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施酷刑过程中，为了不让赵一曼昏迷，失去刑讯效果，日本宪兵先是用冷水泼，后来改用化学药水熏，用酒精擦，还多次给她注射了大剂量的强心针和樟脑酊，强迫喂灌许多掺有咖啡因的盐水和含有高纯度甲基苯丙胺的葡萄糖液，待赵一曼恢复体力，头脑清醒，精神亢奋后，再继续用刑。

最后，滨江省公署警务厅和哈尔滨警察厅开会讨论如何使赵一曼屈服。滨江省公署警务厅厅长涩谷三郎亲自作了凶残决定，专门从日本本土运来最新式的针对女性设计的电刑刑具。指示行刑的日本特务不要有任何顾忌，可以直接电击赵女士身体最脆弱、最敏感的部位。

据当年参与审讯的凶手描述，这场断断续续持续了七个多小时的电刑，造成的连续不断的剧痛，已超过了任何人能够耐受的极限。先前受刑从未喊叫一声的赵一曼撕心裂肺的悲哀叫声不绝于耳；完全失禁、淋漓不绝，胃汁和胆汁全呕吐出来；受刑处被电流烤焦，皮肤成为皮革状，呈焦黑色，局部组织23度电烧伤，呈炭化状；整个人浑身上下湿淋淋淌着汗水，口中直流白沫，舌头外吐，眼球突凸，两眼变红，瞳孔微微放大，下嘴唇也被她自己的牙齿咬得烂糊糊的……

赵一曼以自己的肉身否定了敌人的暴虐和不义，在赵一曼所受的虐杀中，我们感到酷刑和罪恶不仅是日本人的耻，它更是人类犯下的罪，是世界之耻。赵一曼这样的弱女子，凭借自己的精神高度和超人的意志（有时连自己的身体也是不能凭借，身体也参与了精神的压榨），不仅打败了日本人充满武士道和先进酷刑所结成的团队，还以自己的人格让警士与护士拼却身家性命一起逃亡。只功败垂成的逃亡这一点，就给对手带来了巨大的羞辱。

我们知道，酷刑之苦是痛彻骨髓的，古代的凌迟，之所以不让犯人速死，说穿了是使犯人感受折磨的苦痛。有时酷刑制造的是一种精神的恐怖，行刑者可能还没有动刑，而早早地把将动用酷刑的信息透露给你，很多人由于害怕行刑在没有动刑之前就招供了，精神的恐惧其实就是一种精神酷刑。

当你在伪滨江省公署警务厅司法科法医股“关于赵一曼女士伤检诊断报告”（1936年7月28日滨警司法密809号），你定然有种无语失言的感觉。七月二十七日上午，经全面检查，对赵一曼身体受伤情况诊断如下：

1心脏肝脏系统有受伤症状：心肌受损，收缩力减弱，心律紊乱，窦性心动过速、脉搏（心率）132次分；体位性低血压虚脱、循环略有衰竭；儿茶酚胺分泌增多，肾上腺素大量分泌、肾上腺皮质功能明显减退。

2中枢神经系统有受伤症状：眼球震颤、对光反应迟钝，肌张力低下，共济失调；出现明显的锥体外系症状，肌体产生开——关现象，经常突然多动、震颤、静坐不能、肌紧张不全、不安（开），几分钟后又变为全身强直不动（关），持续数分钟，周而复始。

