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上个世纪“泰山崩，黄河溢”，河决鱼死之际，却有一帮人风雅的可以，鲁迅觉得这样选择的闲适是充满危殆的。鲁迅说选择者恰恰是忘记了自己抱住的仅是一枝树梢头，说不定洪水马上就会淹过来，这样的选择无疑是一种自欺和盲视，真的洪水说来就来了，鲁迅翁死掉的一年，日人打过来，周作人连风雅也好像忘掉了，苦雨斋里真的是雨脚如麻，开始落水了。

鲁迅翁死后，鲁迅先生的母亲鲁太夫人对周作人说：“老二，以后我要全靠你了。”一九三六年，鲁迅逝世。周作人将此噩耗告知鲁太夫人，太夫人全身颤抖，两腿抖得厉害，站都站不起来，只好靠在床上说话，而周作人说出的却是：“我苦哉，我苦哉。”

这一句话是颇有内涵的，鲁迅在的时候，母亲自有鲁迅支撑，当鲁迅死掉，周作人说苦哉苦哉，太夫人曾气愤地对俞藻说：“难道他说苦哉，就能摆脱他养活我的责任吗？”我们知道，当日本人来的时候，周作人以“家累重”、“有老母寡嫂需要奉养”为辞留平，寡嫂者，鲁迅先生的原配朱安之谓也。

其实自鲁迅逝世至一九三七年底，周作人“老母寡嫂”的生活费用均由许广平承担。从一九三八年一月开始，周作人才开始承担老母的生活费用，每月五十元，后来币制变动，物价飞涨，而周作人给五十却一直未涨。“珍珠港事件”后汇兑中断，许广平被日本宪兵逮捕，津贴因而终止。这期间，鲁老太太和朱安夫人的生活可想而知，这个时候朱安夫人曾动心卖掉鲁迅在北平的藏书来补贴生活。其时，周作人大宴宾客，出入有专车接送。还有一事堪记，一九四三年五月，鲁老太太逝世，周作人“大办母亲之丧，共用去一万四千余元。”

还是回到开头，因为周作人给人们的印记，一向是性格内向、周身儒雅、毫无斗士气，有点像陶潜，而鲁迅人们把他常比作猫头鹰，这大抵是准确的，喜欢在夜里工作，在夜里发出恶声，这有点如嵇康。两人虽是兄弟，却一峻拔一消散。这兄弟两个真是对称的可以。人们说有善必有恶，有抗争也必然有附逆，有决死，也就有苟活，有穿燕尾服的，也有穿粗布衫的。

也许对称性的存在是自然界和人世的一种不可规避的现象，周作人身上也有这对称在角力、撕扯。周作人自谓“我的心中有两个鬼，一个是流氓鬼，一个是绅士鬼，如果说得好一点，也可以说叛徒和隐士。”

在三十年代的文坛上，早年与鲁迅并肩的周作人不见了，开始颓唐，窗外的时事不再引动他的心魄，喝茶饮酒玩骨董。在他五十岁的打油诗里，我们好像看到的是一大彻大悟的化外高人，当时很多的名流如蔡元培、胡适、林语堂、钱玄同、郑振铎、刘半农……，纷纷步韵和诗，一时热闹非常，成为一九三四年文坛的风景。

（一）

前世出家今在家，不将袍子换袈裟。

街头终日听谈鬼，窗下通年学画蛇。

老年无端玩骨董，闲来随分种胡麻。

旁人若问其中意，且到寒斋吃苦茶。

（二）

半是儒家半释家，光头更不着袈裟。

中年意趣窗前草，外道生涯洞里蛇。

徒羡低头咬大蒜，未妨拍桌拾芝麻。

谈狐说鬼寻常事，只欠工夫吃讲茶。

周作人出生时，一位堂房的阿叔，那天出去夜游，夜半归来，走进内堂大门，仿佛看见一个白须老人站在那里，转瞬却不见了。也可能是他醉眼懵懵，把什么看花，也许根本就是一个幻觉，但他却相信了。

因为，后半夜，周家门内真的出生了一个婴儿，而且是男的。

于是，乡邻之口就传开：这男孩是老和尚投胎转世的——至于为何白须老人成了和尚，那是谁也弄不清楚的事。但这个传说，对喜爱民俗的周作人来说无疑是一浪漫的情怀，他在文中不止一次提到这个传说。也许，和尚出家，是周作人的前身，那种生活是他所歆羡的，没有了俗世的烟火，有自己的青青翠竹，梵音木鱼，在冬天嗅一下干枯枝头的早梅。

但如今世事扰攘，出家吧，又有很多的家庭羁绊，那就在家，以雅人的情怀来看待一切，没有袈裟，也就少了戒律，更其自在，“在江村小屋里，背靠玻璃窗，烘着白炭火钵，和清茶，同朋友谈闲话。”

