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虽然说自己前身是和尚，但他缺乏高僧大德“以肉饲虎”的人间情怀，周是一个怯懦的人，对人间时常以悲观和惊恐待之。活命，一切从此出发，“苟全性命于乱世”，在日本占领北平最初的两年里，“苦住庵”里的周作人虽然在故纸堆里暂避身外的风雨，但一家已到了举债度日“惜无白粥下微盐”的地步，全家都在秋风里。隐士也是要条件的，真正的隐士大概是需要自己种地的，隐士还是要吃饭的，总不能餐金英饮白露茹紫蒂啖白云。誓不为五斗米向权贵折腰的读书人，也不得不扛起锄头向土地折腰！只是摩挲书和墨的手，向土里刨食就外行了，靠书生之臂养活一家老小，也是苦不堪言。“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时复墟曲中，披草共来往。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桑麻日已长，我土日已广。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这才是诗人隐归后的生活写真。至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不过是偶一落笔而已，他的日子不会那么轻松。从四十一岁彻底归隐到六十三岁离世，二十多年中，陶渊明和他的妻儿一直过着这样半饥半饱的生活，以至于灶不见火，突不生烟，米无一粒，酒无一滴。

他只能披着破旧衣衫，坐在廊前晒日头。贫病中，他可以坦然接受朋友的馈赠：“宅边东篱下菊丛中摘盈把，坐其侧。未几，望见白衣人至，乃王弘送酒也。即便就酌，醉而后归”，却绝不接受嗟来之食。江州刺使往候之，曰：“贤者处世，无道则隐，有道则至。今子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馈以梁肉。话不投机，陶渊明断然拒绝。但周作人做不到，于是周作人终于选择了“附逆”。

人生充满了困境和黑洞，知堂在给胡适的信中“老僧假装好吃苦菜，实在的情形还是苦雨，近来屋漏地上浸水，结果只好改苦庵住。晚间拼好蒲团想睡觉。忽然接到远方的来信，海天万里八行诗。多谢藏晖居士的问讯，我谢你很厚的情谊。飘然一杖天南行，并不是出家特地忙。因为庵里住了好些老人，我还只能关门敲木鱼念经。出门把钵化些米面，老僧始终是老僧，希望得见居士的面。”

从这封答问诗信里我们是可以读出周作人为自己附逆开脱，“屋漏浸水”的环境里，谁能保证“不洗鞋”？何况庵里“很有些老人住”，“得托钵化些米面”。在“生存还是死亡”的哈姆雷特的永恒追问中，周作人选择了活着。在被打了一枪后，保命，没有皮囊就没有一切的周作人终于“下水”了。“老僧始终是老僧”么？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浊，苏武变成了李陵。

一九三八年四月，上海的杂志刊登出周作人于二月九日出席由日本大阪每日新闻社召开的“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的照片和新闻文章。照片上，“周作人长袍马褂，跻身于戎装的日本特务头子与华服、西装的汉奸文人中间。”

一九三九年元旦上午九点钟左右，国人一片“汉奸”骂声中苦雨斋里的周作人，正在家与前来贺年的学生聊天，仆人过来说，有一个天津来的客人要见他。周作人即请来人进屋。还没等周作人看清容貌，来客问了一声“你是周先生么？”抬手就是一枪，打中了周作人的腹部。

再一枪，打中了周作人的学生沈启无。

这次暗杀行动中，周宅附近的一名车夫被打死，一名车夫被打伤，周作人的学生也肩部受伤，只有暗杀的对象周作人本人，因为毛衣纽扣阻挡了子弹，反而毫发无伤。

周作人一直以为这是日本人的所为，就是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他给《光明日报》写了一篇“元旦的刺客”，这本是爱国的青年学生看不惯周作人的附逆行为，但周作人却借此事为自己的叛国罪行辩护，2　92把它说成是因为他“触怒了”日寇而遭日本军警刺杀的案件，把自己打扮成了一副未成仁的“准烈士”的形象。

周作人走到此处，是他的心理轨迹的正常运转。人格的委顿，道德的弱化一步步把他载到了如此的境地，屈从于求生，是他尴尬的开始，他本来还羞羞答答的面纱就彻底扯去，半条腿入水的周作人终于完全拥抱下水了，就此开始出任当了伪教育总署督办。

