生，一遍又一遍地从自己身上抽血，将自己的生命血浆，献给那素昧平生的幼小生命，致使她自己因营养匮乏，而患上了肝炎。她将她的这些行为，一律认知为“应该的付出”，而与劳改农场的表现好坏，没有内在的关系。

我相信她的自白都是真实的，这个印象的得来，是多方面的综合：“文革”年代，大大小小的批判会是不间断的，在我的目光中，她坐在会场一角，从来没有过什么是与非的表态；这不等于她的心里没有一杆秤，但是她从不哗众取宠或有意讨好任何人包括劳改干部在内。大辛庄农场的头头赵书记，老婆一连生了几个丫头，第六胎好不容易生了个带棒儿的小子可惜老天有意与之为难，在没有满月的第二十八天，突然得了肺炎。这位头头之家急得要命。英木兰并没有从事儿科的任何经验她大着胆子给那个婴儿使用了头皮输液，结果那孩子的生命被保了下来。那位头头的夫人，为了答谢她的昼夜监护，用报纸包着一包东西，非要送给她不可。英木兰推辞不了，拿回去当众打开里面是四个白面馍馍，她笑着将其搓碎，喂了鸡舍的鸡。她说，我费尽心血，甚至是冒着风险，抢救那个孩子，只因为那个婴儿是个生灵，而别无其他；就是劳改成员家属生下的婴儿，我也没有例外只要是我能干的，我一定干好；即使是我不能干的，我也要试试。

最后，我和她谈起她的婚姻。在我的认知中，一个自幼受天主教会影响较大，并把付出视为生命本能的人特别是女性，大多属于对婚姻淡泊的类型。英木兰认同了我的分析，她说她之所以迟迟到三十八岁才与王继昆结合（王继昆是来自外语学院老右，英木兰的英语也非常好），两个人有共同的语言，这只是她走出这一步的原因之一；而更为本质的所在，是出自于她对他的同情。王继昆本来是有一个美好的家庭的，夫妻感情也很不错；但是女方家长是反对这门婚事的，原因则因为王继昆是个右派。后来因为王的妻妹，要嫁给一个解放军的军官而在当时政治择偶不仅是一种时尚，且发展为社会不成文的条例。王妻家中，为了完成这门大好婚事，便迫使其姐与王继昆离异否则在填写档案的社会关系这一栏里，便有了一个右派姐夫。王继昆与其前妻分手后，精神受到的刺激可想而知。偏偏此时此刻，王在化工车间劳动时，又被火碱烫伤，英木兰为他医治烫伤时，便对王产生了强烈的同情。英木兰对我说道：“我是首先对他产生了人类共有的同情，才渐渐彼此相知相敬相爱的假如，他没有前面的命运坎坷，他当时就是一个单身汉，我就是与他有共同的语言，怕是也不会走出与他结婚这一步的因为我这个人，比较喜欢独处；可以这么说，是王继昆的生活不幸，改变了我的生活状态。”

至此，我好像已然对英木兰那天爬四十米的大高烟筒，有了从一个切入点，到全面的理解了。一个心揣博大精神的人，面对困境会产生博大的情怀；一连串为别人着想，而一次又一次舍弃自我的人，便会产生惊人的坚毅。她说她在爬那高高的大烟筒时，没有恐惧，但她每每攀上一格铁梯，都要告诫自己镇静，并自我激励一定能够成功。这个成功，意味着的不仅仅是无畏更是她人格、意志的自我完成。

我曾询及她这一问题：“这里面有没有宗教精神因素，起着作用？”

她沉默了许久，没有作答。当时的“文革”把一切都砸烂了，我如此提问不是给她出了一道难题吗？我又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逆向推理，问及是否“活学活用”之成效，她亦没有作答。正是这两个没有回答，我才对她肃然起敬，致使我这部回忆录动笔之前，升腾起必须能见她一面的愿望。好不容易从昔日难友处，千方百计地找到了她的地址。这个地址既在我意料之外，又在我意料之中她的问题得到平反后，便很快皈依了她从小信奉的天主，此时她住在修女院，已是天主教北京教区的若瑟修女会副会长。我去看了已分别十五年的她，她身着黑色修女的圣装，神态与在劳改队时没有什么差别如果非要寻找一点什么差异的话，那就是她脱掉了医生的白衫，穿起了修女的黑衫。她依然是那么沉静，那么安然。让我感伤的是，她的先生我的同类王继昆得了膀胱癌，已在1989年离她而去。曾记得，王继昆在1988年前后，曾给来过一封信，谈及对我作品的印象，他在信中说，我的《风泪眼》、《阴阳界》都写了落难知识分子生活的真实。他希望我能以纪实的文体，比较系统地写下我们这一代热爱民族的人（当时《走向混沌》第一部尚未出版）；而今他已去了天国，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我对昔日的生活回忆中，英木兰是书中必不可缺的一颗闪光的星斗。

