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从未有过一次写作如这篇，艰于呼吸，乃至悲抑，一个个字就如阴影鬼魂或者牙齿，啮咬着内心，使我觉得空气里也有一种蛮横压迫着我，如果我就此搁笔，那心灵的重负会减轻丝毫吗？不会。我暗自鼓励自己，要勇于发掘被遮蔽的片段，要敢于叙述这个事件的真貌，这个事件中所包孕的一位女士的伟烈和侵略者的卑劣，就会再次真实地还原呈现出来，展示出来。

凝视赵一曼女士的照片，你绝不会想到这样弥漫着拔俗文人气质的女子，辗转于敌手酷刑下的惊人的韧性与精神的高度。赵一曼女士在阴暗的夜里和一座阴暗的地狱里所受的酷刑是对人类和人类自身邪恶的拷问。真正受刑的赵一曼女士已经死了，而那些邪恶的凶手们却背负着无法释怀的重负，在死去人的拷问中苟且活着。我常想：在对赵一曼女士的叙事中，如果遮蔽了日本人对她的有着高度智慧和邪恶心理参与的酷刑，那么就有意无意使凶残的面影变得模糊，使邪恶的脚印漫漶。

在《人类酷刑史》一书里，布瑞安·伊恩斯说“酷刑是对个人权利和尊严的可耻而邪恶的践踏，是违反人类本性的罪孽。”我们需要记忆酷刑，需要在此时此地承担追忆的痛苦，并把它化作我们文化的恒久的记忆。为了回忆和记忆，我们必须要的是对真貌的叙述，需要叙述的真实。

让我们从一个细节开始——一九三五年冬天来得格外冷，赵一曼女士面对前来“讨伐”的日军，把生留给大多数，自己毅然在队伍突围后，率领几个人殿后。在激烈的枪战中，赵一曼的手腕负伤。在寒冷的夜里，她和战士们互相搀扶着，跌跌撞撞转移到山岭下的一家农舍。几天后，敌人的密探发现了赵一曼藏身的地方，讨伐队来了，包围了破败的农舍。

面对着围困和喊话，她并不应答，用受伤的手腕举枪回击。赵一曼身边的人一个个倒下了，讨伐队的子弹打断了她左腿的骨头，她昏倒在雪地里被俘，殷红的血滴在雪里，发出刺人的颜色。

讨伐队用一辆牛车把赵一曼押往县城。一路上，牛车颠簸一下，赵一曼腿上的伤口就流出一股殷红的鲜血，棉絮红了，又暗了。牛车把赵一曼女士拉到珠河县公署门前，讨伐队把她抬到县公署的正厅，交给了他们的上司大野泰治。

赵一曼流了很多血，濒于昏死。人们感到这个女人命悬一丝。

赵一曼女士虽然清瘦，但在她身上弥漫着的大家闺秀的书卷气与军人的冷峻的混合，使她一下子无论在何种场合何种时段，你都会觉出她与别的女性的异样和超拔，也正因此，大野泰治知道自己捕获了东北抗日联军的一个重要人物。

大野泰治决计亲自审问垂死的赵一曼，他想在赵女士闭目前，掏出有价值的东西。

开始审讯赵一曼女士的时候，大野泰治不断地用鞭子把儿捅赵一曼手腕上的枪伤伤口，是一点一点地邪恶地往里旋转着拧，并用皮鞋踢她的腹部、***和脸。一共折腾了两个小时，大野泰治也没有获得有价值的应答，大野泰治感到日本皇军的自尊受到一个中国弱女子的***。

