沿用一组旧概念

评价李存葆的散文，叙述的动力源在哪里，或者说叙述的根基和依据？这并不是先入为主的预设，而是在之上对他的散文轮廓的一个粗疏概括，我们沿用文化积淀和潜意识这样的概念，或者说是历史性因素和融入其骨髓的人生的阅历变成的潜意识！

文化积淀说，是李泽厚先生的发明。这种积淀，既有纯属个人遭遇、个人学识修养的一面，也有种族的、阶级的、时代的，总之是群体的文化心理积淀的一面。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由多方面的学识修养长期形成的一种审美习惯，一种由全面文化积淀所形成的审美理想和审美敏感。时间既久，人已把学识变为习惯，把习惯变为本能。到了“本能”阶段，也就进入潜意识领域，成为潜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了。

用几个词可以概括李存葆的散文的文化积淀和潜意识的作用，虽然这样做很危险，有简单切割的嫌疑：雄迈的军人气质与其散文的潜在对应，悲悯的入世情怀及对真的迷恋，写作的高度和难度。

雄迈的军人气质与其散文的潜在对应李存葆生在山东的五莲，这是一个有山面海的地方。在山里，有传说孙膑于马陵之战后，功成名就遂结撰兵法的处所，而距五莲不远的莒县则有《文心雕龙》的作者刘勰的旧居，这些给了李存葆传统文化的濡染。李存葆曾写过“比莒国历史更古老、更久远的是莒城西郊定林寺中的那棵银杏树。古银杏高约二十五米，周粗近十六米，至今仍苍劲葱郁，岁结果千余斤。古树主枝周逸旁出，状若硕大无朋的莲花，繁荫盖地一亩余。二十年前的一个夏日，我第一次站在这棵被列为‘活化石’的巨树下时，顿被一种强大的生命光波所震撼，所征服，所溶解。古银杏那腾游时空的气魄，吐纳股金的恢弘，剪裁春秋的博大，抽绿谢黄的顽强，都使我感到自己的渺小和卑微。”

但真正影响李存葆气质的，是山东尚武的强悍的民风和他的从军经历。“江南的才子，山东的将，陕西的黄土埋皇上”，一个地方的精神，有一种神秘的文化密码的传递，它对人格的形成有一种潜移默化的作用，即使你远离生养于斯的土地，你的心里总有一种道不出的牵扯，它还在默默地塑造你。如果你驰马江南，或者泛舟塞北，那是***不类。斯达尔夫人在她的《论文学》中写道：我觉得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文学，一种来自南方，一种来自北方。她说，北方诗歌是想象的，令人沉思的、崇高伟大的诗歌；南方诗歌则是情绪的，追忆欢乐、耽于安逸的诗歌。斯达尔夫人尽管描写得十分粗疏，但她从地区文学的角度对于文学内在精神气质的直观把握是十分精确的。而丹纳在《艺术哲学》中则从种族、环境、时代三个原则出发，说明伟大的艺术家并不是孤立产生的，他是百花盛开的园林中的一朵更美艳的代表，是茂盛植物的“一根最高的枝条”。艺术家背后是一片广袤的原野，“我们隔了几世纪只听到艺术家的声音，但在传到我们耳边来的向来能够的声音之下，还能辨别出群众的复杂而无穷无尽的歌声，在艺术家四周齐声合唱。只因为有了这一片和声，艺术家才成其伟大。”我们说山东人的尚武的品性，在李存葆的血液里涌动，成为他的一种标记一种气质。

和江南的才子相反，他无论走到哪里，也摆脱不掉这种镌进骨髓的东西！

这种气质，是一种大气磅礴的力之美，慷慨激越，敢于担当大任，孟轲是这方面的代表。他的“吾善养吾之浩然之气”，那种“虽千万人也，吾敢往矣”的勇迈，我们也可看到孔子那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刚毅。在历史上，山东人文章的大气和他们的那种慷慨悲壮是互为表里的，颜真卿一改前朝恬美的书风，开创了深厚雄健、气势磅礴的书体。

