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看文人秋雨《西湖梦》，西湖“是极复杂的中国文化人格的集合体”，这里有佛都胜迹、道家葛岭，有儒将楷模，有国学大师，这就像一只拼盘，它没有了宗教的庄严神圣肃穆，多的是一种世俗温情，相安无事，把各种信客都陶冶成游客，不像西方宗教那么虔敬舍身与偏执神性。

正是它的世俗性把悲剧化为嬉笑，把执着化为平常化为热闹，再也没有鲁迅笔下急急匆匆赶路的过客形象，一切化为平和，一切化为当下世俗的享受，于是文人秋雨引述川岛回忆鲁迅的话：至于西湖风景，虽然宜人，有吃的地方，也有玩的地方，如果流连忘返，湖光山色，也会消磨人的志气的。如像袁子才一路的人，身上穿一件罗纱大褂，和苏小小认认乡亲，过着飘飘然的生活，也就无聊了，于是，极大的认真伴和着极大的不认真。再也读不到传世的檄文，只剩下廊柱上龙飞凤舞的楹联。也找不到慷慨的遗恨，只剩下几座既可以凭吊也可以休息的亭台。再也不去期待废墟和重建，只有凛然安坐着的万古湖山。

修缮，修缮，再修缮。群塔入云，藤葛如臂，湖水上飘浮着千年藻苔。

西湖是中国文化的集合体和象征，是杂烩和拼盘，是消磨，是正经中透出的不检点，是中庸和消闲。而显现余秋雨批判力度的无疑是在《西湖梦》中对两个女子形象，一苏小小、二白素贞的文化透视。苏小小是南朝名妓，然而在我们这个以男人为本位的国度，却一直尊贵地长久安享景仰，这里面伏藏着什么秘密？文人秋雨开始了人生追问，苏小小原是纯情少女，遇一穷困书生，慷慨解囊，助银百两，让其上京，然而她失望了，终生有托化为泡影，世界没能给她以情感的报偿，却促使她从对情的执着踏步迈向对美的追求，成为了一代名妓。余秋雨无疑在这里费尽心思，苏小小从妓是被动还是自愿，作者宁愿她是自愿。

在女性身上，色美和情（爱）无疑常常是分割的，投之以木桃，报之以琼瑶，琼瑶（爱）既不可得，那么苏小小就开始了对美的追求，把自己的美色呈之于市。形式并不是主要的，道在山林，道也在尿溺，妓女也只是表征，内里却是苏小小主动地对自己女性生命的烈烈扬扬的宣讲。人在世间的栖居是不完整的，苏小小的从妓意味着她不守节而守美，她比茶花女活得更潇洒。中国的女人，往往为了一个负心汉或为一个朝廷，颠颠簸簸得过于认真，而苏小小这种对生命的肯定，对人性的追求，她那种超越，才是中国文人心中秘藏的一份图腾。苏小小的价值与意义，不在于对妓女生涯的歌颂，而在于她构成的与正统人格的奇特对峙。白娘子呢？白素贞的悲剧就在于她苦苦挣扎、奋斗，想在人世做一个“人”，而尘世中都没有回应。许仙的木讷、萎顿，无法与她的情感强度相对应。

余秋雨是个文人，一介书生，在历史与自然的匆匆行旅中引他共鸣、引他感喟、促他落泪叹息的也多是文人。《柳侯祠》说谪贬在外的柳宗元“惟有这里，文采华章才从朝报奏摺中抽出，重新凝入心灵，并蔚成方圆。”“世代文人，由此而增添一成傲气，三分自信。”而在《苏东坡突围》中我们读到“两个差人用绳子捆扎了苏东坡，像驱赶鸡犬一样上路了。”“长途押解，犹如一路示众……贫瘠而愚昧的国土上，绳子捆扎着一个世界级的伟大诗人，步步行进。苏东坡在示众，整个民族在丢人。”这是善于倾轧长于妨忌的国民性的集中显示，历史的荒唐，时代的耻辱在一根捆扎过苏东坡的麻绳上显现。

在《遥远的绝响》里我们看到魏晋时代“文人的觉醒”极灿烂的人生正剧，人的觉醒是以放弃祈求生命的长度，增加生命的密度开始的，这是中华文化的另一血脉。人的自然性命是无常的、短暂的，终不免一死的，任何关于人的道德规定都无法掩盖和取消这一事实。于是，仁、义、礼、智、信，圣人的明易象、叙诗书、制礼乐、得道德教化于天下的修德济世行为的价值受到怀疑，所以李泽厚在《美的历程》中说：

“只有人必然要死才是真的，只有短促的人生中总充满那么多的生离死别哀伤不幸是真的。……既然如此，那为什么不抓紧生活，尽情享受呢？”于是出现了一种醉境的审美世界，魏晋人物晚唐诗，这是一个风流、风度、风神、风姿……的时代，然而这也是一个血腥的乱世，何晏被杀了，张华被杀了，潘岳被杀了，谢灵运被杀了，陆机被杀了，范晔被杀了，嵇康也被杀了。山涛曾形容嵇叔夜之为人也，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巍峨若玉山之将崩。这个柳下锻铁的汉子，这个目送归鸿，手挥五弦，铁锻得好，诗写得好，琴弹得好的汉子，最后被处死了。