赵一曼从被捕到走上刑场历经九个月的时日，如但丁在《神曲》里磨折的地狱，她经历了常人难以想象的酷刑。到得最后时刻，她到处白骨外露，身体多处炭化。一个弱女子，你可以用手中的鞭子麻木到像对待牲畜鞭笞之，面对弱女子你可以下流到戏弄之，玩耍之，最后恶毒到你鞭子的尊严受到戏弄直想杀戮之、毁灭之，大野泰治从最初的骄横，到中间的拉拢，及至最后的疯狂折磨，但他不得不对赵一曼无论遭受怎样的***和欺侮，仍不放弃人格的尊严和信仰的光辉表达由衷钦佩。大野泰治后来在战犯管理所供称，“（第一次）我用马灯一照她，看到她满脸苍白是汗，她抬起头，狠狠地瞪了我一眼，她那仇恨的目光，使我感到一阵颤抖，心里发凉。”日后无论是打、烧、电刑等，都不能让赵一曼俯首就范。在审讯赵一曼期间，大野被派到新京受训。他临行前特意到监狱里看望赵一曼，恳请赵一曼为自己留字纪念，这是一个怎样的颠倒啊，大野泰治是心理承受能力崩溃了么？是他有了善良又高贵的悲悯了么？否，他不可能有悲悯心、罪恶感和最深切的忏悔，也许是他内心深处的一点点对英雄女子的崇拜，他的内心他的灵魂应该感到强烈的恐惧，想在被迫害者那里得到一丝宽恕和抚慰；加害别人为别人施以酷刑者，他内心也难免被酷刑所折磨。赵一曼写了律诗《滨江抒怀》送给了大野泰治，中间有：男儿岂是全都好，女子缘何分外差？未惜头颅新故国，甘将热血沃中华。

大野后来就一直保留着这页纸，像对待一个圣物，战败后，大野在战犯管理所交出了这首诗。在交出的时候，他先是立正站起，给写有诗歌的纸片敬了一个军礼，然后泪流满面，跪在地上忏悔，他说：“我一直崇敬赵一曼女士，她是真正的中国的女子，作为一个军人我愿意把最标准的军礼给我心目中的英雄，作为一个人，我愿意下跪求得赵女士灵魂的宽恕。”

这一幕深深触动了我，骄横的警佐，在凛然的英武女子的气质下折服了。在赵一曼殉国数十年后，这样一个细节，在阔大的历史进程里，也许渺小到忽略不计，也许没有惊天动地的伟岸，但这是民族精神扬眉吐气的一幕。因为赵一曼使人看到了精神的高度和希望；因为赵一曼，使貌似强大的恶魔感到了恐惧和障碍，这时他们面对的赵一曼就不再是一个肉身，而是一种神示，一种象征。侵略者可以杀死赵一曼，但却不能杀死一种神示，一种象征。

大野泰治从一个屠夫到一个忏悔者，中国人没有以血还血，而是以德报怨，把一个屠夫感化为一个人，一个忏悔者。我想到了一个故事，前苏联诗人叶普图申科在《提前撰写的自传》中，讲到过这样一则十分感人的故事：

1944年的冬天，饱受战争创伤的莫斯科异常寒冷，两万德国战俘排成纵队，从莫斯科大街上依次穿过。

尽管天空中飘飞着大团大团的雪花，但所有的马路两边，依然挤满了围观的人群。大批苏军士兵和治安警察，在战俘和围观者之间，划出了一道警戒线，用以防止德军战俘遭到围观群众愤怒的袭击。

这些老少不等的围观者大部分是来自莫斯科及其周围乡村的妇女。

她们之中每一个人的亲人，或是父亲，或是丈夫，或是兄弟，或是儿子，都在德军所发动的侵略战争中丧生。她们都是战争最直接的受害者，都对悍然入侵的德军怀着满腔的仇恨。

当大队的德军俘虏出现在妇女们的眼前时，她们全都将双手攥成了愤怒的拳头。要不是有苏军士兵和警察在前面竭力阻拦，她们一定会不顾一切地冲上前去，把这些杀害自己亲人的刽子手撕成碎片。

俘虏们都低垂着头，胆战心惊地从围观群众的面前缓缓走过。突然，一位上了年纪、穿着破旧的妇女走出了围观的人群。她平静地来到一位警察面前，请求警察允许她走进警戒线去好好看看这些俘虏。

