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后的阴影一直萦绕在功臣集团每一个人的心中，若不是吕后去世，说不定吕家人就先把功臣集团给干掉了。所以功臣集团决不能允许外戚干政的事再次重演，那样他们的利益将又一次受到威胁。

第四，他们一定要选择一个年龄不大不小的人。

这个道理是极容易想通的。一来，年龄太小不便于功臣集团借用其威信来震慑、打压敌对势力；年龄太大的人又比较容易产生自我主见，可能不仅不会老老实实听功臣集团的话，反而还会和功臣集团作对。二来，年龄太小的话很容易受母亲的干预，外戚会借机介入；或者母亲因为很年轻而找男宠，继而出现审食其第二。这些情况都会导致功臣集团的利益受到威胁或者被瓜分，陈平、周勃等人当然不愿意看到这些事发生。

第五，他们一定要找一个低调的、利益纠葛少的人，这样民间百姓便不熟悉，或不会对其登基有强烈反应。

功臣集团一方面要借助新皇帝的权力，另一方面还要淡化新皇帝的公众形象。这就要求他们扶植的这个人要一直十分低调，至少表面上看起来并没有野心，没有纠缠到任何的利益斗争之中，没有大是大非。

把这五点全部考虑在内，放眼刘氏宗室，比来比去似乎就刘恒一个人最合适，至少在功臣集团眼中，刘恒的形象和背景正如他们所期望的那样。

商讨过后，拥立代王刘恒就已经成了铁板钉钉的事。周勃、陈平赶紧草拟邀请函，热烈欢迎代王刘恒来京登基。

尽管功臣集团是掏心窝子、诚心诚意地欢迎刘恒，可刘恒那边还是举棋不定。刘恒和功臣们接触不多，他摸不透这些人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于是就向自己手下的大臣询问意见。

代国的郎中令张武就对刘恒说：“功臣元老们会带兵，还擅长使阴谋诡计，保不定他们还打算自己称帝呢，当年没造反不过是迫于高祖和吕后的威势罢了。我看啊，您最好还是称病不去，先看看势头再说。”

然而中尉宋昌却与他人看法不同，他对刘恒讲了四点：

第一，刘邦平定各路起义军，最终建立了汉帝国，这就已经断绝了其他外姓人做皇帝的希望；

第二，刘邦分封同姓诸侯王，使得国家内部团结，异常坚固，刘氏一族在未来只会不断地发展壮大；

第三，汉朝建国后广施仁政，民心所向，刘氏的统治基础难以动摇；

第四，吕氏叛乱被诛，而假如功臣元老们打算造反，那么百姓一定不会归顺于他们，他们的党羽也不见得会完全听从，况且朝廷中有朱虚侯刘章、东牟侯刘兴居，朝廷之外有吴王刘濞、楚王刘交、淮南王刘长、琅琊王刘泽、齐王刘襄，此时刘姓诸侯王实力不可小觑。而且刘邦的儿子只剩下刘恒和刘长，二人中刘恒居长，自然是当仁不让。

刘恒显然被宋昌说动，特别是第二条和第四条给予了刘恒极大的信心。诸侯王和功臣勾搭得再紧密，刘恒和诸侯王的血缘关系在那里摆着呢，功臣集团到底不是刘家人，只要刘家人抱团，功臣们无不忌惮。

为了保险，刘恒又求问于鬼神，在占卜出吉兆之后，派了自己的舅舅薄昭去长安找周勃打听具体消息。功臣集团这边早就被刘恒磨得不耐烦了，为了打消刘恒的疑虑，周勃一股脑把功臣集团的计划全交代了，薄昭听后大喜，回到代国让小外甥放心。

刘恒一听也非常高兴，毕竟天上掉馅饼是好事，并从此与宋昌相亲近。他带着宋昌、张武等七人一同西赴长安，并让宋昌和自己坐在同一辆车上。

行至长安东北的高陵（今陕西高陵）时，刘恒就派宋昌先去长安打探消息，作好准备。

清人郭嵩焘评价刘恒两次派遣使者去长安勘察，“遣薄昭见绛侯，所以观大臣将相之心；又复使宋昌观其变，以少帝尚在，虑其事或中变也。写得文帝周详慎重。”诚如郭氏所述，刘恒这一小小的举动表现出二十三岁的他心思缜密，沉稳而有城府的特质。他先前派薄昭去找周勃，这是在试探功臣集团的想法；而此次派宋昌去打前站，其实是考虑到少帝刘弘还没有退位，毕竟是他登基的阻碍，他害怕节外生枝。

