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年过去了，没有消息；第二年过去了，也还没有消息……他在里边一直当了四年多的囚犯，直到他收监五十个月的时候，农场才来人把他不明不白地接了回去。在这四年多的光景中，他继续不断上书，因为新来的犯人告诉他，林彪叛逃已命毙温都尔汗，他昔日上书指责林彪，理应平反。临行前，他曾问过监管干部，但是回答是“无以奉告”所以受尽了折磨的朱希，是以“现反”进监，糊里糊涂出监的。

发生在以后的故事，不仅是我没有想到，连朱希自己也大吃一惊的：当1979年中央为右派平反时，国家新闻出版局在翻阅朱希的卷宗时，遇到了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卷宗中写明朱希是个死刑犯，是当时当地的公检法秘密判决的。只是还没有执行死刑时，林彪叛逃的案件发生了朱希因此而捡了一条命。使人不解的是，卷宗中却没有推翻死刑的任何文字材料。真是人如草芥，革命了多半生的朱希，自己在当时竟然不知道，有一天，会被拉向刑场，吃上一颗子弹！

公章大印皆在，让平反单位大为其难。他们先后三次往返长治，才拿回来一张写有“查系错捕，宣布无罪”的公文。所以，朱希的平反，一直拖到了1979年的5月，才算是回归了干部队伍。当笔者为写此知识分子心路历程的回忆录，到朱希的家中访问时，朱老十分感慨地说：

“当一个正直的中国知识分子，怎么就这么难！我看的史书也不算少，但是历朝历代把五十五万多知识分子，都给打成敌人的，你在史书中发现过吗？”

“没有读到过。”我说，“这五十五万多的数字，是报纸上公布的。实际数字怕是还要多。”

我之所以这样讲，并不是没有根据的。在团河农场右派大聚集的时候，一些来自最基层的右派告诉我，当年在山高皇帝远的边塞地区，为完成单位中百分之十的数字，还有选举出来的右派。谁当天正好不在单位，就选上了谁。“当然，像朱老这样判死刑的，虽不多见。但在‘一打三反’时期，南京就枪决了四个右派，在1997年10月，我在《金陵晚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文章中希望有知情者，能告知死者情况于一二。文章发表以后，只有一个《扬子晚报》的读者，给我来过一封信，讲述了她见到执刑前的批斗会现场。当时参与此事的‘文革’成员，都像是哑巴一样，缄口无言。”我对朱老讲述了那四个老右的名字，和被枪决时的情况。

“我也差点就成了这样的一颗冤魂。自己掉了脑袋，还不知道是为什么掉的！”朱老下意识地摸了摸自己的脑袋。

朱老今年已经83岁，家中陈设几乎还都是50年代的。他用哆哆嗦嗦的手，给我找出一张他在监狱服刑时的照片。我望着那张照片，虽然面子上强作笑颜，心里却忍酸不住。我问朱老：“临离开农场之前，大辛庄的干部，就没有一点良知上的表示。比如，向你道个歉，或者……”

朱老打断我的话说：“没有，在1978年他们就把我给撵回北京来了。”

听了朱老的自白，我不禁想起了一位哲人的话：在暴虐的政治下，道德和良知都会沦为娼妓。我从朱老的经历，再一次验证了这位哲人的名言。

我的一次生死劫难

我的这场生死劫，不属于政治上的中国历史到了1973年之尾，举国上下正在批林批孔的高潮当中。场里革委会紧跟形势发展，抽调一批文化人，办墙报，出漫画专刊。我和张沪以及画画的曹大士、马常等七八个人（大都是办过报纸或在原单位搞过宣传工作的），被安排在一间屋子里，从事批林批孔的宣传。对于我们来说，这是最不费劲的事情，报纸上有现成的材料，将其摘头去尾随便动动笔墨就行了。应该说，这是我和张沪到大辛庄以来，体力上最为轻松的日子；但从思想上去反刍那些时日，却又是我们最为疲累的日子。