他的用笔以中锋铺毫，沉稳厚重，点画刚峻丰满，如浇如铸。撇折方笔峭劲，捺画力运奋拔。字的结体左右向内抱合，劲力内充而气象开阔。

而他的《争坐位帖》帖更是一气贯之，字字相属，虎虎有生气。颜真卿因不满权奸的骄横跋扈而奋笔直书的《争坐位帖》，通篇刚烈之气跃然纸上。此帖本是一篇草稿，作者凝思于词句间，本不着意于笔墨，却写得满纸郁勃之气横溢，成为书法史上的名作。而辛弃疾的词慷慨纵横，气势豪迈，大有不可一世之概，“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我们读出的是壮士的洒脱和悲凉！

李存葆的散文，无论是对画家绘事的叙描、自然山水的亲近，还是走进历史的邃深之处，我们强烈触到的是那种激越士气的磅礴情怀和那种精神刻度的呈现。曹丕讲“文以气为主”，而作为获得两次全国“韩愈杯”散文大赛一等奖的李存葆一定熟悉韩愈在《答李翊书》中所说“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气之与言犹是也，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

我们读李存葆的散文，不管品评事物还是展示情感，我们直接感到的是在字句中的一种语言的震撼力、一种气势，然后才是形象和字符背后的蕴涵。“气盛”则“言宜”，“气昌”则“辞达”，若“思不环周，索莫乏气”，作品就会缺少穿透力，如果作者“气昌”、“气充”，作品的气势就会如“鹰隼泛采”，“鹤飞唳天”。

现代散文的背景资源取法的是晚明小品和英国的“随笔”，走的是温婉的套数。从周作人、林语堂、梁实秋，再到汪曾祺、贾平凹，他们追求的是闲适和家常。鲁迅翻译的厨川白村《出了象牙之塔》的文字最能表现他们的话语方式：

如果是冬天，便坐在暖炉旁边的安乐椅子上，倘在夏天，则披浴衣，啜苦茗，随随便便，和好友任心闲话，将这些话照样地移在纸上的东西，就是essay。

而这种散文对环境的要求透出的是一种士大夫的情怀。周作人在《雨天的书·自序一》勾勒了这种情怀的方式，“如在江村小屋里，靠玻璃窗，烘着白炭火钵，喝清茶，同友人谈闲话，那是颇愉快的事。”

“江村小屋”、“靠玻璃窗”，谈的话多是一种日常的散漫的，他们体现的往往是一种精神的自足性，一种把玩，对生活是一种迷恋，而不是批判。这种散文很少血性，往往有一种不食人间烟火的高士模样，他们不是担当，而是逍遥，从好处说，他们对生活采取的是一种“审美的距离”，其实是一种对现实的躲避。“如果你能够做只牛的话，对人类的痛苦，当然可以以背相向，而只关心自己的皮”，但闲适不能代替最深沉的爱和崇高撼人心魄的美！

而我们要呼唤的力与美的散文呢？在我们读到李存葆的《鲸殇》、《大河遗梦》、《祖槐》、《飘逝的绝唱》，我们看到的是一种怎样的图景？

虽然叙说的是自然和历史，但不是远离我们生存状态和布满蛛网的尘封的死去的记忆，我们看到的是作者的良知和心灵的高度。在目前状态下，散文的写作高度不是知识储备不够、技巧不够，我们不缺少聪慧的甚至狡黠的散文家，缺少的是具有心灵高度秉有精神震撼的散文家。目前的散文文坛，追求闲适之风颇为风靡，一己的得失宠辱，个人的恩怨哀苦、风花雪月，甚至吃喝拉撒睡、女人身体的奥秘，竟成了一些散文家创作的主流。生存的无聊和扯淡，不是逃离，就是沉浸在物质主义的柔软的满布脂肪的腹部，真实的对人类此在境遇的关怀呢？