那时他三十七岁，临死前他让人把琴取来，说：“请让我弹一遍《广陵散》，过去袁孝民他们多次要学，都被我拒绝，《广陵散》于今绝矣！”

文人秋雨在这里能说什么呢？魏晋人物徜徉于山水之际，放荡于形骸之外，纵赤情而蔑礼俗，任己性而随意行，这种对“真”的追求与奠基，没走几步就覆亡了，他们在隐逸中没有得到解脱。这种审美的心境也正是余秋雨所具有的，既愤激又疏淡，既充满激情又富于柔情、温而丽，既有一颗放不下的心肠，又有飘逸旷达、澄明无滞的气质，这种恻然若忧的仁心，忧不失乐；超然而至乐，而乐不忘忧，澄明与忧心，共系一体，就是文人秋雨的人品文格，也即所谓的逸兴与沉哀。

当下的时代，是后现代主义走俏，游戏、反文化、反美学、反文学、终止一切诗意唤神的本性，放逐一切具有深度的精神价值，走向精神的荒诞和不确定的平面。这种风潮在现在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真正的文人，我以为是像余秋雨这样的直面人生苦难、体验着深渊并敢于进入深渊冒险的人。他在现代人情感萎缩中唤醒人对存在状况的思考，投一束光亮照彻幽昧的暗夜，重新寻找生命的真正意义所在。

“在贫乏的时代，诗人何为？”这一问题将永远地回旋在我们每个诗人的心中，而所谓的艺术对现实的精神超越，也并非高举远翔不知所终，而是体现在“诗意地栖居”上，它意味着去注意、去歌吟、去追寻远去的诸神。

荷尔德林说：

充满劳绩，但人诗意地，

栖居在这片大地之上。

我也可以说是这样：

人的纯粹远远超过，

缀满繁星夜空的幔帐。

……

人的存在和超越并非要进入一个虚幻渺茫之域，而是立足这生养死葬的大地，使生活成为有意义的生活、使诗意的栖居成为人之为人的本体根基。然而，日常生活的诗情消解，使人们的主体性的定位产生迷惘，人“活着”本身便成了目的，企图改变生活、诗化生活的人，都成了白痴。这个时候，我们看文人秋雨是多么的悲壮，在中国当灵魂的追问者都丧失了灵魂，都失去了追问的兴趣，那么，我们活着也许就不为什么，活着就是活着，但是苟活与死又有何区别？

余秋雨出生在余姚的农村。窗外是茅舍、田野，再远点是绵绵群山，童年的岁月便是对着无穷无尽的山遐想。在《夜雨诗意》里他对人类越来越远离诗意感到担忧，荒山夜雨可怖，但此间的诗意却是无与伦比的充沛。现代的贫乏，世界之夜已到夜半，社会因追名逐利而动荡，为贪娱求乐所蛊惑，一切的原始的诗意被破坏，我们怎样追求诗意、追求神性？这个时候，我们不禁想起余秋雨的《文明的碎片》题序中记载的一个故事：有一天上海街上一辆公共汽车突然熄火，驾驶员请求乘客们下车推一把并帮助发动，请来请去，下去推车的只是一群春游的小学生，小学生憋着吃奶的劲竟然推动了这辆挤满大人的车，而当他们上车一看，车上的座位已被大人们抢走。

这无疑是一个现代寓言，人追求诗意生活，在于本身他能趋向神性，仰望神意之光，用神性来度量自身，正是这种度量使人们的生存本身显出诗意。这公共汽车就是生活，无疑孩子们的举动是一种诗意的显现。人之为人的天命，在本质上是诗意的，但是人们往往背离神性，而追求诗意，在现代就是只有倾听，倾听自己的内心，倾听天地的神秘声音。从这个方面来说，余秋雨是一个倾听神性召唤的人，他向人们转达自然山水人世风物中神性即将到来的消息和问候，指引人们返归故乡的路径，所以，文人秋雨歌唱大地山河，歌唱月亮与日光，歌唱一切善美，这就是种诗性的显明。

人们奔忙于营造，强调这种对诗意的倾听无疑是必要的，追求外在愈多，人变得越发轻佻，越发没有虔敬感，越发没有蕴实的内在，无视人生的价值与意义，以为那是可有可无，从而人们和整个世界便会变得浮薄与轻狂。唯有当人在内心中蕴有神圣的东西，蕴有必须小心蒙护的东西，蕴有不愿意神道的东西，人生才有依挂，灵魂才不至于空虚，历史社会的人才能与自己的自然相互为友，相互恩爱，这样人们就会诗意地栖居大地，我想这也许是文人秋雨一生中所追求的东西吧。

文人秋雨好浸淫于山水清音之中，好在书简中卧游，“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庄子》）。在生命体验中，人与世界，小我与大我，瞬间与永恒融合为真正的艺术，是一种诗意的凝聚、一种精神的贯注、一种充盈了生命气息的律动，然而我想到余秋雨《龙华小记》的结尾：

孤标独立的龙华塔只想舐风蘸雨，在悠悠蓝天上默然划过，而不想在《高僧传》上记下一笔，且把现代的繁盛看成可以对之拈花一笑的大法会吧，承受过历史之神诏喻的文化灵魂，最终还要归于冷清和沉潜。

秋雨先生有一双历尽沧桑又不忘情的慧目，历史的轮回悲剧又怎能躲得过他这灵眼一觑？想来现在他在上海戏剧学院的排排书架下，慢慢地睡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