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库房里的陈设很简单，进门后靠左面的墙壁上挂着筛子、笸箩和各种农具，虽然各种东西品种繁多，但悬挂、摆放得井井有条，干练整齐；右面的墙壁前并排放着4个大缸，缸里装的全是麦子，那是全家人的口粮。小王正站在墙角的那个大麦缸跟前，手指着缸里的粮食。张维直走近大缸仔细一看，发现缸里只剩下半缸麦子了，黄澄澄的麦粒中间露出一个方方正正的用塑料薄膜包好的包，透过塑料薄膜，能清楚地看到里面是一捆1：“前边那几口缸里的粮食，我都一个一个仔细看过了，甚至都用手插进去摸过了，但什么也没发现。可最后在揭开墙角的这个缸盖的时候，一眼就看见麦粒中间有一片白色的塑料薄膜。我刨去边上的麦粒，就看见了这四方棱正的一捆钱。我想，也许是放钱的人并不想把钱藏得很深，似乎怕日后找不见似的。”

张科长听完小王的叙说，沉思了片刻。对小王的最后一句话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点了点头，一丝不易觉察的冷笑在他的脸上闪过。他用力抓起那捆百元卷的大额钞票，隔着塑料薄膜数了一遍，正好是10把，也就是说正好10万元。这肯定就是举报信上提到的赃款了。他回头朝门外瞟了一眼，他的视线正好与趴在门边上，正紧张地向他张望的郭正清夫妇俩的吃惊的目光相遇。他举起那捆钱，向他们扬了扬，说：“走吧，回去咱们再仔细谈吧！”

上了警车以后，张维直就让小王将郭正清铐上了。

尽管正是七八月的酷暑季节，人们个个汗流浃背，燥热难耐，但戴在郭正清手腕上那铮光闪亮的手铐仍有一种冰凉的冷森森的感觉。郭正清默默地看着被铐在一起的失去自由的双手，一种屈辱、激愤的怒火从胸中升起，他开始鄙视面前这个曾被他奉为神明的人民检察官，这个被他的那些同行们称为“老猎手”的高级检察员，原来竟是一个徒有虚名、挂羊头卖狗肉的家伙。不！简直就是一个不分青红皂白、不问是非曲直、不负责任、草菅人命的糊涂狗官！我与你在一起交往这么多年，谁不了解谁？别人不知道，难道你张维直也不知道我郭正清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吗？听风就是雨，不知听到一句什么屁话，你就立刻传唤、搜查。刚搜出那一捆钱，还没弄清是非曲直，就不问青红皂白地先把我铐起来，完全把我当作了一个十恶不赦的犯人。看你这副狠劲，就好像与我有什么深仇大恨似的！敢铐你就铐吧，我看你到最后怎么给我交代？想到这里，他恶狠狠地瞪了坐在副驾驶座位上的“狗官”一眼，然后侧过脸将目光投向车窗外面，做了一个深呼吸，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听见郭正清那一声深深的叹息，张维直立刻回过头来，严肃而深情地直盯盯地瞅着郭正清。看着他那满脸怒气的神情，张维直的心里完全明白，此刻，郭正清那上下起伏的胸腔里，一边是难以遏制的熊熊烈火，而另一边是一层接一层的汹涌波涛。他知道郭正清正在怨恨自己，而他怨恨自己的原因无非有两条：一是因为我冤枉了他，怪我是一个不分是非曲直的昏官，听信了坏人的谗言，姑息、纵容了真凶，而成了陷害忠良的刽子手；二是他确实是一个蜕化变质的腐败分子，怪我不念旧情，不能给他网开一面，不讲哥们儿义气。但不管是属于哪种原因，不管他的怨恨有多深，目前，我既不能向他作任何解释，更不能徇私枉法，既不能冤枉一个好人，更不能放过一个坏人！

警车在平坦的柏油路上轻松地向前奔驰着，车子里没有一个人说话。

张维直转过脸直视着前方，思绪回到了近几年所办的那些一件接一件的案件中。是啊，目前社会上的腐败风很盛，一些有权有势的人以权谋私，贪污腐化，特别是目前在社会上，人们把银行里那些掌管着信贷大权的人传得很臭，说是不给他们送钱不办事；送了钱，便胡办事。甚至说，到银行贷款，贷一万就得送一千，那是死下数（死规矩）。虽然他确信郭正清不是这种人，从他的穿戴、吃喝，从他的言谈举止，从他成天叼在嘴上廉价的蝴蝶牌香烟就能看出来。他坚信，郭正清确是一个安分守己、奉公守法、谨小慎微的人。他绝对不会干出收受贷户贿赂的事，并且一次就是10万元！但是，反过来他又想，时代在发展，一切都在变化，在商品经济社会中，金钱万能，拜金主义盛行，上层那么多高级领导干部都一个个“前腐后继”地跌倒在金钱面前，成了千古罪人。郭正清多年来从事银行信贷工作，又是银行的一个副行长，地位变了，权力更大了，成天与金钱打交道，难道他就不存在蜕变的可能吗？这时，他忽然一惊，是否自己让友情和同情之心蒙住了眼睛？可千万不能以情徇私，违背原则啊！

