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影是人的反面，是人的另一张脸。在上个世纪的二十年代，才二十几岁的朱自清以女性的感伤讲了暮年父亲在家庭的破败中，到火车站送儿子远行的旧事，这样的旧事即使在当下也是十分普遍而普通的，然而里面的父亲笨拙跨过月台为儿子买橘子渐行渐远的细节，那蹒跚的背影被朱自清用“背影”固定下来，于是这样的命名，才让背影的存在不再黑暗不彰，而得以闪亮起来。朱自清让人世间蹒跚背影普通的细节，获得了新鲜感和生命感，也许以前也有“背影”这个词，但历史的磨损和重复，已经使它失去了意义，内在的诗性和意义封在时间的尘埃里，朱自清是为我们拂去灰尘，重新找到诗意和新鲜的命名者。

海德格尔在《形而上学导论》中说“在词和语言中，万物首次进入存在，并成为一种是。”“凡无词处，一无所有。”没有“背影”，但不代表生活中没有了背影，但现实的背影，是在沉默中存在，自生自灭的，是朱自清第一次给予了它重新的命名和象征，把它从日常中分离出来。

什么是背影？从朱自清的“背影”始，背影已开始了它的磨损，开始了它的重复，背影似乎成了一个不同阶层、不同年龄抒情的一个代词。张志扬说过“中国历史太多重复，大至民族、朝代，小至家庭、个人，从思想、语言到行为，以重复为生活常态，以记忆为经验基础。”背影应是丰富的，然背影开始板结，开始沙化，怎样以感知的方式，以想象复活的方式追寻它的意义，而不是让“背影”成为一个民族的记忆，成为民族的“情结”，把背影的丰富性扭曲、吞噬，变得单一单薄甚至浮薄和油滑。

“背影”应该是敞开的，但我们对朱自清的“背影”的解读，他的“实指”和“意义”却是一维的单向的，背影的实指就是朱自清《背影》

里那着名的背影的描写：

我说道，“爸爸，你走吧。”他往车外看了看，说，“我买几个橘子去。你就在此地，不要走动。”我看那边月台的栅栏外有几个卖东西的等着顾客。走到那边月台，须穿过铁道，须跳下去又爬上去。父亲是一个胖子，走过去自然要费事些。我本来要去的，他不肯，只好让他去。我看见他戴着黑布小帽，穿着黑布大马褂，深青布棉袍，蹒跚地走到铁道边，慢慢探身下去，尚不大难。可是他穿过铁道，要爬上那边月台，就不容易了。他用两手攀着上面，两脚再向上缩；他肥胖的身子向左微倾，显出努力的样子。这时我看见他的背影，我的泪很快地流下来了。

这个普通的背影，在朱自清的笔下，一下子成了民族的感情代码。

余秋雨在《艺术创造工程》中分析背影，探讨了背影感人的秘密，不在以情为经，不在哀婉的文字符号，因为朱自清在文章灌注的感情在同类亲情散文中并不是特出的，很多的以头抢地哀婉悲戚的纪念双亲的文字，但感染力总不及朱自清的“背影”，余秋雨说出的一个答案是，在情感和文字中间，有一个中介结构，就是情感的知觉造型：父子的情感都浓缩在这个直觉造型里。也颇像苏珊·朗格说的生命间的“投影”，背影是一个“有意味的形式”。

但我以为，这样的解说，还没有把“背影”的内在的质地诠释出来，直觉造型也好，生命的投影也好，有意味的形式也罢，说的和中国的传统的“立象以尽意”的意象说相近，也无多些特异的东西。

