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敏锐的感受使人想到余华评价莫言的《欢乐》的文章“谁是我们共同的母亲”，莫言叙述的是跳蚤在母亲的身体爬过，很多读者和批评家严肃的像中世纪的僧侣，他们心目中所谓的母亲的崇高的形象倒塌了，但余华谈到1990年第一次《欢乐》，特别是读到母亲和跳蚤那一段时，余华说“我感动得浑身发抖，……1995年3月第二次到这里时，我再一次流下了眼泪”，“莫言讲述的正是这样一个令人悲哀的事实，一个正在倒塌的形象……他歌唱的母亲是一个真实的母亲，一个时间和磨难已经驯服不了的母亲，一个已经山河破碎的母亲”。“跳蚤在母亲身上爬过”，特别在生殖器爬过的描写，被认为“亵渎母亲”而大受挞伐，而真正的读者读出的却是一种震撼，一种流泪，展示身体的真实再一次受到道德的围剿！

一人读《我的绝代佳人》中一个学生与女老师准备发生性关系的对话，这是展示身体前的对话，我们看到的是意识形态和文化对人的心灵和话语的浸染，但我们也感到一种滑稽和快感：

“叫你来，就是让你上课的。但现在，我想……”“我也……想操你！”“我是你的语文老师，你用词怎么这么难听，换一个词！”“日你。”“换一个词！”“弄你。”“换一个词！”“整你。”“再换。”“操死你！”“换！”“日死你。”“换！”“和你交配。”“换！”“和你***。”“换！”“弄死你！”“换！”“整死你！”“换！”“和你干革命工作。”“好，就是嘛，我教的学生，语文水平不会这么差。我们以后就把干这事叫‘干革命工作’……”

一人在这里是用的一个人物张三的口吻，我认为是一人真实的感受，张三读到这里哭了，一种本然的东西使他哭了，它震动你的是什么呢？是发生在我们身边和历史上的真实，我们看到了这里面的真和文化的压榨与对文化的反讽。性行为是身体内在能量的一种释放，这在古代人们谈论起来是自然的和吃饭一样随便，《周易》中被称为吉祥卦的“咸”卦与“恒”卦，卦就是“雌雄相和”、“阴阳合体”，说白了就是“男女交媾”、“牡在牝中”的生动显示，王弼的解释“居体之中，在股之上，二体始相交感，以通其志，心神始感着也”，那情景应该是描写“***”之后的高潮景象了。但后来人们遮蔽了身体，遮蔽了性！道德居于身体的自然性之上，人们把谈论性、谈论身体当成一件羞愧的举止。人们要想冲决旧的道德，往往是从身体的造反开始，但造反胜利之后，也是为了身体更健硕。

以后叙述的是张三和女老师的经历，“曾经有一位女老师也对我说过这些话。她是第一个向我展露身体的女人。她的***极大，很软，也非常白。乳晕灰褐色，像一粒熟透了的葡萄。她喜欢把***塞入我嘴里，然后教育我如何去爱抚一个女人。

她告诉我，只要你肯用心，那么女人身体的每一处都是敏感点；她对我说，女人是琴弦，男人是琴师，琴声是否好听，关键还得要取决于男人的手指；她说女人的***就是男人的珠穆朗玛峰；她说所谓的贞洁只是那些阳痿男人的阴谋；她说，性并不是一种隐私，而是一种社会行为；说性就好像是把盐，每一个年青人都会乐此不疲地把它洒在每一道菜上。”

“她安慰了我，用喷香的肉体熄灭了我犯罪的欲望”，多年以后大街小巷的布告上说女老师堕落成一个女流氓，然后采取的是消失身体的做法：枪毙。枪毙那天女老师在审判台上，“她漫不经心打量着四周闹哄哄的人群，扭动双肩，执拗地想把***露出来。人群发出嘘声。

我在台下望着她，目瞪口呆。”

“女老师被枪毙了，她的身体被医学研究的人肢解了，那些穿白大褂的人有的扒皮，有的挖心，有的小心翼翼抽出骨骼，还有一个人把她的***仔细切下泡入福尔马林中。女老师最后只剩余一堆没有人要的脂肪，松松软软地堆在一张小方桌上，张三后来当兵去了。