但是，现实并非闭眼就清静的，那就造一个艺术的幻影，用自己的笔构筑一个灵性的园地，让精神在那上面散步。于是周作人是那样起劲地摆弄小品，也许是对五四后种种的不满，使他退回到晚明，像那些雅人在一些人不在意的地带，浮起一些别人捕捉不到的情趣，娓娓闲谈里，喝茶、看雨、饮食起居，都罩上一层素朴与古雅。周作人确实是有灵眼的，他的一觑，那些野菜了，乌篷船了，好像脱离了原来的环境，如剪纸一般被重新招贴在心里，里面储着的是醇酒，让人舔一下，就有醉意，那船也仿佛是从古籍里欸乃一声划出的，我最喜《乌篷船》里的一节，仿佛清秀的山水画：

……你坐在船上，应该是游山的态度，看看四周物色，随处可见的山，岸旁的乌柏，河边的红蓼和白苹，渔舍，各式各样的桥，困倦的时候睡在舱中拿出随笔来看，或者冲一碗清茶喝喝。偏门外的鉴湖一带，贺家池，壶觞左近，我都是喜欢的，或者往娄公埠骑驴去游兰亭（但我劝你还是步行，骑驴或者于你不很相宜），到得暮色苍然的时候进城上都挂着薜荔的东门来，倒是颇有趣味的事。倘若路上不平静，你往杭州去时可于下午开船，黄昏时候的景色正最好看，只可惜这一带地方的名字我都忘记了。夜间睡在舱中，听水声橹声，来往船只的招呼声，以及乡间的犬吠鸡鸣，也都很有意思。雇一只船到乡下去看庙戏，可以了解中国旧戏的真趣味，而且在船上行动自如，要看就看，要睡就睡，要喝酒就喝酒，我觉得也可以算是理想的行乐法。……

这样的世界，真如一个老僧在月下回寺院，看到山川月色，就如陶渊明看待东篱下的菊花。是啊，世俗在周作人的笔下竟孵化出如此的审美格调。这样细微的身心触觉，是甜美，是微醺，也是周作人最得意的人生瞬间。

但生活有时是开玩笑的，有时让你诗意不起来。一九三七年七月，日本人占领了北平，以前每遇时局动荡，一遇风吹草动，羽太信子等人就叫佣人把八道湾住宅大门上挂的“周宅”摘下，换上“羽太寓”

的牌子，还挂上日本旗，表示这是日本人的住宅。在日本人占领北平前，周作人的日本太太，把她的父母羽太石之助夫妇从日本接到北平八道湾周宅来。鲁迅得知这些情况后说了一句：“现在八道湾只有老二一个中国人了，而他又是如此昏。”

鲁迅一个“昏”字是很好的周作人人生的注脚。周作人的昏，表现在不论是非。早在抗战前夕，周作人就写过《岳飞与秦桧》、《关于英雄崇拜》两篇文章，在南宋和金朝的战争问题上否定岳飞主战为忠，同时也否定秦桧主和为奸，公然为秦桧的投敌卖国翻案。在《瓜豆集·再谈油炸鬼》中，他又说：“秦桧主和”还能“保得半壁江山”，“不是他的大罪”。甚至还说：“和比战难，战败仍不失为民族英雄，（古时自己要牺牲性命，现在还有地方可逃），和成则是万世罪人，故主和实在更需要有政治的定见与道德的毅力也。”他在《苦茶随笔》中还对文天祥的殉国进行了嘲讽：“文天祥等人惟一好处是有气节，国亡了肯死。这是一件很可佩服的事，我们对于他应当表钦敬，但是这个我们不必去学他，也不能算我们的模范。第一，要学他必须国先亡了，否则怎么死得像呢？我们要有气节，须得平时使用才好，若是必以亡国时为期，那牺牲太大了。第二，这种死，于国家社会倒无益处，我们的目的在于保存国家，不做这个工作而等候国亡了去死，就是死了文天祥也何补于事呢？我不希望中国再出文天祥第二……”。忠奸黑白在周作人这里好像是无所谓的鞋子，可以穿，可以抛掷，只是为了文字的风雅，自己生活的优雅，一切民族伦理都可以是脑后的东西，艺术好像与政治无关。真的吗？记得林贤治在写斯蒂芬·茨威格与里查德·斯特劳斯说：生在政治社会里而声明脱离政治，倘若不是天真无知，便是自欺欺人。