如果是单纯地批判孔子的“女子与小人最难养也”，这倒不用去花费什么脑筋。抽到这个宣传组来的都是知识分子，几乎没一个人不了解“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打靶的真正靶牌是周恩来总理。周恩来在1955年，有过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到了1962年的广州会议期间，与陈毅一起，曾为所谓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脱帽”；陈毅还当场为文艺界的两个知名作家脱帽祝酒，这是所有知识分子记忆尤深的一件往事。

因而在那间批林批孔的小屋中，经常可以听到这样的双关语：

“醉翁之意不在酒！”

“在乎山水之间也！”立刻有人应答。

“尊法批儒，谁是法家？谁是儒家？”

“当今法家非张春桥莫属。”

“那么谁是当今的儒家呢？”

“……”

每当说到关键问题，小屋就沉默下来。大家心里都十分清楚，但是谁也不说出周恩来的名字。虽然，被抽调到这儿来的没有爱打小报告的人，但是“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这是那个特定年代知识分子的生存方式。朱希事件的场面犹如昨天，我们这些知识分子，自然不敢随便乱说乱动了。因而在宣传组，大家只能用含而不露的双关语，表述各自的心迹，亦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好在，批林批孔的风，很快就刮过去了。宣传室解散归队。我没能再当我的铣工。化工车间的四氯化碳即将上马，化工厂要组织一批人员，去张家口化工厂学习此项工艺的生产流程这同样需要有文化知识的人去完成，我被列入去张家口学习的成员之一。对此殊荣，我颇感惊喜。因为至少我可以到远离山西的地方去看一看，蜗居山西这么久，外部世界是个什么样子，我已全然无知；去张家口可能要路过北京，也许有可能顺便到家里走上一趟。一举两得，何乐而不为？！

不知为了什么，自从被召入宣传组摇动笔杆之后，多多少少勾起来一点死去了的梦幻。尽管批林批孔，并不是自己所想干的，但是突然接触了文字工作，便有了一种“久别胜新婚”的亲切之感。当时正好有一位姓高的同类，他因为小提琴拉得比较到位，突然被长治文联调走，有此先例可循，我想到我的命运能否在长治有一点转机？那位姓高（我已记不起他的名字）的同类，在临行前对我说，以我的文学功底和名声，长治市是求之不得的；山西老一辈作家又都知道我的情况，何不想办法回到社会中去？他说他进入文联后，要替我力荐一下，让我也通过山西的老作家，努一把力。

我拿不定主意，回到小屋与张沪商量。她的意见，是征求刘绍棠的意见因为他身在北京，知道文化大环境的宽严程度。当然能跳出牢笼，怎么说也是个好事；但她也担心这个时代，要跳出劳改的生活圈子，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记得，在临去张家口之前，我发出去两封信：一封是写给绍棠征求意见的，并说我去张家口有可能在北京停留一下，听听他对我去文联工作的现实性，到底有多大；第二封信是写给马烽和他的爱人段杏绵的，马烽在全国青年创作会议上与我相识，而段杏绵则在那次创作会议上，与我同为北京代表。这是我到了山西以后，第一次想到突破围墙，并第一次拿出具体的行动，做突围的试探和准备。信发出去不久，我们这支开往张家口的队伍，就集结待命了。

带队的队长姓甚名啥，我今天已然无从记起，但是他那口标准的晋东南（长治隶属于山西东南部）的地方口音，我则永生难忘。他召集我们开会时说：“俺今天开会，先给你们送个好信，你们这回去张家口，是以工人的身份去的。到了那个地方，谁也不许暴露劳改队的身份，就算你们去当上一段日子的冒牌工人吧！今天回去收拾一下衣物，明天一早出发。俺对你们说的第二句话，到了那块地盘，要遵守人家厂子里的纪律，谁犯错误回来跟谁算账，俺的话完了。散会！”