当张三有一次到某医学院参观时，无意中看见了一团浸在福尔马林中皱巴巴的东西。它并不像人身上的哪个部位。张三有些好奇，问旁边的学生，它是什么？学生笑了，把瓶子转个身，我看见瓶身标签上赫然工整写着‘***’两字。***不应该是这样啊？我咽下口唾沫。

学生皱皱眉说，这玩意浸了太久，形状全变了，当初还是鲜嫩鲜嫩挺好看的。我再也忍不住，哇地一声呕吐起来，泪水不可抑制，这就是我曾进去过并在那里憩息的地方吗？潮湿、温暖。”

我想人们读到这里，也会抑制不住自己的情感，一人在这里显示了一个成熟的家抵达的深度，他没有用隐喻的手法，而是把人们本来熟悉而又躲避的真实放到你面前。当人们把爱看成“死生肉骨”

的巨大的精神能量时，当把女性的那个部位当成“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的时候，一人把人们平常视为禁忌和隐秘的东西公开，人们有什么可羞耻的呢？上个世纪五十年代金斯伯格在《歌》中写到“那些温暖的身体在一起闪光在黑暗里那手滑向肉体的中央肌肤抖颤在快乐里那灵魂快乐地来到眼前……是的，是的那就是我需求的东西我总想要的东西我总想回到我所从来的肉体中去。”

一人在这里让我们看到了不是文人趣味的写作，有一种不是修辞所达到的“真”，这种真，是苦涩，是悲哀，而不是一种“痞”，也非一种对苦难的冷漠。

一人在这里是对“文革”的书写，这种书写无疑是极为独特的，张贤亮写意识形态对人的压抑致使性的消失，而一人用身体的反叛反抗文革的秩序，性往往是和死亡联系的（人们在高潮到来时欲仙欲死）。

而在文革体制下身体的狂欢当然是宿命式的纵欲，性的事件就是政治事件，必然通向死亡。老师的死，我宁愿把她看成是一种自杀，用狂欢的自杀，用狂欢来展示生命扞卫生命，老师不是女流氓，在她身上体现的是生、死、政治、性的冲突结构。一人通过张三《我的绝代佳人》

和老师的被杀的方式来重写文革，在反差极大的叙事情境中表现生命的压抑与狂欢的悖反状态，用性来消解政治，来谴责政治，确实令人感佩。

身体的放纵历来是或者说曾经是民间用来对抗官方压制性文化的有效方式（所谓诗人的放浪形骸，历史上诗人“宁肯石榴裙下死，不愿媚骨事公卿。”或者在酒里醉生梦死，就像阮籍长嘴五十日来对抗司马氏集团），正统的官方的文化一直是身体的道袍，压制身体欲望。刘小枫在《丹东与妓女》中说，“就个人的身体感觉来说，没有人民公意道德插手的余地，身体的享乐本身没有罪恶可言”，但是很多的人借用“人民公意”来反击身体的放纵，丹东和罗伯斯庇尔是法国大革命时期的两个巨人，但罗伯斯庇尔用人民公意处死了丹东。统治者使文化变成民族——国家的意识形态。在意识形态下，并不是说身体不存在，那多是在民间的，浮在地表的话语不是身体叙事，像《十八摸》这种民间的对身体的描写最为典型，在强大的国家机器下，比如在中国的文革，身体的自然性往往也会起来反抗，在那些严重性压抑的年代，人们事实上并没有停止身体的活动。

从这样的意义来说，一人把男女的***关系当成“干革命工作”，这是对那种所谓的神圣进行的颠覆。对张三的女老师来说，性就是政治的反抗，政治就是性的压抑。所以对于那个极左政治至高无上的时代，还有什么比用性（这种最见不得人的肮脏的东西）更能亵渎政治呢？