刘恒这一切颇具政治头脑的举措或许意味着，功臣集团看走了眼，他们请来的不是想象中那个柔弱无能的刘恒。刘恒已经蛰伏十五年了，代国这样一个相对安定的环境令他得以安稳地韬光养晦，或许他一开始并没有争夺帝位的想法，而只是为了自保，然而机遇与勤奋却在这乱世之中悄然结合，落在了刘恒身上，让他一步步迈向帝位。

未央宫的新主人

来到长安的刘恒感到压力巨大，他要与心怀鬼胎的功臣集团机智周旋，还要时刻提防诸侯王的暗箭中伤。当政变事发，滴血不见，少帝刘弘下台的时候，刘恒明白，属于他的时代来临了。在公元前179年的十月初，未央宫迎来了新的主人。

宋昌走到渭桥时，远远就看见前边陈平已经带着百官列队欢迎，于是赶紧调转马头去告知刘恒。刘恒见到中央政府的一行人，立即下车向群臣作礼。他借此维护了自己在群臣心中弱势的形象，同时也图一个好名声，另外还要试探一下周勃等人的真实态度。

周勃此时神秘兮兮地来告诉刘恒，想和他说几句悄悄话。周勃这个人到底是个大老粗，政治情商太低，这种紧张的场合下用这种私密的方式和人交谈，谁敢去啊，刘恒当然不敢去，保不准周勃在暗处就有埋伏。

还好此时宋昌出来解围：“有公事你就在大庭广众之下说，没什么好遮遮掩掩的，要是私事代王是不会搭理你的。”宋昌义正词严。

其实潜台词是：好事情你就赶紧宣布，想耍什么花招还是趁早打消心思的好。

周勃在一旁来不及为自己的隐私权得不到保护而黯然神伤，便赶紧拿出御玺和符节。然而刘恒这时候并没有接受，他这当然摆明了是在装样子。来都来了，不可能真心不肯当皇帝，只是突兀地接受天子的物品不合礼法。而且刘恒要树立威信，凭什么周勃说干啥他就干啥？不能由着周勃操控自己。于是刘恒冷淡地对周勃说：“这些事情等我们到了代国，在京城的驿馆再商议。”说完便驱车离开了。

周勃热脸贴上了冷臀部，秋意顿起，乍冷。

看见刘恒离去，众人便赶紧上前去追。在代国驻长安办事处内，丞相陈平、太尉周勃、大将军柴武（一说陈武）、御史大夫张苍、宗正刘郢客、朱虚侯刘章、东牟侯刘兴居、典客刘揭等八位朝廷的核心人物一同行礼说道：“代王啊，我们几个给您掏心窝子说真心话，刘弘哪里是惠帝的儿子，那小毛孩根本不配做皇帝，我们和阴安侯、吴顷王后、琅琊王刘泽以及其他宗室、大臣、列侯、两千石以上的高官商量过了，您是高皇帝在世的儿子中最年长的，对皇位那是当仁不让啊。大王您莫要推辞，赶紧登基吧。”

刘恒心中暗喜，但为了合乎礼节，样子不得不做，于是说道：“继承高皇帝的宗庙事关重大，我无德无能，根本不配，你们最好还是和我四叔楚王刘交商量一下吧。”

大臣们当然不答应，继续请求他登基称帝，来来往往刘恒一共推辞了五次。刘恒推辞的时候要作礼，三次向西行礼，两次向南行礼，假模假式地完成一套动作，最终作为群臣之首的陈平出来再次苦劝刘恒，刘恒才以“宗室、将相、诸王、列侯都认为我最合适，所以我不敢再推辞”这样冠冕堂皇的说辞接受了功臣集团的请求。

刘恒要当皇帝，自然要住在未央宫中，可此时少帝刘弘还没有被解决，他还占着皇帝宝座呢。这时候东牟侯刘兴居就主动向刘恒请缨，要和滕公夏侯婴一同去打扫未央宫。明眼人都知道，这个“打扫”其实就是去解决少帝刘弘的问题。

刘、滕二人寻得少帝，告诉小皇帝说：“你不是刘家的人，不能当皇帝。”小皇帝倒是很听话，立马让卫士们缴械了。

这时候跳出来一个宦官头领，名叫张泽。此人可能是刘恒从代国带来的人，主子当了皇帝，这些手底下办事的人说话也变得底气十足。有个别想要反抗的士兵听完张泽的劝告，觉得代国君臣和功臣们势大，干脆缴械回家，反正他们心里觉得谁当皇帝都一样，只要管好老百姓就行。

