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正清躺在这个陌生的地方，心情烦躁，思绪万端，在辗转反侧，苦思冥想中，一夜都没合眼。但是，直到天亮他都没有想明白，究竟是谁，为什么要给自己家的麦缸里放进那10万元现金，还要到检察院举报，诬陷自己收受了别人的贿赂？是谁这么狠毒，他究竟与我有什么深仇大恨呀？唉！他痛苦极了。

在金岗区商业银行，郭正清是一个有名的老实人，在行里同志们的心目中，他一直是大家公认的能信得过的好朋友。大部分人不愿意称呼他“郭副行长”这个官衔，而总是很随和很亲热地叫他“郭头儿”。他虽然平日间不苟言笑，但人们总觉得他没有架子，平易近人。他与人说起话来，一是一，二是二，从不虚头吧脑，没有一句多余的话。大家遇到啥难事情，都愿意来找他商量，似乎只有他点了头、表示同意的事，人们才觉得切实可行，心里踏实。从他的外表、打扮来看，他平凡得就像那一望无际的庄稼地里一株熟透了的红高粱，谁也不可能把他与一个银行的副行长挂起钩来。论年龄，他才40出头；论个头，他起码在一米七零以上；论长相，他大眼睛，浓眉毛，挺直略显隆起的鼻梁，可以说是一表人才。只是他那两片略显厚实的嘴唇，总是紧闭着，轻易不肯开启，他不会像有些人那样，只要有个一官半职，便会拿板弄势，在人前吆五喝六的。他从来都很缄默，他的下属有事去请示他，他总是微笑着用头和点头来答复；下属做了错事，他从来不会板着面孔去教训，而是像他自己有了过失一样，平心静气地去安慰那真正有过失的人，认真地与他共同分析、查找出现过失的原因，然后再进行补救；他若给别人帮了忙，办了好事，别人怀着感激的心情去感谢他时，他除了满不在乎地头，摆摆手，再没有一句多余话；他若遇到不顺心的事，不管心中有多么生气，也从来不表现出来，只是沉下脸，一个人默默地干一些不相干的事，以掩饰他的心情。他的穿戴也很简单，似乎家中就只有那几身衣服，春秋两季总是那套洗得发白的蓝色“涤卡”中山装，冬天老是他那件灰色的棉夹克，脚上蹬一双黑色的高腰大头皮鞋；现在正是大热天，你看，又是他那身十年一贯制的打扮，上身是白色的圆领短袖针织汗衫，下身一条浅灰色的“的确良”裤子，赤脚穿着那双不知已经穿了多少年的棕色塑料军用凉鞋。这一身穿戴，尽管干净整齐，但也太陈旧、太普通了，走在街上和一个进城打工的农民没有什么两样。多少年来，他总是留着小平头，半寸长的又黑又硬的短发像钢刷子一样直立在头顶，那发型像刀切的一样整齐，难怪支行门口小理发店里那个会看两下阴阳的老师傅杨成福再三警告他：“郭行长，你的头发忒硬，正适合理小平头，有的人那种软不拉几的头发就理不成这种发型，即使硬理出来也不好看。不过，我要告诉你，从你的一头硬发上能看出来，你的性格太硬，太刚强，这样子会得罪人，对你的仕途不利呀！”每次他听到杨师傅这样在耳边念叨，总是笑笑，虽然觉得他说的有几分道理，但却从没有把此话放在心上。

郭正清在少年时期，曾有一个美满幸福的家庭。父母都是生产队里的社员，他在小学校念书，家境殷实，生活美满而滋润。父亲那时是远近闻名的生产队里的模范饲养员，公社领导时常在他们村子里召开饲养大牲畜现场会，经常有一批批生产队干部和饲养员，络绎不绝地前来参观、学习父亲的先进事迹。这些荣耀曾给了他这个刚戴上红领巾的少先队员多少自豪和满足啊！但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在郭正清十岁那年的一个疾风骤雨的深夜，队里饲养牲口的窑洞被洪水淹没、坍塌，为了抢救队里的大牲畜，父亲被压在坍塌的土窑洞里，去世时才刚刚36岁。母亲是一个善良贤惠的农家妇女，可她并没有被突如其来的困难压倒，在突然的变故面前，她挺起脊梁，既当妈又当爹，里里外外的活儿一人承担，硬是靠着自己的起早贪黑，苦苦挣扎，才供着儿子从师范学校毕业。而郭正清也不含糊，靠着自己的优异的学习成绩进了商业银行，后来竟一步一个脚印，步步高升，当了金岗区支行的副行长。