前两年，世界妇女代表大会在中国召开，英木兰是作为中国宗教界中的修女，参加世界妇女大会的。我想，那些来自地球不同经纬、不同肤色的女性，无论她们的想象力多么丰富，也想象不到那神态安然的修女英木兰，曾经留下一个中国女性所独有的生命传奇其中最为令人震撼的一笔，是她曾在极其困顿的劳改生活中，如长虹出世，压倒过全体须眉。那些来自地球各个角落的女性，她们对中国曲里拐弯的历史了解只是隔靴搔痒，从而无法对从这个历史溶洞中走出来的女人，从今天的形态上去还原她的过去……

谁能破译她躯体内的生命密码？大概只有曾与她有过共同受难的经历，并以人学为研究对象的作家了……

逃犯姜葆琛的驿路风尘

由于在看病时，与同类姜葆琛邂逅，在劳动之余，便常常到他那儿闲坐。之所以在众多的同类中，我对姜葆琛情有独钟，不仅仅因为他曾带着我去见过吕荧，那一面之缘的深情使我难忘，更大的诱惑是他一个人独占一间屋子。当时扩建化工厂房在即，他担任着厂房的画图工作，与他谈话周围没有耳朵，更便于彼此谈心。我每次走进他那间屋子时，他都立刻放下划图的圆规和纸笔，与我东拉西扯地谈起“文革”中的种种问题。他长得虽然清瘦，但很健谈；脑门很大，脸又向里凹进去不少，由于反差极大之故，那外突的前额与他的凹脸，仿佛他的面部既有高山，又有盆地；他那“高山”中，像是藏着无尽的矿藏我每每到他那儿，似都能受到启迪。

他已经带我结识了王继昆和英木兰，在那些接触中，他扮演的只是旁听的角色，我在当时还不知道他的个人经历。待我职业病的寻觅得到满足之后，有一天他对我说：“你是不是有朝一日，想写写这个20世纪的‘花木兰’？”

我告诉他我的文学之梦，早已死了多年，并对他说起《折梦“桃花源”》里的一个个苦涩故事。他不以为然地摇着头说：“干哪行，都有哪行的职业病。比如，我在生理上有‘风湿性心脏病’，按医生的要求，就该少划图，多休息。可是我过去学的是水利专业，从大的范围仍然属理工科的圈子。所以我一走进这间屋子，就像钻进了一个怪圈一般，不动纸笔心里就难受。你又何尝不是这个怪圈里的动物。你刚才说你的梦早已死了，我并不怀疑它的真实性，可是你也别忘了古诗中的几句话：‘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你不觉得这里面藏有人生和社会的哲理吗？！”

在泥河一样流着的生活中，我麻木了的神经，在葆琛的屋子里，第一次受到强烈的震动。是啊！我为什么总是想对英木兰的事情探源呢？我说：“也许你的目光入木三分，但是重新孕梦对我并非什么好事。”

“有什么不好？中国这一段大历史，自然用不着我们去勾勒，可是发生在我们身边的小历史，谁能比你更有条件描述它？”他用画图的圆规，漫无目的地在纸上划来划去，“比如英木兰，正因为她不是花木兰，而是一个知识分子，历史的内涵量才更大。”

我理解他所谓的“内涵量”是指什么东西。他不说破，我也不说穿因为我们毕竟是初识的朋友。在那种环境中，常常是隔墙有耳，无论是他还是我，我们都知道我们谈论的话题，已然切入了政治。所以，只要有人一进他这间画图室，我们都立刻变成哑巴，我还准会立刻告辞。这种出于自我保卫和彼此爱护的告辞，正说明我们的亲密无间。