回到检察院，在张维直的办公室里，张维直、小王与郭正清进行了第一次交锋。

张维直开门见山，直奔主题：“正清，请你对你家里麦缸中的10万元现金作出解释。”

“我真不知道那是谁的钱，也不知道那是什么时候，是谁放进去的！”

郭正清不慌不忙，一本正经地回答道。

小王飞快地做着笔录，心想，自从在他家的麦缸中搜出那捆10万元的现金以后，郭正清显然已经进行了一番深思熟虑，编好了一套诡辩的理由，所以他回答起问题来才能不假思索，对答如流。这些人都是这样，背着牛头不认账，往往是铁的事实都摆在那儿了，却还想诡辩！

“那么三天以前，也就是上一个星期五的晚上，你在自己的家里接待了哪个客人，他都与你谈了些什么事情？”张维直的脸挺得板平，不露声色地问道。现在，他只好将这句话当做一颗重磅的炸弹，抛了出来。他想，只要是郭正清真正收了这10万元，那么他一听这话，便会惊慌失措，原形毕露。别说他郭正清是初次受贿，即使他是一个久经沙场的老手，只要把这铁的事实往他的眼前一摆，他也会软成一摊，败下阵来。所以，他说完这话，便一眼不眨地盯着郭正清的脸部表情，看他是否有什么异常的表现。

“星期五？让我想一下。”郭正清说着皱起眉头，沉思道，“星期五晚上我在支行值班，根本就没有回家，更不会在家里接待什么客人。”郭正清回答得很果断、肯定，显不出有一丝的慌乱。

“哦？”张维直暗暗吃了一惊，但他仍然不慌不忙、若无其事地问道：

“谁能证明呢？”

“我们支行办公室主任魏宝贵能证明，那天晚上他知道我值班，他在家里吃过晚饭，便到我办公室与我聊天。”

“聊些什么事情？”

“这重要吗？这个，啧啧啧……”郭正清有些犹豫，显然他们聊的是一些不公开的事情，但他没有坚持自己的意见，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和他说的话的真实性，他宁愿给检察官说实话：“我们聊的都是行里的公事、大事，如能替我保密，我可以如实地告诉你。”

“我当然可以为你保密，你还是如实地谈谈你们详细的谈话内容，我还要找对方核实的。”

郭正清听完，理解地点了点头，顺手摸了一下自己的口袋。张维直见状，立即将自己的香烟和打火机顺手推了过去，郭正清看了一眼那盒香烟，嘴角立刻闪过了一丝讥笑，心里暗暗地说：和我仍然是一个档次！他默默拆开那种只有农村老农民才抽的、两块五毛钱一盒的白蝴蝶香烟。抽出来一支，点上火，香喷喷地、深深地吸了一口。然后开始了叙述：“我和魏宝贵同志都是支行的党委委员，最近我们俩都不断听到行里的许多同志对于支行行长、党委书记姚玉玺的许多不好的反映，其中许多问题已经不是一般的吃吃喝喝的小事了，他与信贷科长梁艳勾结在一起，干了许多非法的事情。我以前曾经写过一封举报信将这些问题反映给省分行的纪检书记，却一直没有回音，加上我太愚钝，不知道人家市分行的行长戴强与支行行长姚玉玺是只厚不薄的铁哥们儿。所以，向上边反映了这些情况以后，人家可能知道了这事，所以不但没有起到任何作用，却招来了人家的打击报复。所以，我们在一起商量，这次再也不能用写信的方式了，一定要去当面见见上边的领导，必须将他们的这些问题直接向省行反映。那天晚上，魏宝贵同志和我在一起议论了好久。他离开我办公室时，已经凌晨一点多了。我根本就没有回家，你可以立即去找他核实。”

“那我再问你，最近有哪些客户找过你贷款？你是怎么处理的？”张维直换了一个话题。

“我是分管政工和后勤工作的副行长，现在基本已经没人找我办理信贷业务上的事情了，不过有时也参加行长办公会或贷款审查委员会议，参与研究过贷款，但目前行里实行的是行长负责制，姚玉玺那人又很霸道，我一个人根本就左右不了人家的意见。我知道你问这话的意思，是否是我给某个客户帮忙办了贷款，人家给我送了10万元吧？”