他的母亲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在正清很小时就给他幼小的心灵里灌输“积德行善，因果报应”的思想，要他在世上多做善事，绝不在外边欺男霸女，行凶作恶。尽管这个在新时代社会主义学校的课堂上已经接受了一套新的思想，并且在学校里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的郭正清并不同意母亲的那些佛教徒的唯心主义的观点，但他却十分理解母亲的一片心情，同情母亲的所作所为。母亲的那些不厌其烦的善良的提醒和言传身教同样在他的心中产生了潜移默化的作用，使他那年幼的体魄中增添了济贫扶困、惩恶扬善的思想。记得郭正清考上中学的那年，家乡遭遇大旱，公社号召社员们担水点种，与天斗与地斗，要人定胜天。白天，母亲与大伙一起从村里的井边抬上一桶水，再送到岭上的梯田里去点种。晚上，累了一天的人们都回家睡觉去了，母亲却联络了另外六个早已死去了丈夫的寡妇老婆婆，每人拿着一把笤帚去打扫村里那个已经干涸的池塘。据村里人说，在遭遇大旱之际，只要有七个寡妇老婆将本村干涸的池塘连续打扫七天，就会感动老天，把甘霖降落到人间。说起来也凑巧，在她们七个寡妇老婆婆打扫池塘的第六天晚上，终于有一场大雨从天而降。大雨过后，村里的池塘里碧波荡漾，地里的大旱得到缓解，秋苗才得以下种。在公社干部们大张旗鼓地总结天大旱，人大干，人定胜天的经验时，村里的乡亲们却在暗暗地传说着七个寡妇老婆冒着被批判的风险，舍身祈雨的事儿。事后乡亲们嘴里并不说什么，但在心底里对这几个老人更加敬重了。郭正清听说了此事后，感到滑稽，他根本就不相信祈雨这一说，但他对母亲的这种舍身为民的精神却非常感动。潜意识中，他早已将她作为自己的榜样。想起母亲的这些往事，郭正清又不禁联想到了他这几十年以来，挨过母亲的唯一一次责打。那是在初小二年级的时候，有一次放学以后，母亲一直等不到儿子回家吃饭，便到学校去找，等她来到小学校的门口，就远远看见老师寝室的门口一排站着四个男孩，其中就有她的郭正清。在学校门口围观的几个村民嘻嘻哈哈地说：几个调皮鬼，小小年纪就敢欺侮女孩子！母亲听了立刻怒不可遏，她感到这可不是小事，绝对不能让这种坏毛病在郭正清身上任其发展，她一声不吭地站在学校门口一边等儿子出来，一边纳着鞋底。那四个小男孩终于挨完了老师的教训，嬉皮笑脸地从学校大门奔出来，这时只见母亲三步并作两步走到郭正清的跟前，举起手中的鞋底朝正清的脸上扇来，嘴里气愤地骂道：“小小年纪你就不学好，欺侮女同学，那成什么了，那不成了流氓了？你给我说，你们是怎么欺侮女同学的？”

“妈妈，我没有欺侮女同学！”郭正清辩解道。

“你没有欺侮？那是谁欺侮了？”母亲紧追不舍地问道。

“我们谁也没有欺侮。早操结束后，大家都抢着上厕所。今天女生们去得早，把厕所给占住了，男生们都站在外边等。这时一群四年级的大男生站在我们身后起哄，趁我们不注意，就把我们几个小男生推进厕所里去了。厕所里的女同学见我们几个闯进来，吓得一哄而散。有一个大女生正在撒尿来不及逃走，就哭了，并把我们几个给告到老师跟前。刚才老师都已经挨个问过了我们，我们也都说清了，老师都说不怪我们嘛！”

“噢！原来我冤枉了我的宝贝儿子了，都是妈不好，是妈着急了，没弄清楚就打了我儿子。”母亲说着，心疼地擦干儿子的眼泪，但继续一本正经地说，“今天不是你的错就好，但是今后咱们一定行得端，走得正，绝不能干那些偷鸡摸狗、欺侮女人的丢人鬼事情啊！”

那天午饭后，母亲特意去学校找了老师，问明了情况，要老师对儿子严加管教，但同时提出学校那么多学生却只有一个厕所也不是个办法。

那次事情过后，学校很快就又建了一个厕所，男女生再没有在上厕所的问题发生过争抢。但这场小小的风波在郭正清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至今想起来，就好像发生在昨天，当时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

在这个冷清的夜晚想起这些往事，他更加感激母亲从小对自己的教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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