警察看她满脸慈详，没有什么恶意，便答应了她的请求。于是，她来到了俘虏身边，颤巍巍地从怀里掏出了一个印花布包。打开，里面是一块黝黑的面包。她不好意思地将这块黝黑的面包，硬塞到了一个疲惫不堪、拄着双拐艰难挪动的年轻俘虏的衣袋里。年轻俘虏怔怔地看着面前的这位妇女，刹那间已泪流满面。他扔掉了双拐，“扑通”一声跪倒在地上，给面前这位善良的妇女，重重地磕了几个响头。其他战俘受到感染，也接二连三地跪了下来，拼命地向围观的妇女磕头。于是，整个人群中愤怒的气氛一下子改变了。妇女们都被眼前的一幕深深感动，纷纷从四面八方涌向俘虏，把面包、香烟等东西塞给了这些曾经是敌人的战俘。

叶普图申科在故事的结尾写了这样一句令人深思的话：“这位善良的妇女，刹那之间便用宽容化解了众人心中的仇恨，并把爱与和平播种进了所有人的心田。”

叶普图申科的话，道出了人类面对敌人时所能表现出的最伟大的善良以及最伟大的生命关怀，放下屠刀的敌人不再是敌人，这些人已经是人。

佛家也曾有慧语：仇恨永远不能化解仇恨，只有爱才能够彻底化解仇恨。当一个人被刀子划伤而流血不止时，许多人是把伤口包扎好；但也有人是把带血的刀子包起来。关注“伤口”与“刀子”无疑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情怀，如果说很多的人都自觉不自觉的属于前者，那么我们也需要更多的后者。仇恨是记忆历史的一种方式，而和解也一样是记忆历史的方式，也许在某些人看来这有点不可理解，但和解是我们的前路，因为我知道仇恨换回的只能是仇恨，和解换回的终是和解。

二

伪《滨江省警务厅关于赵一曼的情况报告》，曾简略载有赵一曼从哈尔滨市医院逃走的情况。

赵一曼是在一九三六年六月二十八日暴雨过后的夜里逃走的。

这天夜里，看守赵一曼的警士董宪勋在他的叔父董广政的协助下，将赵一曼抬出医院的后门，一辆出租车早已等在那里。开车的是个白俄。几个人上了车，车立刻就开走了。出租车开到文庙屠宰场的后面，停了下来，客人下了车，白俄司机调头把车开走了。

女护士韩勇义早就等候在那里，雇好了一顶轿子，扶着赵一曼女士上了轿，一伙人立刻向宾县方向逃去。

警察署的警官在赵一曼逃走后，很快从那个白俄司机处发现了线索，后来又从太古街的轿铺主人那里得知，赵一曼是由他们抬到荒山嘴子附近去的。

日本警官马上乘车去追。途中，必经之路上的阿什河桥被夜里的暴雨冲垮了。日本人只好到附近的村庄征了几匹马，骑马直追。追到阿什河以东二十多公里的地方，发现了坐在马车上的赵一曼、护士韩勇义、警士董宪勋及他的叔父董广政。

在功败垂成的时刻，赵一曼再次被捕。

第二次被捕后，日本宪兵对赵一曼的折磨不断升级，他们希望那些曾经令许多人发抖、丧失意志的酷刑能在她身上产生作用。用尽了人们闻所未闻、想都想不到的各种酷刑：钉竹签是钉满十指，拔出来后，用更粗更长的签子继续钉，最后改用烧红的铁签扎；灌辣椒水是搀着小米和汽油一起灌，而且是热辣椒水和凉汽油交替地往赵一曼的喉管和鼻孔里灌；烙铁是直接摁在赵一曼的***上烙烫。最后甚至使用了即使是身强体壮的男子汉也忍受不了的类似凌迟般的活剐——剥肋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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