“难道没有这种可能吗？”张维直反问道。

“完全有这种可能性，但我是那种人吗？你也不到行里问一问！”郭正清同样反问道。

“正清，你在银行管了多少年信贷了？”张维直从烟盒里抽出一支烟点上，香喷喷地吸了一口，明显地缓和了口气。

“我参加银行工作以后，一直管信贷，有25年了吧，直到当了副行长以后，才脱离了信贷工作。”

“这么多年，难道你就没有从贷户那里得到过一点好处？”张维直完全以一种聊天的方式。

“怎么能没有？前些年物资紧张时，我曾凭着我管信贷的便利，到交电公司给朋友买过两辆名牌自行车，过年时到百货公司给同志们买过好烟好酒。近几年也在检查信贷工作时，在企业吃过好饭。去年过春节时，一个企业的老板到我家串门，非要给我留下一瓶汾酒和一条芙蓉王香烟。这些我都记得很清楚，其他也就没有了。”

“没有人给你送过贵重一些的东西，或者现金？”张维直仍然笑嘻嘻地问道。

“有，只是我从来也没有接收过。担任了信贷科副科长不久，有一次给一个贷户贷了款，解决了他的燃眉之急，为了感谢，他给我送来一辆凤凰牌自行车，但被我拒绝了。这个人就是原来金属镁厂的老板孙有义，你可以调查。另外，在我当了信贷科长以后，有名的大老板高明也给我送过钱。不知你听说过没有，几年以前，高明办了一个造纸厂，他为了急于贷到一笔大额贷款，曾在一天晚上到我家给我送来1万元现金。我当时实在拒绝不了，就先收下，第二天就将那钱交给了我们支行当时的老行长吉友亮。吉行长不仅大张旗鼓地在全行的大会上表扬了我，又把高明叫到他办公室，将那1万元退给他，并严厉地批评了他这种腐蚀拉拢国家干部的错误行为。自那以后，再没有任何一个贷户给我送过一分钱。”

“噢！高明还真的给你送过钱？我怎么没听你说过，高明这人怎样？”

“我很少与他交往，这人是一个唯利是图的家伙，并且是一个为了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的人，我总觉得此人不可多交往。最近，他从平川市赶回来，在我市开办了一个汽贸公司，从我行贷了不少款，目前与我行的行长姚玉玺、信贷科长梁艳的关系拉得很近。”

张维直点了点头，沉思了片刻，他说：“今天咱先谈到这里，你可以喝一口水，再想一想，一定要把那10万元讲清楚，不然谁也帮不了你！”

张维直给郭正清交待了一番政策就离开了，办公室里只剩下检察员小王与郭正清两人。在张科长与郭正清交谈以后，小王对郭正清的看法也产生了变化，他越看越觉得此人并不像一个腐败分子，倒很像一个正直的好人。所以，他倒了一杯白开水走过去放在郭正清的面前，然后一声不吭地坐在一旁。办公室里寂静无声，只听见墙上那个壁挂式空调器发出低沉的呼呼声，但郭正清周身燥热，仍感不到一丝的凉意。

张维直来到耿检察长的办公室里，将他紧紧张张跑了一上午的情况从头至尾向领导汇报了一遍。当他汇报完毕，在谈到下一步究竟应该采取什么措施时，他有些为难了。按原来他与“耿检”商定的，只要真的搜查出罪证，就立刻实施逮捕。但现在真的搜查出来10万元的硬邦邦的罪证，他却有些拿不定主意。准确地说，他已经对这封打印着高明名字的举报信产生了怀疑，当然对下一步将对郭正清要采取的法律措施便明显地犹豫彷徨、举棋不定。

“耿检”听了张维直的汇报，看到他犹豫不决、吞吞吐吐的表情，断定他确实遇到了难题。但根据张维直办案一贯雷厉风行、果断干脆的风格，对于这样一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的收受贿赂案件，他不应这样优柔寡断啊！难道真的是因为他与郭正清之间那层只厚不薄的朋友关系让他产生了同情和恻隐之心而要徇私枉法吗？不，绝对不会，根据他多年来的经验，张维直不是这样的人，他今天出现这样一副反常的表现，肯定有什么特殊的情况。因此，“耿检”宽慰地微笑着说：“这其中还有什么蹊跷，或者你有什么特殊的发现，请你说出来，咱们共同研究，不需要这样唯唯诺诺，这可不是你一贯的风格！”

“是，是，我正在考虑。‘耿检’，我看这件案子不简单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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