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去云南。其实当时的红卫兵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借着坐车不要钱的机会，到各个地方去观光的。与我同车的几个中学生，就是去云南大理。我们一路同行，他们把我当成他们的头儿，竟没有一个人，怀疑我是个异类；这在某种程度上，增强了我的逃亡信心。到昆明车站，我与他们分手了我要去的是地临景洪县的西双版纳森林，从地图上显示，那儿靠近中缅边境。我当时想的是偷越国界，离开生我养我的祖国。道理就不用说了，好端端的一个中国，突然在几个月之间，变成了人鬼难分的阴阳界。我虽然有病，可是我宁愿死在与命运抗争之中，也不愿意在囚笼里受罪。

“我不知道你去过云南没有，那儿土地的色泽都是红的从昆明通往景洪的公共汽车，每一辆都是超载运行。为了不必要的麻烦，我有意识地爬在车篷顶上，以减少与红卫兵的接触。因为快到敏感的边界地带了，我必须小心翼翼；不然的话，一路上的艰辛，都将付之东流。命运之神，还算可怜我这个逃亡者，在历经两天的行程后，我终于到了西双版纳的边缘。在景洪小镇，我买了些防止虫叮蚊咬的药品，并涂抹在了身上，然后在一天的晚上，闯进了无边无际的原始森林。

“真也怪了，我这个看上去弱不禁风的病号，竟然有那么大的勇气，敢于走进这原始森林中来。为了逃亡，我事先了一些有关这个地方的书，其中最使我害怕的是一种名叫‘见血封喉’的毒树，只要被这种树叶碰坏了皮肤，是任何药品也解救不了的。在茫茫黑夜之中，到处都是树，又不能在穿行之中，打开电筒对每一棵树都细细察看因而，我只有撞大运了，碰上这种毒树算我命短。压缩饼干很快就吃完了，好在西双版纳的野林中，有叫不出名字来的浆果充饥，一时之内，还没有饿死的危险。最可怕的是那些四条腿的动物，在白天穿越森林时，我常常见到它们的身影，因而当夜幕来临时，是我最为害怕的时候为了躲避可能发生的袭击，我不得不像长臂猿那般，睡在古藤织成的‘树床’上。

“无论怎么说，那几天的时间内，我生活在一种希望之中，希望是战胜恐惧的力量，我是在恐惧与希望并存中活着的。森林中尽多倒木和葛藤，我的衣服被树枝割得褴褛不堪，但是指南针在告诉我，我一直在向着南方行进这么走下去，总是会走出莽林，而抵达中缅边界的。问题出在一次夜宿树藤之上，第二天早上，我用手去掏我的指南针时，吓出了一身冷汗，为我引路的指南针，不知道丢在了什么地方。我在树下找来找去，不见它的踪影，这就是说，我把它丢在了原路上的什么地方这里说的‘原路’，根本不是路，除了我之外，大概只有野猪、野牛走过，没有任何道路的痕迹这叫我到哪儿去找？

“指南针的遗失，对我的一生太重要了。应该怎么对你说呢，它等于断送了我的所有构想。莽莽森林，白天都难以看见太阳，目光所及之处都是绿色，我如何去觅寻我的去路呢！退又退不出去，向前走又没了方向我坐在一棵倒木上，几乎要急疯了。说来说去，人是一个精神动物，自从丢了指南针，我觉得我全身的病都来了，心脏病的胸闷伴随着心颤，使我一下子像个瘫子一般，再没了向前走下去的勇气。但是停在这儿是等待死亡，我只好咬紧牙关，开始了向自认为是‘南’的方向，东倒西歪地踉跄。古代的民谚中有‘黄鼠狼专咬病鸭子’一说，那天我爬行饿了，便像往常一样采摘林间的浆果充饥，我不知道我误食了毒果我倒下了，在迷迷糊糊中，我认为我的生命已然走到了尽头。待我清醒过来时，我已躺在一个傣族姑娘的竹楼里我如同返祖那般的原始人的生活，到此结束。当然，我苦心为自己设计的逃跑计划，也彻底流产……”