从文章的文字的隐约和朱自清的传记我们知道，朱自清和父亲的关系并不十分融洽。作者文字背后的欲言又止的难以叙说难以言传的隐秘是什么？朱自清从父亲的来信，说及“大去之期不远”，追述父亲少年出外谋生，独立支撑家庭，晚年丢官，家道中衰，又逢祖母病死，变卖典质。这里透出的是人之恻隐之心。朱自清也是世家子弟，他的性格温柔敦厚，传统的价值论叙述掩盖了内在的真相，但为长者“隐”，在《背影》这篇文章里十分明显。朱自清曾告诫弟辈不要接触妻子之外的女人，因为父亲娶妾，导致家庭失和，经济矛盾明显。父亲曾写信指责朱自清没有管好自己的妻子，其实朱自清的妻子十分贤惠，而这妻子还是父亲为朱自清从小定下的。一九二一年朱自清为缓解矛盾，一度回到父亲所在的扬州，在扬州中学任教，但父亲通过校长支走了他的全部薪水，迫使朱自清带着妻儿离家谋生，奔波劳顿于宁波、温州等地的中学。朱自清在现实中是谨小慎微的，他的学生吴组缃回忆说“他极少说出自己的意见，偶尔说及也是嗫嗫嚅嚅的，显得再三斟酌词句，唯恐说溜了一个字，但说不上几句，他好像已经越出范围，极不妥当，赶快打住。”朱自清面对的是一个苍老的父亲，但也是一个强势的父亲，父亲的威严即使苍老了，但礼教在朱自清身上的印痕是十分明显的，不敢违抗父亲，不敢正面来审视打量父亲。五四时代，即使激烈如鲁迅者，对母亲也是言听计从，他们依从长者的意愿，自己扛住黑暗的闸门，把责任担当起来，了结四千年的旧账，放幼小者到宽广的天地去。父亲渐行渐远的背影，成了朱自清抒情的载体。但是我们要问的是：这个背影的造型的背后，有着我们民族什么样的深层的心理结构呢？如果没有民族深层的心理的相同，为何朱自清的《背影》发表多年还有那么多的“背影”文章，还有那么多撕扯不清的情感纠葛？写作不单单是个人的行为，他与民族的精神和原始的意象有着一种神秘的媾合。写作中的个体的审美体验接通的是深达集体无意识的原始意象。

所以朱自清在《背影》里不仅是作为个人在抒发小我的琐屑感情，他的瞬间体悟，唤醒的是我们民族灵魂深处的集体性质的审美意象。

我们在《背影》里领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神秘的东西、震撼的东西。

背影在朱自清的眼里是客观的，但作品中的“背影”是一种图像，一种包含想象的精神图像。从《艺术作品的本源》中海德格尔以梵高多次画过的《农鞋》为例，海德格尔看到的是：“从鞋具磨损的内部那黑洞洞的敞口中，凝聚着劳动步履的艰辛。这硬梆梆、沉甸甸的破旧农鞋里，聚集着那寒风陡峭中迈动在一望无际的永远单调的田垄上的步履的坚韧和滞缓。皮制农鞋上粘着湿润而肥沃的泥土。暮色降临，这双鞋在田野小径上踽踽而行。在这鞋具里，回响着大地无声的召唤，显示着大地对成熟的谷物的宁静的馈赠，表征着大地在冬闲的荒芜田野里朦胧的冬眠。这器具浸透着对面包的稳靠性的无怨无艾的焦虑，以及那战胜了贫困的无言的喜悦，隐含着分娩阵痛时的哆嗦，死亡逼近时的战栗。”梵高的油画《农鞋》在精神图像上已经不再是一双单纯的农鞋。我们在朱自清的《背影》时候，就有点像面对着梵高的农鞋，梵高眼里的农鞋是一个物体，但画布上的“农鞋”不再是物体，朱自清眼中的背影是一个实在的父亲的蹒跚的背影，但他的文字的“背影”不再是属于朱自清本人。因此我们要探察的是朱自清所代表的内在的心理现实到底是什么？