鲁迅逝世前几个月，周作人曾发表《老人的胡闹》一文，表面风雅的周作人心里的怨毒是很深的，他影射鲁迅“老不安分重在投机趋时”，语言十分苛毒，胡闹的岂是鲁迅，这报应就应到他的身上，从五四的知识分子的骨气，到附逆，这胡闹也大了去。

孔子曾说，及其老也，戒之在得。老人也有好色的，但孔子的话毕竟是不错的，得的范围也是颇大，名利都在内。日本兼好法师在《徒然草》中云：“语云，寿则多辱。即使长命，在四十以内死了最为得体。过了这个年纪便将忘其老丑，想在人群中胡混，到了暮年还溺爱子孙，希冀长寿得见他们的繁荣，执着人生，私欲益深，人情物理都不复了解，至可叹息。”又俳谐大师芭蕉所作《闭关辞》中亦云：“因渔妇波上之枕而湿其衣袖，破家亡身，前例虽亦甚多，唯以视老后犹复贪恋前途，苦其心神于钱米之中，物理人情都不了解，则其罪尚不可恕也。”阳曲傅青主有一条笔记云：“老人与少时心情绝不相同，除了读书静坐如何过得日子，极知此是暮气，然随缘随尽，听其自然，若更勉强向世味上浓一番，恐添一层罪过。”以上都是对于老年的很好的格言，与孔子所说的道理也正相合。只可惜老人不大能遵守，往往名位既尊，患得患失，遇有新兴占势力的意见，不问新旧左右，辄靡然从之，此正病在私欲深，世味浓，贪恋前途之故也。虽曰不自爱惜羽毛，也原是个人的自由，但他既然戴了老丑的鬼脸踱出戏台来，则自亦难禁有人看了欲呕耳。这里可注意的是，老人的胡闹并不一定是在守旧，实在却是在维新。盖老不安分重在投机趋时，不管所拥戴的是新旧左右，若只因其新兴有势力而拥戴之，则等是投机趋时，一样的可笑。如三上弃自由主义而投入法西斯的潮流，即其一例，以思想论虽似转旧，其行为则是趋新也。此次三上演说因为侮辱中国，大家遂加留意，其实此类事世间多有，即我国的老人们亦宜以此为鉴，随时自加检点者也。

在周作人看来，老人就应像老人的样子，不可轻薄做些越轨之事。

而他附逆，在晚年的这一笔，不是轻薄也非越轨，而是直入泥潭，被人耻笑。

三

金庸《鹿鼎记》曾写到韦小宝在昆明听陈圆圆唱《圆圆曲》，“痛哭六军俱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陈圆圆对韦小宝拜曰：“这二十多年来，贱妾受尽天下人唾骂，把亡国的大罪名加在贱妾头上。当世只有两位大才子，才明白贱妾的冤屈。一位是大诗人吴梅村吴才子，另一位便是韦大人。”

顺治十年，吴梅村应召赴京，过淮阴时，作诗曰：浮生所欠止一死，尘世无由识九还。我本淮王旧鸡犬，不随仙去落人间。他知道自己这一去，无异于落水失足投靠变节，也就有了毕生的遗憾与污点。

顺治十三年，吴梅村借奔母丧名义，辞官不出，居家至死。为大清朝服务三年，让他后悔一辈子，他时时忏悔，努力救赎，还精神和情感、换道义和良知，还故国和恩主的债，他有一首词《贺新郎·病中有感》：