我们从长治登上火车，绕道河南郑州（当时太原开往长治的铁路还没有开通），取道北京，去了张家口。这支冒充工人的化工学习队，一行十二人（队长在外）都是当时不值钱、家住北京的臭老九。首先使我们失望的是列车并没有在北京停留，我们只在永定门火车站转车之际，在候车室的木椅上坐了约有一个小时，然后马不停蹄地坐上了开往张家口的列车。回家一看的愿望落空了，与刘绍棠交谈的机缘失去了我们唯一的获得，是过了当真正工人的瘾。因为在离开大辛庄农场以前，每人发了一身劳动布的工人服，在那个“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年代，十几个身着崭新工人服装的队伍，着实使我们风光了一路。

可是当我们坐在开往大西北的火车上时，也不禁互相咬起耳朵来：

“冒充工人阶级不犯法吗？”

“为什么一个执行专政的机构，就敢于冒这么大的风险？”

“到了化工厂，总要接触化工技术人员的；人非木偶，万一人家询问起我们厂子的情况，将何以作答？”

当惯了老鼠总揣有一副怕见老猫的心态，火车离张家口越近，我们的这种心态越浓。我们中间的一位老学究，终于按捺不住这种心理煎熬，去到队长的座位上，询问队长了。队长回答说，叫你们咋做，你们咋做就行了。这个老学究还是不放心，继续多问了几句，队长反问他道：“人家要是知道你们是阶级敌人，还敢叫你们进厂吗！别多说了，你们就按着俺说的办就行了，我们自会与化工厂的领导有个符合政策的说法这个你们不需要知道。”

自讨没趣。但在这个自讨没趣中，典型地说明了我们当时的嗫嚅心态。我们就是在这样的心态下，走进张家口市xx化工厂的。我们十二个人，住在旅馆的一间大房子里，我是第一次到这个城市中来，新城与老城以一条河桥分界，在那个混乱的年代，张家口的市容虽然还残留着武斗时张贴的大字标语，但“抓革命，促生产”的气氛，显然在洗刷着往日的旧痕。这使我们这些冒牌工人，多多少少心里还有一丝快慰。

化工厂里培训我们的师傅姓张，年纪有四十多岁，赤红的脸膛，爽直健谈。我们向他学艺并不困难，但使我们为难的是，这个血性汉子，把我们引为知己之后，便常常破口大骂文化大革命：“娘个x的，这是他娘的什么年月，女皇弄权，百姓遭殃。天底下地盘那么大，可是没有好人走道的地方！”

我们只是默默地听着，不敢应和张师傅的海骂。

“娘个x的，你们怎么都是瞎子和哑巴，咋就不吱声哩？”

我们彼此对视一眼，还是没有人应声。

“我带过许多的徒弟，还没见过你们这号的徒弟！”

我们为了把角色演好，唯一可取的办法，就是及时转移话题，把政治问题引向技术问题上去。可是一到晚上，我们又开始我们之间的窃窃私语。大家一致认为，张师傅是个讲大实话的硬汉。有一个老右提出了问题：“人家张师傅已经对咱们有看法了，我们该怎么应付眼前的局面？”

没有人能够作出圆满的解答。有的同类说：“人家讲实话无罪，我们万一‘闸门漏水’可就成了问题。”

我说：“反正咱们只在这儿学习一个月，在这个月内，我们要把哑巴的角色演到底。这是角色对演员的规定要求，不然回去就没办法交差了。”

我当真十分注意我的言行，因为跟在我们身边的还有执行无产阶级专政任务的劳改干部。虽然他并不时时刻刻与我们在一起，但是张师傅口无遮拦，万一于无心之际，把我们的反动话传了过去，我们将来的日子，就难得平安无事了。来学习的成员中间，多一半是老右，都有过去被整肃的经历，因而也都自有心中的小九九。张师傅碰上了我们这些冒牌工人，也算他倒了霉了他爱怎么想我们，就让他去想好了。

有一天，张师傅叫我到“四氯化碳”的二号高炉旁，去检查一下炉温。他特意叮咛我，去高炉之前不要怕麻烦，一定要先穿好防火的石棉服，并戴好防毒面具。在此之前，他已经多次对我们这些“工人”讲过，要严格遵守化工车间生产的工艺流程，不能有一丝马虎。为了提示我们注意此事，他列举出他们车间，有两个值夜班的女工，因为对四氯化碳之易燃及其能令人窒息之毒性缺乏警惕，便双双去见了阎王。