他有时也到我和张沪住的农村小屋里来，张沪见他面色饥黄，有时也给他做点好吃的在那个环境中，所谓好吃的不过是烙饼和面条之类的东西。山西人多爱面食，几乎一年到头也不吃一次米饭；我们这些实质上的贱民，当然没有择食的余地。无论是多高的厨艺，也只是在面食的范围中换来换去而已。我对葆琛的深刻了解，就是从面食上的话题开始的。有一次，他又到我住的小屋里来。正巧碰上张沪晚上加班，不能回来吃饭，他就挽起袖子，和起面来了。我知道他身体虚弱，便抢过面盆来他一手推开我说：“吃你俩做的饭是挺有味的，就是不经饿。”

我觉得葆琛有点可笑，因为他对我讲这时，俨然是以一个面食专家的口吻。

“你比我来山西还晚，从哪儿学来做面食的技术？”在他和面的时候，我已看出他和出的面比我们的要硬这是一个专门的学问。

于是，他便从和面的话题中，引出他痛苦的经历。我真是难以相信，一个看上去弱不禁风的人，一个风湿性心脏病的患者，一个连一辆小平车苇草都拉不动的人，却有力量去抗衡“文革”。如果说英木兰，表现的是一种安身立命恬淡中的刚毅，而姜葆琛则表现为抗命中的不屈。他告诉我，他早就来过山西了，吃了不少山西的面食，喝过不少山西的老陈醋了。

“文革”开始时，一天夜晚他拖着带病之躯，从天堂河农场逃跑了不是逃往他的老家张家口，而是一路向南，一直逃到了红土地带的西双版纳原始森林。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已然使他联想起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文革”乍起时，反“四旧”反得火葬场人满为患，姜葆琛的理智已然崩溃。他无法理解他热爱的中国，何以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就变成了一个人斗人、人杀人的场所。他与美学家吕荧先后被冠以不安定分子，以“强制劳动”收容进了天堂河农场。最初他体恤大学者吕荧之苦，为了照顾这位老人，他强使自己逆来顺受，后来他发现自己已无法为吕荧解除任何痛苦，便决心逃离这个劳改农场。

在逃跑之前，他用手里仅有的一点钱，偷偷买了一个指南针（这是怕逃到原始森林中迷路用的），并买了不少的压缩饼干，以减少逃亡时的携带负荷。当时红卫兵正在全国大串联，铁路交通完全处于失控状态。他先冒充串联的红卫兵（当时非常方便，胳膊上套一块红箍，写上“红卫兵”三个字，再找上一身没有领章的绿军衣穿上，便算有了护身的符咒），登上了南下的火车。

一路上心如揣铅般的沉重，自不必说。无论哪个真造反派发现他，他这辈子就算交代了但凭着姜葆琛精密的脑袋，早就把可能出现的漏洞，堵得无一空隙。因而在南下的火车上，他一度还成了头面人物。他是清华大学的高才生，应付那些毛头小伙绰绰有余，因而一路平安，只是火车通过黄河大铁桥的时候，他险一些露了马脚。他在清华大学是学水利的，而当初报考水利系的初衷，就是怀有治理黄河的宏大抱负的结果在临近毕业的1957年，就被划成了阶级敌人，使他的满腔热血付之东流。而眼前他成了一个逃犯，正好路过这条祖母河。

“喂，你怎么掉泪了？”有一个同车南下串联的红卫兵，质询他。

姜葆琛当真不知道自己眼睛湿了，只好随便胡说，他的母亲是河南边上的兰考县人，有一年黄河发大水，母亲被大水给淹死了。他所以要拿他母亲堵着红卫兵的嘴，因为在一般人的眼里，没有人会亵渎母亲，这是最具有说服力的理由当然，这纯属胡说八道，但是正是这种胡说八道，使他南行一路平安。姜葆琛对我说：“火车通过黄河大桥时，我可能是对着黄河流泪了。一哭我们的民族，乱到了这个份上，那些为毛泽东打天下的勇将，也成了阶下之囚；二是哭我自己，你在当初为什么非要报考大学，还学的是水利知识越多越反动，当一个工人进了工厂，就不会有当右派的事儿了。我的家境很糟，小时候家住在准葛尔草原，后来因为家境的变化，母亲改嫁到了张家口，生活上十分困难。我不但不能给她帮助，还要她为我担心。所以，当车过黄河时我的神经失控，不自觉地流出了几滴眼泪……”

“你想逃到哪儿？”我似乎感觉到了，他不是一般的出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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