万事催华发，论龚生，天年竟夭，高名难没。吾病将难医药治，耿耿胸中热血。待洒向、西风残月。剖却心肝今置地，问华佗解我肠千结。追往恨，倍凄咽。

故人慷慨多奇节。为当年，沉吟不断，草间偷活。艾炙眉头瓜喷鼻，今日须难诀绝。早患苦，重来千叠。脱屣妻孥非易事，竟一钱不值何须说！人世事，几完缺？

吴梅村在这里所表现出来的沉重、抑郁、内疚、自责，尽管相隔数百年，我们仍能感到他的泣血和伤痛，这对照喜欢晚明的周作人，是判如云泥，一直到晚年他还为自己的附逆辩护。

一九四五年九月二十日，傅斯年代理北京大学校长。傅向来最痛恨不讲民族气节的儒生，对他的聊城先祖傅以渐当年不参加抗清复明运动，反而参加清朝入关后首次乡试，直到殿试得中顺治朝状元，一直耿耿于怀。三百年后的今日，他对不顾气节和民族大义，甘愿为日本人驱使的知识分子更是深恶痛绝。当傅就任北大代理校长后，曾于重庆报刊发表声明：“为保持北京大学的纯洁，坚决不录用伪北京大学的教职员，但学生经过甄别和补习，可以接受。”

十一月中旬，傅斯年到达北平，陈雪屏等人到机场迎接。傅走下飞机的第一句话就问陈与伪北大的教员有无交往，陈回答说仅限一些必要的场合。傅闻听，大怒道：“汉贼不两立，连握手都不应该。”当场表示伪校教职员坚决不予录用，全部屎克郎搬家——滚蛋。不但不请他们任教，还当场表示要请司法部门将罪大恶极的儒林败类捉拿归案，严加惩处。并在报纸发表声明：无论现在将来，北大都不容伪校伪组织的人插足其间。

就在傅斯年的声明于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二日在北平《世界日报》

刊出之时，伪北大文学院院长周作人正呆在北平八道湾的苦茶庵，一边饮着苦茶，一边悠闲地作着叫作《石板路》的散文小品。文中极具感情色彩地回忆了他的故乡绍兴石板路与石桥的优美。文章的结尾处写道：

在民国以前，属于善性的社会事业，由民间有志者主办，到后来恐怕已经消灭了吧。其实就是在那时候，天灯的用处大半也只是一种装点，夜间走路的人除了夜行人外，总须得自携灯笼，单靠天灯是决不够的。拿了“便行”灯笼走着，忽见前面低空有一点微光，预告这里有一座石桥了，这当然也是有益的，同时也是有趣味的事。

（民国）三十四年十二月二日记，时正闻驴鸣。

周作人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见报载傅斯年谈话，又闻巷中驴鸣，正是恰好，因记入文末。”令周氏没有想到的是，当他写罢此文的第四天，即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六日，就因汉奸罪被捕入狱，这篇短文也就成了入狱前的最后的文字。

对照周作人的文字和吴梅村的文字，你会对吴梅村深怀敬意，他在《临终诗四首》之一写到：

忍死偷生廿载余，而今罪孽怎消除？受恩欠债应填补，总比鸿毛也不如。

一直到死神来临的那一瞬间，他对他的背叛，他的失节，也始终不肯自谅，悔恨到死，捶胸泣血。清康熙十年（1671），逝世。据《清史稿》：吴伟业“临殁顾言，吾一生遭际，万事忧危，死后殓以僧装，葬我邓尉灵岩之侧，坟前立一圆石，题曰：‘诗人吴梅村之墓’，勿起祠堂，勿乞铭，闻其言者皆悲之。”

周作人有过这样忏悔的勇气么？在吴梅村面前，他应该有的是惭愧吧，有的人为自己的过失进行忏悔，用忏悔为历史划句号，而有的人却对自己的过失漂白，最后像鸭子死掉，还留一张硬嘴，脸都没有了，还留狡辩的鸟嘴有何用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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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六年，周作人已是八十一岁的风烛暮年。他早年说的寿则多辱，毫厘不爽的应验。

八月二十二日，一群红卫兵冲进八道湾周宅，砸烂周母牌位。两天后，红卫兵宣布对周作人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将他住的日式“榻榻米”卧室砸得稀烂，全家被洗劫一空。周作人被赶到院子里，跪在地上接受批斗。手持皮带的红卫兵边打边审，逼迫他老实交待罪行，并将周作人的独生子周丰一揪来陪斗。