在五四以后，中国人对待父亲的态度很有戏剧性，把传统的主流的东西，如皇权，如孔子，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当成了一种审视批判的对象，曰“审父”、“弑父”。在那些先驱者的笔下，母亲的形象一般是正面的温爱的仁慈的，父亲是粗暴的不讲理的甚至是野蛮的。满清被推翻了，封建意义的“父权”形象坍塌了，孔家店毁弃了，文化意义的父亲被杀死了，但是父辈的余威还在，“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潜在的父辈的影子还在。鲁迅有篇《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说中国的圣人之徒“他们以为父对于子，有绝对的权力和威严；若是老子说话，当然无所不可，儿子有话，却在未说之前早已错了。但祖父子孙，本来各各都只是生命的桥梁的一级，决不是固定不易的。”鲁迅是平等看待父子关系的，但朱自清的内在里，对父亲却是一种内在的惧怕。这种心理是一种长期的文化浸淫形成的。父辈的威严使孩子远离，儒家的文化又塑造了父辈在孩子面前的“父亲”板正的样子，久而久之，父亲被文化，被自己和周围的人塑造成父亲，可敬而不可亲近的模样。我们在母亲怀里撒娇哭闹，我们在母爱里获得的是温柔休憩，而在父亲那里呢？我们不敢正视他，即使父辈亲近我们的幼小者，也是把孩子扛在背上，而母亲把孩子搂在怀里。人们看到的是母亲鬓边的白发，看到的是父亲佝偻的背影。还有，在朝廷上在官衙里人们见到皇帝上司都是跪下说话，被问话者是低头的，只有问话者说“长起面来”，被问话者才能战战兢兢地看到问话者模糊的面影，战战兢兢汗不敢出。而一句”平身“，包含的是身世是地位是文化的不平等，久而久之，对父辈对长官对长辈的仰视，成为了我们民族的痼疾。我们的民族文化的心理积淀里，对男人对强势者形成了一种不敢面对的懦弱的心理文化因子。当然也有一种反叛，父子不能正常地交流，堵塞了心理感情的交通，物极必反。长大后也可能“剔骨还父”，从顶礼膜拜走向背叛的极端，如哪吒那样，选择荷花之身——那是真正的自然之身，而把肉身还给父亲，恩断义绝。但还是不见平等的长幼关系的维系和和谐的人身关系。

这样的特例在我们民族里是不多见的。朱自清的父亲应该说是一个有瑕疵的父亲，但是朱自清却把他的那些瑕疵抹去，就像我们对传统文化的小脚、鸦片、辫子、同性恋、捧戏子故意忽略，而特意掂出火药、指南针、印刷术、造纸一样。我们在朱自清的《背影》里，读到的是一个强势不再而由强势转为弱势的父亲，一个肥胖的蹒跚的父亲，一个来日无多的父亲，而壮年时期的父亲是否会像母鸡爱护鸡雏一样为我跨过月台买橘子呢？这是一种母性的细心和温柔，这举动有点像母亲而不像父亲的举动感动了朱自清。

这样看来朱自清的内心是一种需要抚慰的还没有坚强到独立的地步，虽然说“无情未必真豪杰”。而鲁迅先生呢，他的父亲死时，他还未成年。一个未成年的人有着怎样的心态？

父亲的喘气颇长久，连我也听得很吃力，然而谁也不能帮助他。

我有时竟至于电光一闪似的想道：“还是快一点喘完了罢……”立刻觉得这思想就不该，就是犯了罪；但同时又觉得这思想实在是正当的，我很爱我的父亲。便是现在，也还是这样想。

早晨，住在一门里的衍太太进来了。她是一个精通礼节的妇人，说我们不应该空等着。于是给他换衣服；又将纸锭和一种什么《高王经》烧成灰，用纸包了给他捏在拳头里……

“叫呀，你父亲要断气了。快叫呀！”衍太太说。

“父亲！父亲！”我就叫起来。

“大声！他听不见。还不快叫？！”

“父亲！父亲！！”

他已经平静下去的脸，忽然紧张了，将眼微微一睁，仿佛有一些苦痛。

“叫呀！快叫呀！”她催促说。

“父亲！！”