对这种散文的行文方式我们感到的是被现实奴役和俘虏，我们不缺少这样的散文，我们在保证散文审美价值的前提下，呼唤的是担当与良知，不与现实和解的那种勇者的情怀。散文不应也不该是软弱的，对现实消弭散文家的激情，对散文家向低俗低眉俯首，我们要保持警惕，对那些没有精神高度的散文写作，我们可以用福克纳在诺贝尔文学奖获奖演说中说的来形容，“他所描绘的不是爱情而是肉欲，他所记述的失败里不会有人失去任何有价值的东西，他所描绘的胜利中也没有希望，更没有同情和怜悯。他的悲哀，缺乏普遍的基础，留不下丝毫痕迹。他所描述的不是人类的心灵，而是人类的内分泌物。”

是的，在我们散文中，低俗的“内分泌物”太多了，不敢面对血与火，不敢面对道德的堕落与沦丧，不敢面对自己内心的冲突。为什么与我们生存息息相关的东西从我们的散文家的视野中逃逸了呢？对人的存在采取漠视、对现实采取缺席的心灵是可疑的，也正因此，我们看到《鲸殇》那鲸鱼集体自杀的场面，是那么的惊心动魄又那么引我们深思：当有鲸因病、伤搁浅，而噭噭发出求救信号时，其他鲸会突游猛冲，风樯阵马般赶来，情愿同病鲸一起搁浅，若病鲸不能得救，其他鲸绝不弃而不顾，即使被人们一一拖回深海，它们亦定会去而复返，甘愿同病员彩号相濡以沫，直至同赴泉台，共吻死神。当代猎鲸者利用鲸这种互救的美德，有的故意刺伤鲸群中的一两个成员，迫使群鲸搁浅；有的在深海中用仪器模仿临危鲸的求救信号，引鲸自来以捕获。曩时刘、关、张结义桃园的情谊，向被传为佳话，然比之于鲸，却未免逊色。

人类就是利用鲸鱼的这种良善，并在欲壑的驱驰下，对鲸进行“他杀”，并逼迫“鲸鱼集体自杀”。面对无告的鲸类，李存葆如是说：“如果说人类在十七世纪格陵兰捕鲸时代就拉开了毁灭鲸类的悲剧序幕，那么当今海洋的污染便抵近了这幕悲剧的尾声；如果说鲸类‘集体自杀’之言仅是人类拟人化的表述，那么人类便是直接和间接‘他杀’鲸类的杀手。鲸类的‘集体自杀’应是对人类无声的抗议，这无声的抗议分明在告诫人类，它们不过是生态失衡的最先牺牲品，面对大自然，人类若再不惭德愧行，遏制无边的欲海，那么，人类无疑也在进行着一场慢性集体大自杀。”

鲸鱼是无辜的，面对无辜无告的鲸鱼，一个不知反省的散文作家是可怜的，而李存葆从不相信鲸鱼会集体自杀，终于找出：人，是人迫使鲸鱼自杀。鲸鱼的悲剧就是我的悲剧，鲸的受难就是我的受难，不把一切苦难看成与自己无关。从这里，我们看到了李存葆的精神质地和他的精神高度。当年，在希特勒德国的大屠杀中，一位着名的知识分子说过这么一段话：当帝国迫害犹太人的时候，我不是犹太人，我保持沉默；当帝国迫害基督徒的时候，我不是基督徒，我保持沉默；当帝国迫害残疾人的时候，我不是残疾人，我仍然保持沉默；最后，当帝国迫害我的时候，我希望别人声援我，但我的身边一个人也没有了。李存葆不把鲸鱼的遭遇看成和我们无关的，他用他的作品，对世界的苦难作出抱慰，对灭绝提出抗议，这些，前代大师也这样做过，从左拉、陀思妥耶夫斯基、萨特、罗素。李存葆不是照着说，而是接着讲，发出自己的声音，在李存葆的雄奇的笔下，我们读出的是悲壮，是一种对人类和历史的沉思、不逃避、对人类的不义表达愤慨、为鲸鱼做诔文，这既是追悼鲸鱼，也是对人类进行的“末日审判”。