奥地利作家斯蒂芬·茨威格和德国作曲家理查德·斯特劳斯两人，都是大艺术家，一文一曲，都为人类的艺术星空增添了属于自己的灿烂的一抹。犹太人身份的茨威格和他的着作使他遭到纳粹的迫害，最后逃亡至巴西跳水自杀。然而他曾经的合作伙伴斯特劳斯在纳粹狂热的岁月里过得体面而安适，曾出任帝国音乐局总监一职，而这一职位是希特勒特别指示赐予的。一九三六年，他为柏林举办的奥运会创作《奥林匹克颂歌》，一九三八年又创作了歌剧《和平日》，获得最高元首的嘉奖。最为艺术界不齿的是，在意大利指挥家托斯卡尼尼为抗议纳粹的反犹行动公开拒赴德国音乐节时，他接替了这个空缺的位置。为此，托斯卡尼尼骄傲地说：“在作曲家斯特劳斯面前，我要脱帽；在作为一个人的斯特劳斯面前，我得重新把帽子戴上。”

茨威格与斯特劳斯曾共同完成了歌剧《沉默的女人》，一台词文本，一音乐谱曲。他们两个在一点是共通的：对艺术的忠实。斯特劳斯既是大艺术家，同时也是小市民；作为艺术家，既是世界主义者，同时也是民族主义者。一战期间，他在日记中写道：“战争，胜利！德国万岁！他们不可能让我们退却！”在《没有影子的女人》的缩编谱里，他一样写道：“我们伟大的德意志祖国万岁！”也许，他对纳粹的政策未必全部认同，但是这种德意志式的偏执的“爱国主义”，与极权主义意识形态不无相通之处。他的许多迎合纳粹当局的行为，也可能出于世俗的动机。因为除了获取荣耀，对他来说，还存在着一个如何获得当局“全方位的保护”以摆脱危险的问题。他的儿媳以及先后几个合作者都是犹太人。对于专制统治，他也表达自己的不满：“可悲呵！像我这样档次的艺术家也得向部长小儿请示什么可以谱曲，什么可以演出。我也属于仆人和侍者的国家。”他还有过地下写作的打算，多次动员茨威格秘密合作，说：“如果有人问我，我就说，‘我现在没有创作什么，我没有台词文本。’几年后，当这些作品都完成后，这世界也许是另一副模样了。”然而，未来是一个画饼。斯特劳斯既要尝现世的甜头，就不能不割舍坚持真理的任何可能性，以致随时随地利用政治。利用政治的结果，只能为政治所利用。茨威格最后婉拒了他的要求。“他那种公开投靠的行动，对当时的纳粹分子来说是举足轻重的。”在回忆录《昨天的世界》中，茨威格如此评论道：“在那样一个难堪的时刻，这位德国最有名气的音乐家竟公开倒向他们一边，从粉饰现实的意义上说，这给戈培尔和希特勒带来了不可估量的好处。”

从斯特劳斯的作为我们看周作人也许更清楚些，人的崇高和卑俗是那么紧密。

二

周作人抗战一开始，就显得好像战争与他无关，他不像北平的那些同事和朋友，急急南下避难，而是定力超人，一如既往地坐在苦雨斋，于瓦屋纸窗之下，清泉绿茶，用素雅的陶瓷茶具，同两三人共饮，把“七七事变”当成人间尘梦。

“卢沟桥事变”战火初起时，朋友们苦劝周作人随众教授南下，他以家中老小众多，登程不便为由，滞于北平。当社会的逼迫实在不能再置之不理时，才在致陶亢德的信中说：“请勿视留北诸人为李陵，却当作苏武看为宜。”这花说得硬气，好像隐士成了在北海牧羊的羊倌了，恐怕那吃雪喝草根的苦，知堂先生是消受不了的，但他却偏以“苦”

自命。先是“苦雨斋”，继而做“苦茶庵”，后来又改做“苦住庵”。如果周作人这样在北平大张旗鼓地表白他要在“膏药旗”下长期持节，苦住到底，那真是我们民族的又一苏武再世。

周作人决定留在日伪占领的北平城时，郭沫若写下了《国难声中怀知堂》：“‘如可赎兮，人百其身’，知堂（周作人）如真的可以飞到南边来，比如就像我这样的人，为了掉换他，就死上几千百个都是不算一回事的。”虽然周作人退到苦雨斋，原先也早说过自己渴望做一个平凡的人，自动放弃对于时代、历史、社会的责任，但他毕竟是五四时期的开拓者，在这中日正式交手互为敌对的时刻，人们更是将周作人视为中国知识分子的代表，从各自不同的立场，对他寄予不同的期待。也许这就是周作人的宿命，历史不允许逍遥，要的是担当，在历史的大动荡中，周作人本打算耸耸肩，叉手优雅地躲在“苦住庵”里做一个在家的和尚、普通的顺民；但就因为他是一个文化的代表符号，就因为他是“周作人”，历史怎能允许他如此轻易地做出这样幼稚的选择，生与死的选择置于他的面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