英木兰与姜葆琛这两个看上去温文尔雅的知识分子，从不同的两个角度，在苦难年代里，演绎了各自不同的苦涩故事……不过，姜葆琛在苦涩中，还留下了使他终生难以忘却的竹楼情韵。他住进的那个竹楼，是一个离边塞村寨有几里路远、看守橡木林的小楼，而救他一命的姑娘，是橡木林的看守员。她不仅把他背到了小楼上，还为他更衣擦伤，把他视若一个汉族的大哥哥。人非草木，孰能无情？西双版纳有一种名叫风流草的植物，还懂得闻风而舞呢！在那只有一个男性与一个女性的世界中，一个逃跑的囚徒与一个傣族少女，很快就从相知到相爱。当然，即使姜葆琛激动到了忘我的程度，他也不会把他到西双版纳来的目的，告知她的在那个年代，他如果吐露真情会把小姑娘吓死。他谎称是大学里的红卫兵，特意借大串联的时候，来考察林中稀有植物的他又有着，一张知识分子的脸，和文明的谈吐，因而很快获得了姑娘的信任。

“首先是我感情失控的，有了一次，就难以再勒住马缰了。”姜说，“这姑娘相貌平常，但是心地特别善良。比如，我提出我不能见到生人，每次护林小楼来人时，或割胶的傣族乡亲来闲坐，她都会把我藏起来。她在深夜里对我发誓，永远不让村寨的人知道我的存在。按情理而言，我在那儿有***，又有温饱，安身立命待在那儿也就行了；但是我是抗拒‘文革’的暴政，而逃到这里来的，总是像做贼一般东躲西藏，也不是个长久之计。当时中缅边界地区越界逃跑的人，时不时有被击毙或被生俘的消息，我再想越界，由于边界巡逻盘查很严，已然丧失了机会。该怎么活下去？这是体力恢复了以后，盘在我心中的问题。终于有一天，我作出了另一种选择那是因为红卫兵串联到了她们的村寨，一种惶惶不安的心绪，使我产生了决心要离开这儿的意念。可是无论从哪方面讲，我都该把我的想法告诉她，但是又怕她不让我走。几经考虑，我还是认为不辞而别是上策。当然这种行为，是十分不道德的，也正是因为其有失道德，使我一直都觉得有愧于她将来你有一天如果写回忆录之类的书，不要宽恕我，要写下我这笔良心债。在一天早晨，她还在睡梦中时，我不辞而别地溜走了。南逃的愿望已然破灭，我的路线是北返家乡……”

之后，姜葆琛历经了种种困难，终于回到了北京，为了逃避追捕，他只在朋友家中过了一夜，就奔向了生养他的准葛尔草原。在逃亡的路途中，他听来自草原的流浪客说，那儿“文革”的手段，比北京还要残忍，便在途中改变了计划，更名换姓地混进了雁北吕梁山下的一支打井队。那儿人烟稀少，水源尤其匮乏，找水打井就成了当地的大问题。每天与打井工人天天见面的，就是长城上的古烽火台。他在清华大学是学水利的，按说可以发挥其专长。怎奈当地不仅是山峦叠起，而且地下水位极低，找水打井是个难上加难的活儿。但无论怎么说，他在工人队伍里，是羊群里的骆驼。在没有文化的筑路工人中间，他很快成了工人中间的技术力量。比如：在雪地里他看见哪儿的雪融化得最快，就证明那儿下面藏有水源在那儿开砸打开，比盲目乱找水源工效要快得多。所以，尽管姜葆琛不想出头露面，他还是很快成了筑路队中引人注目的人物（他的擀面和面的技术，就是在那儿练就的）。俗话说，树大招风。在一群没有文化的工人当中，有人开始怀疑他的身份。在一天夜里的大清查中，他被身穿警服的武警，戴上手铐带走了姜到了此时，认知了再以假乱真，会给他带来更大的麻烦，便向武警言明了自己的身份是个“强劳”分子当然，他没有言及到出逃西双版纳的问题，那将涉及到叛国，在当时“文革”的高潮中，是要掉脑袋的。