3注射及口服兴奋类药物超出规定剂量，严重刺激应激激素的释放，产生过量效应的副作用和后遗症；血液中苯丙胺含量过高，属中度中毒症状。

4全身多处电烧伤。具体伤情：

咽喉：发音过度，咽喉、声带撕裂出血；***：形成了直径为6～8mm的圆形裂口，边缘隆凸，中央凹陷，斑痕质硬而干燥，体内液体物质发生离解，呈明显炭化状态，为3度电烧伤；***：表皮剥脱，局部皮肤皮革状、呈焦黑色，与周围正常组织分界清楚；创面深及皮下组织、肌肉、乳腺导管和神经丛，皮下静脉网呈树枝状，局部组织呈炭化状，永久性丧失哺乳功能，为局部2度电烧伤；会阴前区：耻骨联合前方帘状的部分体毛烧焦，帘状部的皮下电流斑色明显；泌尿器官、生殖器的开口和肛门电烧伤深达粘膜、肌层组织，已阻碍正常的生殖排泄功能，影响将来身体直立，大腿外展及下蹲，不便行走，为局部2度电烧伤；泌尿器官：导尿管及膀胱被硬器刺伤，形成了裂口，局部烤焦，外伤性血尿滴漏，排尿有强烈刺痛感；神经纤维肌肉组织及神经根均不同程度坏死，可能永久失禁，为3度电烧伤；***：中度撕裂伤、子宫及附件损伤；***壁大部被烤焦，粘膜、肌层和局部浆膜组织因电解作用受到损害，发生变质、坏死，分泌功能丧失，2度电灼伤；***粘连、假性***闭锁；物理性子宫脱垂，呈脱出状态；肛门：撕裂严重，扩约肌器质性损伤；2度电灼伤，组织蛋白凝固、其深部坏死范围超过浅表的坏死；1度肛脱，肛周畸形，遮挡肛门排便，造成粪便潴留，形成排便困难。

注意事项：各受伤部位均为神经密集区域，敏感性强，纤维肌肉组织细嫩，容易并发感染，可发生湿性坏疽、脓毒血症、甚或气性坏疽等；会***电烧伤严重，该部位极易发生创面化脓感染，迁延不愈，最终形成瘢痕愈合，出现挛缩畸形；中度中毒可能导致永久性失眠，大脑机能破坏、心脏衰竭、紧张或激动不安，甚至长期精神分裂症。

这是一份旧档案，但对我们活着的人却是一种威压，让人喘不过气来，这样的酷刑是在科学昌明的时代才能产生。对于赵一曼，那些行刑者无疑是有罪的，而那些发明刑具的人，他们能逃脱干系吗？他们在制造肉身痛苦的同时，其施压企图使个人意志和人格瓦解。***是一个女人生理的构造，也是文化所赋予的尊严所在，行刑的人折磨女人的***，一方面是邪恶的魔鬼心理，一方面是制造精神的酷刑。

三

施行酷刑的人绝望了，他们决计处死赵一曼。赵一曼被游街示众后，与周百学一同处死，处死前，周百学让行刑的人把脚镣取下来，周百学说“我死后，要到母亲那里去，带着脚镣子走起路来不方便，给我把脚镣取下来。”行刑的人不解且苦笑着把脚镣取了下来。然后枪声响了，两个人倒下了，然后野蛮的日本人让两位女性在行刑场曝尸数日，不许百姓收殓，尸骨被饥饿的野狗撕碎，尸骨无存。几十年后，在自由的土地上，人们为赵一曼举行了“影葬”，将赵一曼生前的照片埋放在她殉难的土地上。赵一曼死了，世俗的生命被邪恶人为地扼杀了，但从另一方面说这也是生命的开始。因为，赵一曼这样人的死，恰恰换回了我们民族的生。

但我们不能不佩服日本人做事的认真，伪滨江省公署警务厅司法科暨特务科《关于审讯赵一曼女士效果的报告》（1936年7月29日滨警司暨特密4759号）是这样描述的：

1参考厅本部以及有关机关的意见，7月26日对赵一曼女士的电刑，操作准确，新式电刑器具功能发挥正常，给了赵一曼女士超负荷的最大压力。在长时间经受高强度电刑的状态下，赵一曼女士仍没招供，确属罕见，已不能从医学生理上解释，故审讯未取得理想效果，一是赵一曼女士有很高的文化修养和激昂的抗日态度，属顽固不化的思想犯；二是赵一曼女士已报定必死之决心，且意志之顽强令人难以置信，单纯审讯已无法改造其反满抗日的思想。