滕婴把刘弘安置在少府官署，然后由刘兴居向刘恒汇报未央宫的情况。刘恒一行人进宫门的时候还遭到了侍卫长的阻拦，但一听周勃的解释，立马散伙走人了，整场政变滴血不见。当天晚上，功臣集团就暗杀了惠帝的儿子梁王、淮阳王、常山王以及刘弘，以绝后患。

陈平、周勃此举意味深长，按说他们早就应该把少帝解决了，功臣集团专门在刘恒入主未央宫后才向惠帝的儿子们下手，其实是为了避免弑君的罪名。

刘恒初到长安，尽管他发现功臣们都对他格外热情，但这种热情反倒引起了他的不安。在入主未央宫的当晚，他让宋昌担任卫将军，一个人把持南军、北军的兵权，又任命张武为郎中令，宿卫宫廷。功臣集团根本没搭理刘恒的这些小动作，毕竟他们真的没有安什么坏心眼，心想小孩子闹就闹吧，刘恒毕竟初来乍到，有危机感可以理解。

让代国一系的人马掌握了军队之后，刘恒才安安稳稳地做起皇帝。

《史记·孝文本纪》有一个特点，就是喜欢记载刘恒的诏书，牛运震说：“孝文诏书，质古温醇，居然三代之遗。而所行政事亦称之，不徒为空言也。太史公于他帝诏令，多不载录，而独详录孝文诏令，盖深有见于孝文者，亦以见太史公史体之严也。”（《空山堂史记评注》）说明刘恒的诏书很有文采，也有史料价值。所以司马迁在其著作中着重摘录了刘恒的诏书。刘恒入主未央宫的当晚就发了一道诏书，大意为：“制诏丞相、太尉、御史大夫，这几年来诸吕扰乱朝廷、阴谋叛逆，这些家伙都想威胁我们刘家的社稷江山，多亏了各位王侯将相消灭了他们，让他们得到了应有的惩罚。朕刚刚即位，现在要大赦天下，每个成年男子赏赐一级爵位，没有成年男子的女户每百户赐一头牛、十石酒，特批全国人民欢庆五天，可以聚众饮酒。”

这里面要解释一个“集会权”的问题。我们今天的社会是禁止非法集会和游行的，秦汉时期也一样，在那时三人以上无故相聚饮酒是犯法的，需要罚金四两。皇帝们都很敏感，他们总觉得人们聚在一起肯定没好事儿，很有可能聚众谋反，所以一律不准饮酒集会。

由此看来，刘恒在诏书中允许大家伙儿趁着他登基的好日子聚众喝酒，是开了非常大的恩了，这表现了刘恒的一种气度，一种开放包容的气度，同时也表明了刘恒将要对民间实施相对宽松的政策，这是“无为而治”正式出台的前兆。

刘恒自此开始了他长达二十三年的统治，尽管此时他身旁还有势力庞大的功臣集团，然而这一切在刘恒看来都不是问题。刘恒执政初年，对功臣集团的政策就是“捆绑”，让功臣们的利益和刘恒自己的利益挂钩，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后期则是通过强迫列侯各自回到封国的办法，将功臣与皇帝的矛盾转化成王国与中央的矛盾。

除此以外，刘恒延续了吕后时期许多好的政策，比如减免酷刑、实施无为而治、尊奉黄老、鼓励生产、放宽对工商业的管制、解放思想、鼓励百家争鸣、允许通过买卖爵位来增加人们和政府的收入等措施。

之所以要延续吕后时期的政策，首要的原因当然是它们暗合刘恒自己的治国思想，其次就是可以利用吕后的震慑力来威慑功臣集团。功臣集团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吕后。这个女人压迫着功臣集团每个人最敏感的神经，她的阴影始终笼罩着每一个功臣元老，周勃等人的内心被深深打上了恐惧外戚的烙印。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刘恒作为一个成熟政治家的城府，以及整个汉帝国新政的气象。

公元前179年的十月初七，刘恒拜谒高祖庙，二十三岁的刘恒正式登基，帝国幅员辽阔的版图在他面前赤裸裸地展现着，汉王朝平静政局下的暗流悄然涌动，内忧外患依然是这位新君不得不面对的局面。

真的能改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