慷慨悲壮是军人的原色，李存葆把这种沉到血液的质素带到他的文字里。我们读他的散文，那种大气磅礴，苍雄辽阔的风致，大开大合的结构，真如天风海涛，排山而来。他给你造成一种语言的气势，这种气势，就像文字的方队。李存葆的话语面貌是一种有着汉大赋铺排的那种充塞视野的力的震撼，我们常呼唤的汉唐风采，就是一种阳刚勃郁的力之美，我们从霍去病墓前的石刻最能看出这点。汉代雕刻透出一种浑朴之气，不像宋代以后随着人们精神的萎顿，一些所谓的匠人在发丝或者桃核、鼻烟壶上炫奇弄巧，精矣妙矣，美仑美奂，然而总是小家子气的局促，透出的是一种末世的把玩的味道。霍去病墓前的那些石刻造型古劲朴拙，风格沉着浑厚，特别是《伏虎》石雕，那虎伏卧休憩、不怒自威，虎的身躯基本是借用了石块本来的起伏形态变化，略加雕琢，有浑似天成的意趣。虎身卷曲的毛皮则是顺着石料天然的纹理，佐以线刻的斑纹加以表现，丰富而简洁。整体造型富大气磅礴之感，就像鲁迅先生说：“惟汉人石刻，气魄深沉雄大”。确实是英雄巨眼，我们读李存葆的散文，就像面对汉代石刻，在大气中体味一种鲜活的生命。汉代又是一个对生命进行追问、讲究风骨的时代，我们从李存葆的散文里，感受到了对生命尊严的追求和对丑恶的指斥，但对逝去的大美，无论是黄河断流、鲸鱼的集体自杀、白鹳的消失以及爱的绝唱，我们触摸到了它的苍凉，历史的前行，就像鲁迅先生所说，往往就像煤的形成，当初很大的树木，才形成那么一小块，中间有多少暗角和损伤呢？有谁计算过？李存葆苦苦地叩问，难道历史前行的脚步，非得以一些美的东西的消失为代价和补偿吗？

李存葆的散文风格，在大气蓬勃的行进中，有着深沉的悲慨。记得他在《高山下的花环》的开篇，引用一句诗“位卑未敢忘忧国”，这种典型的军人的风骨，注定李存葆成不了那种隐逸的文人高士，提笼架鸟，走狗斗鸡，或者在书斋摘抄古书。他要的不是冲和与文雅，他以他的文章和那些人决裂，他的散文有着对不义的批判，但又不是动辄煽情，避免了朱大可在批评余秋雨《抹着文化口红游荡文坛》煽情主义的话语策略。也许这和余秋雨文人的书生意气、挥斥方遒的底色有关，朱大可分析余秋雨的《道士塔》，说他确立了《文化苦旅》的整部书的话语（价值）姿态，在冒险家斯坦因把敦煌的经卷用牛车拉走时，正是黄昏，余秋雨用了“那里，一个古老民族的伤口正在滴血”，余秋雨面对无知和贪婪的王道士，产生想跪下的想法。朱大可评述说，“‘伤口’、‘滴血’、‘下跪’、‘恳求’、乃至‘哭泣’，所有这些意象或独白都展示了一种露骨的煽情技巧。尽管它从文学技巧上看相当笨拙，但在中国的读者市场却是双重有效的，它既点燃了读者的历史怒气，又使之产生了对作品乃至书写者的无限钟爱。这样的例子在余文中俯拾皆是。”

文人好激动，爱夸张，余秋雨在这方面有着优势，但也是一个软肋。而李存葆的文章却不像余秋雨“虚而灵”，而是一种滞实厚重，这和李存葆的军人气质是对应的。李存葆和余秋雨一样，都对逝去的历史充满兴趣，但话语道路却不一样，一个充满江南的精致，一个却如幽燕老将，苍劲悲凉，真如陈子昂《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让人深刻地感受到一种苍凉悲壮的气氛。李存葆的散文仿佛在我们面前展现了一幅北方原野苍茫广阔的图景，而在这个图景之上，兀立着一位登车揽辔澄清天下的军人形象，意境是那么的苍茫遒劲。

悲悯的入世情怀及对真实的迷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