2回顾审讯赵一曼女士效果，我们应加以考虑的是对今后刑讯方式的改进：

为有利于提高思想改造工作的效果，应慎用此类专门的电刑，尤其是对女性受刑人，有更换电击部位的必要；电刑强度的控制是最需要慎重的，电流引导物要适当，避免身体器官永久性损伤；电流通过人体时间不宜过长，防止对人体的机能破坏过大，严重破坏肌体各种组织，难于完全恢复；不宜采用硬物***体内深处，避免造成器质性损伤；也不宜过量使用高纯度兴奋类药物，避免人体产生永久依赖性；对思想犯人的改造工作的改进，是最需要进一步努力的。总而言之，有必要进一步努力研究，提高电刑审讯效果之途径。

3要通过审讯改造赵一曼女士思想，了解哈东地区抗日军外围团体的全貌，并获取思想对策上的重要参考资料，已无可能。对如此顽固的思想犯其境遇无需再斟酌，将来没有悔改之希望，应给以严重处分（处以死刑），坚决铲除。建议采取游街示众的方式，利用对她的死刑，宣传扑灭共产主义和抗日思想的王道主义。如果利用得好，比杀几百个抗日军效果还大！

从这旧档里，我们看到了酷刑的局限，酷刑损伤的是肉身，但对赵一曼这样达到精神高度的人，只不过是浴火重生。我想表达的是，事情过去了半个世纪，人们接受的赵一曼是不完整的，我们只有不忘记赵一曼所遭受的磨难，我们才能理解赵一曼，我们不是记住仇恨，延续仇恨，我们只是记住历史。阿多诺这样说道：“日复一日的痛苦有权利表达出来，就像一个遭受酷刑的人有权利尖叫一样。”我想对酷刑失却记忆的宽恕与和解，仍等同于某种意义上的抹杀与否认。酷刑挑战的是人性，是对整个人类的犯罪，奥斯维辛、耶路撒冷的哭墙、南京大屠杀、囚禁赵一曼的牢狱，都铭刻着人类的永恒记忆。利用对人生理结构的认知，把肉体折磨发挥到极至，达到精神上的屈从，这种彻底丢弃了人性的酷刑的设计者和执行者，对他们的称谓只能有一个——魔鬼！以强大的精神力量做支撑，彻底否定了医学生理的极限，对英雄的称谓也只能有一个，那就是——神灵！魔鬼终将遭受炼狱之火，神灵一定被人心供奉！

而我们要做的就是铭记，我想到刘胡兰的妹妹爱兰子的故事，也许记忆是要付出代价的——对胡兰子行刑时，十二岁的爱兰子亲眼看到活生生的姐姐在铡刀下身首异处，热腾腾的鲜血四下迸溅。善良柔弱的爱兰子被惊呆了，从此，她的记忆再也走不出那个血腥而又酷烈的场面，她的意识、她的情感永远留驻在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二日的那个现场。人们都说：爱兰子得了“精神病”。

一九四九年夏，战斗剧社从临汾来到北平，为全国第一次文代会演出《刘胡兰》，当时应观众要求在演出前请刘胡兰的妹妹爱兰子同志给观众讲几句话，人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她才答应下来。可是，当她到台前刚一站定，就情不自禁地饮泣而嚎啕大哭起来……

哭泣也是有力量的，这种直接袒露心灵深处的情性，是对那酷刑的记忆和控告，爱兰子以她的记忆，对酷刑的记忆保留了“情感的力量和强度”。

当我写下这些文字，这些文字所挟裹的血腥，使和记忆的人难免心理痉挛，我们不是鼓励喋血，而是在新的时日，不与遗忘为伍，就如立在十字街头电子时代的爱兰子，对来往的过客说——记忆在此！

链接：

赵一曼牺牲前在火车里写下的那封遗书被存在日本人建立的档案里，那是写给儿子的遗书——宁儿：

母亲对于你没有能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

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满洲国）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

母亲和你在生前是永久没有再见的机会了！希望你，宁儿啊！赶快成人，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我最亲爱的孩子啊，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行来教育你！在你长大成人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

1936年8月2日

你的母亲赵一曼于车中

直到一九五六年，二十六岁的宁儿（陈掖贤）来到母亲赵一曼的殉难处，才亲眼看到了那封写给他的遗书。

陈掖贤找来蓝墨水，用钢针在自己的左小臂上重重地刻下了“赵一曼”三个字。

直到陈掖贤去世，这三个字还深深地镌留在他的肉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