我对张师傅的叮咛，并没当成过耳之风；怎奈那天让我去二号高炉查看炉温时，我急于要解小手。本来我如果先解了小手，再去检查炉温也并不违纪，十多年的劳改生活，养成了我闻风而动的神经本能。我到了更衣室，想先更换上石棉衣，但是觉得换衣戴帽太延误时间，何况肚子里还憋着一泡尿呢！我想一两分钟就能完成的活儿，何必这么脱衣穿衣的折腾呢？

说来说去，还是不了解四氯化碳的威力所致。就在我匆匆走到二号炉旁的时候，突然“嘭”的一声巨响，炉内外溢的气体，像天空的闪电那般一亮，全部自燃起火，我立刻被蓝红色的火焰包围。最初，我只知道我的衣服被燃着了，后来在昏昏然的状态下，迷迷糊糊地听见工人们的喊声：“躺下快躺下打着滚儿出来”之后，我就全然失去了知觉。

待我醒来时，已经躺在了一个医疗所的病榻上。第一个感觉就是脸上疼痛难耐，我知道我是被火焰烧伤了。我用手摸了摸脸，竟然摸到了脸上的绷带，不用说我已知道，大火把我的面部烧伤。“同类”见我醒了过来，不禁喜出望外，他们告诉我，若不是张师傅和几名工人，奋不顾身地冲进烈火，把我像拖死狗那般，从火焰中拖了出来，我的一条小命，就留在张家口了。

“几度烧伤？”我非常吃力地吐出这句话。

“算你命大，只烧伤了面部；但是你的头发、眉毛、胡子也都烧成灰了。”

“不过那也没有关系，反正你是娶过媳妇的人了。”“同类”开玩笑地说，“不存在找对象的问题，过两天你自己照照镜子就知道了。”

我心里十分难过：“要是真成了非人非鬼，我去摸电门好了。”

“别，大夫说了，你要配合大夫的这个疗程，脸上不会留下疤痕的。因为从高炉周围起火，到把你拖出来，总共不过两分钟的时间。”

“同类”们正在为我宽心之时，队长来了，他面色气得赤红，但碍着护士的面，不好大发雷霆（因为我是非工人的工人），最初只是批评了我几句，后来便口吐真言：“是俺挑的人，算俺有眼无珠；你能摇笔杆，但不是干化工的坯子。哎！你好好养伤吧，这算咱们出师不利。”他朝我说完了他的心里话，向“同类”们一挥手，“别围着他一个人转磨了，我们要总结一下教训，回去开会，每个人都给俺写安全保证书。”

病床前空了，我请求护士给我一面镜子。镜子中的我，整个面部都是白色绷带，只有一双眼睛是黑的。我自知烧得不轻，但事已至此，一切唏嘘感叹都无济于事，也只好听天由命了。到了晚上，张师傅来看我了。对我的批评是必不可少的，我只有老老实实地听着的份儿人家已经尽到了老师傅的责任，事故完全是我一手造成的。因而，我对这位朴实的老师傅，首先进行了自我检查。他大概是想宽慰我的心，便坐在病榻前的木椅上与我聊开了闲篇。他问起我的家庭情况，我支支吾吾我该怎么说呢？家庭成员中的二分之一在劳改农场，这是无法出口的事情。

“你有姐妹吗？”他很诚挚。

我不能对救我一命的人过于封闭：“我是个独根苗苗。”

“那你母亲一定为你难受了。”

“医生说不会留下疤痕的，老母亲难过两天，就会雨过天晴。”我尽量装出无所谓的样子，“就算是我的一次人生教训吧！”

“你妻子在哪儿工作？”张师傅又问。

我已经是冒牌工人了，索性也让她当一回冒牌工人吧：“她是个工人。”

“孩子呢？”

“在上初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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