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佩孚头脑里的传统观念是扎了根了，举手投足都是传统的规范！曹锟曾有恩于他，无论主公如何无能，他都不能取而代之——老上司曹锟那么不受人爱戴，登上总统宝座后只知道在后花园里寻欢作乐，他却宁肯躲在洛阳，远远地打量着老上司的胡闹，也不愿背上“犯上作乱”的骂名；无论局势如何反复，他还是稳坐钓鱼台——当初惊悉第三路军总司令冯玉祥叛变、本军形势危急之际，他的日本顾问焦急地请其与昔日的老师段祺瑞携手应付危局，他却大谈“千古不磨之成文宪章，即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之八德”，坚称自己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坚决不做违背四千年“成文宪章”的事；无论叛将如何讨饶，他不宽恕容纳——冯氏的国民军发动第二次政变后，满以为驱逐了段祺瑞会使吴佩孚高兴，便通电要全军投靠吴氏门下，吹捧“吴玉帅”

有“命世之才”，并表示：“此后动定进止，唯吴玉帅马首是瞻。”但他接到通电后，却只批了四个大字：“全体缴械”，愣是把冯玉祥送上门的大礼包，逼成了一把能灼伤人的利刃；无论外力是否可借，他也不稍加利用——外国人的拉拢，外国人送的武器，都被他一概拒绝。

我们可以替吴大帅设想，只要他不那么“固执”，稍微圆通一下，他本人的命运乃至北洋集团的命运，都极可能因而改变。历史也会是另外的样子，但历史不能假设，起吴佩孚于地下，饱读诗书的他还会以关羽、岳飞为模范，从此处看，他吴子玉至少又晚生了两千来年！即使在春秋时期，这种君子做派就已经成为社会的笑柄了：那个“仗义”得非得等敌国的军队上岸列好阵后再出兵的宋襄公不就是个例子？宋襄公曾被毛泽东在一篇文章里嘲笑为蠢猪。

一九三七年，日本占领北京，蒋介石劝他南下，他回电说：“世上有桃源则去，未有则不去”，有人劝他搬进天津租界，他有句名言，不借外债，不入租界，不纳小妾。

吴佩孚的发妻张佩兰是一个普通小店铺老板的女儿。两人结婚时吴佩孚还是一个破落的穷秀才，后来吴佩孚辉煌后，始终不肯抛弃其糟糠之妻。更难能可贵的是，两人无子女，其妻劝吴纳一小妾，不要断了吴家香火，吴不从。

一九二二年，一个德国贵族女子，迷上了吴佩孚，不远千里跑到洛阳，当面向他求爱，被断然拒绝，该女子还不死心，回到上海，不断给吴佩孚写情书，几个月后，所有的情书都被没开封的退了回来，最上面的一个封面上写着“老妻尚在”四个大字。

吴佩孚最让人称道的是他的民族气节，早在他一九二四战败下台时，日本人就表示要出钱帮他东山再起，吴佩孚当时就拒绝了：“这是中国人自己的事，不用外人插手。”比起挟洋自重的人来真是让人肃然起敬。

一九三七北京被占领了后，身在北京的吴佩孚就更加显眼。日本人制订了“南唐北吴”计划，要其出山，但吴佩孚表示，日本人不撤兵就不从政：“我文天祥还是做得了的。”一九三八年，汪精卫投敌后，日本人又制定了“汪吴计划”，并派汪大汉奸找他协商事宜，吴佩孚找了各种借口，就是不和汪精卫见面，回信：“公果能再回重庆，通电往来可也。”真是对汪精卫的绝好讽刺。

吴佩孚是熟悉历史的，他用洪承畴和被俘的抗清首领孙兆奎的一段对话来讥讽汪精卫。洪承畴是明末第一号大汉奸，他在松山被俘降清，崇祯皇帝起初听信传闻，以为他死了，曾下诏为他在正阳门建“昭公祠”。洪承畴和孙兆奎的这一段对话在历史上令人拍案叫绝。

洪问孙：“你从军中来，知不知道在扬州守城的史可法是真的死了，还是活着？”

孙反问洪：“你从北地来，知不知道在松山殉难的洪承畴是真的死了，还是活着？”洪承畴狼狈不堪，急忙下令把孙兆奎杀了，吴佩孚让汪精卫再回重庆，这批判的武器的回答也够让汪精卫心里窝火的。

后来日本着名特务头子土肥原决心要把吴佩孚拉下水。第一次，土肥原以下自居，一见面就求情说日本陷于战争泥潭：“请玉帅出来，救救我们日本。”吴佩孚哈哈大笑，说：“我自身尚不能救，焉能救人？”

土肥原不欢而去。

第二次，土肥原开门见山地说：“请玉帅出来，调停中日和平。”吴佩孚顺势说：“好哇！请贵国天皇和我国蒋总司令双方来电，请我出面调停。当然可以。”这无疑是出了个难题，土肥原无以应对。

第三次，土肥原以高官为诱饵，劝说吴佩孚出山维持中日民族关系，并保证恢复吴往日的权势。土肥原说：“请玉帅出山，担任原职，维持中日民族问题。”吴佩孚摇摇头苦笑说：“现在根本谈不上出山。如要出山，请贵国人等一概退出中国，包括东北在内，可以吗？”土肥原见有商量的余地，立即提出：“既然如此，就请您出面，开个中外记者招待会，如何？”吴佩孚听后欣然点头同意。

没多久，日本及沦陷区的报刊大量报道吴佩孚要召开记者招待会的信息：土肥原还派人为吴佩孚准备好了记者招待会的“讲稿”，并命令翻译不论吴佩孚是否按照讲稿说，都要按讲稿逐句进行翻译。