武警当夜将他驮在摩托车的后座上，并将他的手铐用铁环套在车座上，以防止他逃跑。当天晚上，姜被带到一个四面环水，中间是一座监狱的水上囚牢。监管人员先让他面对着牢墙蹲了几个小时（中间不许起立），到了残阳西下的时候，才把他带进一排牢房中的一间。就是在那一间牢房度夜时，他才最为深刻地理解了远离皇城的监狱，竟然原始到几百年前的宋朝。姜葆琛十分感伤地对我说：“说起来，你这个在大墙中度过了近二十年的人，都不一定相信，那里的牢房里的犯人，每夜还要互相叫号。那排牢房之间，上边都有一个方洞相通，一号牢房中的值班的犯人，过了一定的时间后，就要高喊：‘太平无事哟’二号牢房值班的犯人，马上要接着唱合：‘太平无事哟’接下去是三号牢房，四号牢房，五号牢房……依此类推，一直到全部唱完为止。过上一个时辰，这叫号声又重新周而复始。我躺在牢房里的大炕上，静听着那高一声、低一声的叫号声，当真地掉泪了这不是为我个人的命运而流泪，是为中国狱法的返祖而流下的泪水。我读的书虽然不多，但我记得远在宋代，狱吏们为了让犯人自监以防止逃跑，在史书中留下犯人们互相唱合的记载多少个世纪过去了，多少革命的志士仁人，为了反封建主义，抛头颅洒热血，争取中国的民主自由！但那块封闭的土地，还停留在远古时代作为一个20世纪的知识分子，能不为之涕零吗？！”

我沉默地听着姜葆琛感慨的自白，心中也不禁升腾起一片苦涩。当然，那是一个监狱中最为原始的角落，但仅此一家也足以值得我们深思的了。不是吗？！姜葆琛君后边的经历，就没有什么曲线了他被押送回天堂河。不久，大队人马开往茶淀，他便到了那儿的老残队他是一个有风湿性心脏病的人，又经过了这么一场天南地北的折腾，当然只有进老残队的份儿（虽然当时他只有三十四岁）。不久，他们又从茶淀调到山西大辛庄农场我和他便有了在老残队见面之后的又一次重逢。

一个有着严重疾病的人，在那个非人的年代，能够置自身病躯于不顾，像茧蛹变成飞蛾那般，勇敢地突破丝网欲飞（尽管他没能成功）这里不能不忠实地记录下，中国知识分子中的另一种类型。

不知道自己被判为死囚犯的朱希

在大辛庄农场的几百名劳役人员中间，只有朱希是革命资历最深，对马列理论接触最早的一个。他的行政级别为十三级，比长治市一把手的级别还高出一截。但就是这样一个老革命，却在大辛庄的“一打三反”运动中，被定性为反革命，他是我进劳改队以来，见到的一桩最大的奇特冤案。也是知识分子中，以忠诚叛逆忠诚的另一种的典型。

朱希，1916年生于浙江宁波，1938年入党于武汉。此前，他在上海从事进步书店的经营工作，是一个博览群书，有着丰富学识的人。由于他的工作性质，在30年代的上海，接触到了大批的左翼文化人，使其成为了一个有见地的马克思主义者。至1948年4月党中央已经移师河北西柏坡后，陈伯达、于光远、毛岸英与朱希等几个人，也从石家庄到了西柏坡，他们在中央的旨意下，筹划了进京后的宣传出版工作。北京和平解放后的1949年2月6日，朱希是随中央宣传部进入北京的。他先后出任国际书店经理和文化部出版局图书审读处处长。是从青年时代起，积极投身革命，并为缔造中华人民共和国，付出过血与汗的人。