红卫兵为周家规定了生活标准：老保姆是十五元，周作人是十元。

还向粮店打了招呼：只允许周家人买粗粮。周作人年老齿稀，一日三餐只能就着臭豆腐喝点玉米面糊糊，周作人的两条腿很快就出现浮肿。

周作人曾两次将写好的“呈文”交给儿媳张菼芳，叫她背着红卫兵转交派出所，大意是：共产党素来是最讲究革命人道主义的。鄙人已年过八旬，再延长寿命，也只是徒然给家人添负担而已。恳请公安机关，恩准鄙人服安眠药，采取“安乐死”一途。

一九六七年五月六日早晨，张菼芳照例为公公倒了马桶，并准备了一瓶开水，然后去上班。下午两点多钟，住在同院后罩房西端的一位邻居发现周作人趴在铺板上一动不动，姿势很不顺眼。他便打电话给张菼芳。

张菼芳奔回家后，发现周作人浑身早已冰凉。看情景，周作人是要下地时猝然发病，连鞋都来不及穿，就倒地而逝。家属匆匆销了户口，火化，连骨灰匣都未能取回家来。周作人也算是效法了和尚，火化了事，但不知他的舍利子有几？

但我想到鲁迅先生在《孤独者》里曾写到人的死灭，周作人临死前，他会像鲁迅正视死亡，把人间的惨烈说出吗？在我读到这文字的时候，我是牙关紧锁，探到了人生的哀痛莫过于此：粗人扛起棺盖来，我走近去最后看一看永别的连殳。

他在不妥帖的衣冠中，安静地躺着，合了眼，闭着嘴，口角间仿佛含着冰冷的微笑，冷笑着这可笑的死尸。

敲钉的声音一响，哭声也同时迸出来。这哭声使我不能听完，只好退到院子里；顺脚一走，不觉出了大门了。潮湿的路极其分明，仰看太空，浓云已经散去，挂着一轮圆月，散出冷静的光辉。

我快步走着，仿佛要从一种沉重的东西中冲出，但是不能够。耳朵中有什么挣扎着，久之，久之，终于挣扎出来了，隐约像是长嗥，像一匹受伤的狼，当深夜在旷野中嗥叫，惨伤里夹杂着愤怒和悲哀。

周作人到不了这样的深度，他的绝望被风雅化解，他不愿把悲剧让人看，最后他自己却搬演悲剧让历史和人共评点。

周作人曾有一文《死法》，像是谶语：

统计世间死法共有两大类，一曰“寿终正寝”，二曰“死于非命”。

寿终的里面又可以分为三部。一是老熟，即俗云灯尽油干，大抵都是“喜丧”，因为这种终法非八九十岁的老太爷老太太莫办，而渠们此时必已四世同堂，一家里拥上一两百个大大小小男男女女，实在有点住不开了，所以渠的出缺自然是很欢送的。二是猝毙，某一部机关发生故障，突然停止运行，正如钟表之断了发条，实在与磕破天灵盖没有多大差别，不过因为这是属于内科的，便是在外面看不出痕迹，故而也列入正寝之部了。三是病故，说起来似乎很是和善，实际多是那“秒生”

（baceria）先生作的怪，用了种种凶恶的手段，谋害“蚁命”，快的一两天还算是慈悲，有些简直是长期的拷打，与“东厂”不相上下，那真是厉害极了。总算起来，一二都倒还没有什么，但是长寿非可幸求，希望心脏麻痹又与求仙之难无异，大多数人的运命还只是轮到病故，揆诸吾人避苦求乐之意实属大相径庭，所以欲得好的死法，我们不得不离开了寿终而求诸死于非命了。

他在这篇文章里说三一八惨案，学校里开追悼会的时候，他曾给遇难的学生送去一副对联，文曰：

什么世界，还讲爱国？

如此死法，抵得成仙！

如果说周作人的附逆是生命已经交给了魔鬼一次，算死了一次，那后来的生命也不是在仙界的逍遥吧，写到此处，我觉得我太饶舌了，也学习一下知堂抄书的笔法，抄他的《死之默想》的开头，四世纪时希腊厌世诗人巴拉达思作有一首小诗道：

（polleis，anhrope－paldas）你太饶舌了，人呵，不久将睡在地下；住口罢，你生存时且思索那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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