一九三九年三月三十日，百余名中外记者拥向吴佩孚居住的什锦花园。花园内戒备森严，进场的记者每位都发有一份中英日三种文字的“讲稿”。吴佩孚尚未开口，中外记者们已经读到了打印好的《吴氏对时局的意见》。一身中国绅士装束的吴佩孚在众人的簇拥下进入会场，并客气地向记者先鞠了一躬，然后仅瞥了一眼案前的“讲稿”，就开始作即席讲演。开场的讲话土肥原十分满意，可吴佩孚讲着讲着突然话锋一转，一字一句地说：“惟‘平’乃能‘和’，‘和’必基于‘平’。本人认为，中日和平，惟有三个先决条件：一、日本无条件自华北撤兵；二、中华民国应保持领土和主权之完整；三、日本应以重庆（国民政府）为全面议和交涉对手。”怕在场的日本人听不懂。吴佩孚又厉声令秘书“断乎不容更改”地将自己最后的“政治宣言”翻译成日语。会场的中外记者纷纷疾笔如飞地记下了吴佩孚最真实的讲话。随后吴佩孚把土肥原事先准备的“讲稿”从案前拿起来，狠狠地摔在地上，用力踩在脚下。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的一天，什锦花园驶进了几辆小汽车，从车上下来几个身穿便装的日本人，领头的是吴佩孚的老朋友冈野增次郎。

此人过去担任过吴佩孚的顾问，跟在他身后的便是接替土肥原的川本少将。川本对吴佩孚大加赞赏，并提出要拜吴为师的恳求，还以孝敬师母为名送给吴佩孚夫人一大笔钱。其实这是川本对吴实施的所谓“联络感情式”的拉拢方式。当时汪精卫已投靠日本，日本人提出了“汪主政，吴主军”的方略，所以继续对吴佩孚实施诱降。这次吴佩孚着急了，他连夜差人把钱退还了川本。川本见此计失算，就又打起吴佩孚身边人的主意，但最终也没有结果。最后川本亲自出马劝老师出山，吴佩孚却说：“如欲和平，必须全面撤兵！”川本苦求说：“老师应该体谅弟子的苦衷，土肥原将军因您拒绝出山而受到一生最大的挫折。

如今，厄运又将落在弟子头上，如果老师执意拒绝，弟子只有剖腹自杀，以谢天皇。”吴佩孚却说：“承你错爱，拜吾为师，却不见你读经问义，你我之间不过空有一层师生关系罢了。又何必以师徒之虚名相逼？”然后他又送川本一句孟子的话：“小国不可以敌大，寡国不可以敌众，弱国不可以敌强。中国国大、人多，日本终必失败，这就是我对中日战争最后的看法。”川本气得只说了一句话：“大帅会后悔的！”后来日本人以死威逼，不想一到吴的家里，吴佩孚就请他们看一样东西，原来是一具黑漆棺材，吴佩孚已经在上面刻上了自己的名字，只空了年月日。日本人利诱威逼均告失败。

汪精卫也曾亲到北平，约吴佩孚前往日本华北方面军总司令的官邸，商谈合作。吴佩孚断然拒绝，说：“我们是中国人，谈的是中国事，到日本人那里去谈什么东西？”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吴佩孚吃饭时，饺子馅里的骨头碴儿嵌入牙缝中，顿时疼痛难忍。听说吴佩孚患了牙疾，日本方面表现了过于热情的关注，驻扎在北平的川本少将、华北汉奸组织“治安总部部长”齐燮元等人，带着牙医前来探视。

吴佩孚的夫人张佩兰及幕僚见他们来势汹汹，本能地上前阻拦，但被川本带来的宪兵赶出卧室。日本医生手拿锋利的手术刀，并没有刺向化脓的牙槽，而是直刺玉帅的咽喉。只听一声惨呼，吴佩孚圆睁双眼，口中血如泉涌，就此离开人世。吴佩孚死后，北伐中打败了吴佩孚的蒋介石亲致唁电：“先生托志春秋，精忠许国，比岁以还，处境弥艰，劲节弥厉，虽暴敌肆其诱胁，***竭其簧鼓，迄后屹立如山，不移不屈，大义炳耀，海宇崇钦。先生之身虽逝，而其坚贞之气，实足以作励兆民，流芳万古。”陪都的报纸上，更誉吴为“中国军人的典范”。

吴死后，在北平成立了由社会名流和生前好友一百八十多人组成的“吴上将军治丧处”。治丧期间赴吴邸吊祭者达数千之众，出殡之时更是万人空巷，从什锦花园胡同的“吴公馆”到德胜门内的拈花寺，京城撒纸钱高手绰号“一撮毛”的全福沿途撒纸钱六百多斤。

吴佩孚下葬的那一天是一九四零年十二月六日，北平城刚下过一场大雪，冷风飕飕，滴水成冰。吴佩孚的灵柩过处，路旁站满黑压压的人群，没有人说话，只听到一阵阵轻轻的啜泣声，许多人的眼里都噙满了泪水。这是北平市民自发地为吴佩孚送行。那纸钱在空中回旋、翻飞，似昨天的雪接着下，漫天遍野，低的气压让人难以忍受，日寇铁蹄下的北平，这种场面让人感受到陆游诗歌里描写的“遗民泪尽胡尘里”

的哀痛，纸钱翻飞，人们在为一个人招魂，在为未卜的前途哀伤。

吴在死前曾有一副自撰的对联，这基本是夫子自道：

得意时清白乃心，不纳妾、不积金钱，饮酒赋诗，犹是书生本色。

失败后倔强到底，不出洋、不走租界，灌园抱瓮，真个解甲归田。

如今怕再没有这样风雅的舞文弄墨的军人了，没有文化营养的宝剑或许要锈迹斑斑，诗词吟哦的将军只能在历史中去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