50年代初期，他的工作一帆风顺。在1956年的大鸣大放期间，他感到共产党在领导着中国走向自由民主。为此他虽然极受鼓舞，但因当时的工作繁忙，他为没有鸣放的时机感到遗憾到了“反右”开始以后，他的思想开始不能适应形势要求了，他认为这么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把一大批热爱新中国的知识分子，划入反动资产阶级的范畴，是完全错误之举。特别是储安平被划为右派，引起他感情上的地震：在他出任国际书店经理时，储安平当时是新华书店经理；两人接触极多，他觉得储安平是一个爱国的民主人士，何以就成了右派？朱希是个敢于进言的人，仅仅为储安平鸣不平，就够打成右派的了，更何况他对“反右”本身就持有异议，被划成右派当然是不奇怪的事情了。可是，朱希从一开始就拒绝扣在他头上的这顶桂冠能不能这么说，此举成了他后半生的悲惨命运之源！

偏偏他又是一个十分认真的人。在知识分子噤若寒蝉、人人自危的年代，他就开始了与最高领导人的争辩“文革”开始后，朱希虽然以“不安定因素”被收容进了天堂河强劳农场，仍以一个革命者的气魄，不改初衷地不断上书中央。他不仅对“反右”运动表示异议，对大跃进给中国带来的灾难，也直言不讳。后来，他经茶淀转移到长治大辛庄，对“文革”中的种种有悖人道的行为，依然连连奋笔疾书。他上书的范围，不仅仅有与毛润之先生商讨的，还写下了有直接批判林彪“在一切工作中突出政治”的《七十年代纪事》一文此时正逢“一打三反”、严惩反革命分子的时期，朱希终于撞在枪口上了。

与毛润之先生不断商榷，在当时已是无人敢做的事情；朱希又抛出与林副统帅针锋相对的《纪事》，其后果可想而知。朱希被戴上“恶攻”的现行反革命的帽子，先是在农场里被斗得死去活来，那些劳改队中的积极分子们，先用力揪起朱希的头发，使其双脚离地；然后由五大三粗的汉子，没头没脸地抽打他的全身。直到打得朱希高声嚎叫，使在场的会议参加者心灵战栗为止。打过之后，打手们用绳子从背后反吊其双手（在劳改队称之为“吊鸡爪”），狠狠地向上一勒，朱希又是一声惨叫，似乎已经死了过去。然后，打手们把他往卡车上一扔，像是扔一头死猪似的下一个节目，是武警押着他，在整个长治市游街。

多少年后，朱希在对我回叙当时的情景时，还感到毛骨悚然。他说：“不知道那绳子是怎么捆的，我只感到两只胳膊以及双手，疼痛得失去了知觉。大汗珠子顿时从身体的每个部位流了下来。说是汗如雨下，没有什么过分，因为我的脚边，被汗水洇湿了一片。这么一吊，我的头立刻像葫芦一般垂了下来。我就是这样垂着头，坐着卡车穿过整个长治市的大街的。但是卡车没有拉我回来，把我拉到一个有大墙、电网和岗楼的大门里，我坐了牢。”

那儿是一座昔日阎锡山开创的模范监狱，是专门以关押共产党人出了名的铁牢。朱希这个老共产党员，没有尝到阎锡山关押他的滋味，却尝到了共产党关押他的味道。那是窑洞形的牢房，没有窗子，只有一个通气孔。每到冬天，里边生火取暖，是没有烟筒的火炉因为其不通风之故，有一次差一点把牢里的犯人全部熏死。多亏有人感到了头晕，请求监管干部放风所有的犯人都到了院子里来，才算喘过那一口气。

与他同一牢房的是淮海兵工厂的厂长，也是一个老革命。他进监狱的原因，是因为兵器的流失，从而演化成长治的大武斗。但是朱希的上书材料，是通过农场革委会转呈中央的；即使是观点错误，怎么就成了反对林副统帅的现行反革命了呢朱希生性刚直不阿，对此他一直思想不通。因而，他拒绝检查，他认为1957年反右就错了，现在是错上加错。按着这位老革命的观念，共产党会自我修正错误的因而他一直等待着农场来车接他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