“什么呢？……不要嚷……不……”他低低地说，又较急地喘着气，好一会，这才复了原状，平静下去了。

“父亲！！”我还叫他，一直到他咽了气。

我现在还听到那时的自己的这声音，每听到时，就觉得这却是我对于父亲的最大的错处。

鲁迅的错处是什么？是他打搅父亲的宁静，是父亲在死亡道路上静静地去，别的谁也别打搅。鲁迅在过后对这事是歉疚，人活着活不好，人死时死好，免些痛苦，这是当时能做到的，但鲁迅在父亲的死上是让父亲留在世界上继续受罪吗？

《父亲的病》也是一篇回忆的文章。“我从四五岁起，常常——几乎是每天出入于药店和当铺里”，因为父亲有病，作为长子，鲁迅一直陪伴着得了“水肿病”的父亲，亲眼目睹了生命饱受病魔摧残的痛苦。

在散文《父亲的病》中，鲁迅对父亲死亡之前的痛苦作了描写，“父亲终于躺在床上喘气了。……药就煎好，灌下去，却从口角上回了出来”，痛苦可想而知。直到中年，鲁迅仍难以忘却父亲的喘气声和他死亡的痛苦表情。但鲁迅没有朱自清的泪水奔涌。他从父亲的病看出中医的昏庸，鲁迅先生当年为了治疗父亲的病，曾得到一份中医处方，上边有一味药叫做“原配的蟋蟀”，当时鲁迅曾感叹道：“难道续弦和再蘸的蟋蟀连做药的资格也没有吗？”从小就因父亲的病而奔走于质铺和药店之间，尤其是那些老中医开的奇特的药方，更使少年时代的他的心灵蒙上了阴影。鲁迅十三岁之后，原先的小康家庭开始堕入困顿，一切的美好渐渐面目全非了。祖父因贿赂考官而入狱，不仅导致了家道的中落，也让鲁迅看见了在这变化中随着变化的周围人的脸。

昔日点头恭敬的如今侧目而视，过去笑脸相迎的，现在冷眼相投。祖父出狱后更是性情大变，动辄破口大骂，暴戾异常。父亲也变得喜怒无常，酗酒吸毒，甚至无故把妻子端来的饭菜摔出窗外。父与子共同在没落的穷途中对家人挥霍着残存的伦常上的威势。在父亲的病中，他无数次出入于当铺与药铺之间，来往间承受着各种各样鄙夷与不屑的脸，虽用了名医古怪配方的药，父亲还是在三十七岁步入了死亡。

朱自清对尊者讳使他抹去了父子间的龌龊娶妾等，鲁迅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里对娶妾深恶痛绝“因为现在的社会，一夫一妻制最为合理，而多妻主义，实能使人群堕落”。

朱自清面对的是迟暮的父亲，但是朱自清没有敢面对父亲的勇气，父亲的一点友善的举动，把父亲以前的不好都统统遮蔽了。这也是朱自清通过温情来打动人的外在的原因，很多的人陷于温情的泥潭，不辨来路，不做理性的分析，一看朱自清的泪花婆娑，我们也就潸然泪下。是物伤其类？而强壮时候的父亲那些举动在朱自清心中留下的阴影呢？朱自清也开始原谅而不计较，开始遗忘，一切都仿佛回到了和谐的大家族里，这是多么慈祥的父亲呢！

没有和他者平等的心态，你只会在他者的背影里生活，这背影包含着崇拜、盲从、非理性。《背影》给我们的是一种叙事伦理学，这种叙事伦理走的是贴近人的生命感觉。刘小枫说“什么是伦理？所谓伦理其实是以某种价值观念为经脉的生命感觉，反过来说，一种生命感觉就是一种伦理；有多少种生命感觉，就有多少种伦理。”伦理学是关于生命感觉的知识，考究各种生命感觉的真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