回到身体，回到被文化和意识形态遮蔽的身体，回到身体叙事，无疑是文学的一种进步，诗人于坚针对“诗言志”提出了“诗言体”：

几千年，说的都是“诗言志”，但杰出诗人创造的无不是体，是自成一体，而不是自得一志（大诗人是自成一体，小诗人是自得一志，所谓“表现自我”）。……诗并不是抒情言志的工具，诗自己是一个有身体和繁殖力的身体，一个有身体的动词，它不是表现业已存在的某种意义，为它摆渡，而是意义在它之中诞生。诗言体。诗是一种特殊的语体，它是母的，生命的。体，载体，承载。有身体才能承载。犹如大地对世界的承载，生而知之的承载，诗是这种承载的一个转喻。没有身体的诗歌，只好抒情言志，抒时代之情，抒集体之情，阐释现成的文化、知识和思想，巧妙的复制。我理解的诗歌不是任何情志的抒发工具，诗歌是母性，是创造，它是“志”的母亲。……二十世纪开始的中国汉语新诗，就是一次诗言体的革命，它革的是体，要创造的也是体。

也许一次次的虚妄的东西使作家终身找不到自己，人们把握的唯一真实的东西只有身体本身，于是大家转身走向身体叙事，从诗歌的下半身写作到美女作家，人们唤醒身体，让身体向文学的既定的秩序冲击，这不仅仅是一个叙述策略，而且是身体的本然“因为肉体中存在反抗权力的事物”。

从对身体的监禁到回归身体是写作的一种回归，身体灵魂对立的二元论的观念及忽视身体的传统逐渐式微，欲望、快感、力比多这些身体之下的分支得到了关注。从弗洛伊德、萨特、梅洛庞蒂到福柯、伊格尔顿，他们都在为身体的书写张本，人的身体（肉体）也是有记忆的，各种风雨阴晴在它上面同样会刻下印记，意识和精神是通过身体作为载体的，但人们对身体的了解有几？比如说人的肉眼能辨别50万种颜色和色调；人的眼睛能接受00003秒的闪光；人的毛发约500万根，人的神经联接起来长达30万公里；人的大脑每秒进行10万次化学反应；人的舌头有1万个味蕾，而人的某些生理极限及特异功能，如传感、内视、肉体自燃、第六感觉，更是显示这一内宇宙的神奇莫测，加之人特有的心理架构，包括说不清道不尽的无意识，潜意识，前意识，原欲，力比多，荷尔蒙，白日梦等等，总和成的心理能量和肉体能量，实在是造化了不起的杰作！也许在此背景下，人们的身体写作从容走向前台，而把身体写作推向极致的无疑是诗歌团体“下半身”，他们中有人感觉自己“正在通往牛逼的路上一路狂奔”（沈浩波语），“下半身”

写作的底线是：1一种形而下状态；2一种诗歌写作的贴肉状态；3追求一种肉体的在场感。

在“下半身”祭出的反叛主义旗帜上，沈浩波为诗歌开列了一个大扫除的清单——知识、文化、传统、诗意、抒情、哲理、思考、承担、使命、大师、经典、余味深长、回味无穷……

但是我们从约翰·奥尼尔区分并指出身体有五种类型（世界身体、社会身体、政治身体、消费身体和医学身体）来看，仅仅满足于生理学的肉体写作，拒绝纳入自然、社会、文化构成，换句话说，纯粹的生理学写作，大概只能居于浅层次的肉身化写作。但写作不能仅仅只是肉体的生理功能性的，“肉体的形式则与美学相关”（别尔嘉耶夫），我们一方面克服抽象的唯灵论，把灵魂精神和肉体对立起来，另一方面也不能仅仅把身体（肉体）理解为物质的和生理的现象，如果肉体丧失灵魂的特征，只能是一堆会蠕动的肉！别尔嘉耶夫在《论人的奴役和自由》里提出“灵魂生命渗透在整个肉体生命之中，如同肉体生命作用与灵魂生命一样”，“肉体的形式是精神——灵魂的形式”。

但是我们从一人的里读出了人的身体陷入绝境的痛苦，这是他超出一般打着身体写作旗帜的作者的地方，他的所谓的那些身体因为无法承担灵魂撕裂的痛苦，而走进身体的张扬，但身体张扬最激烈之处，恰是人最虚弱之处，这是一些灵魂无所归依的孤苦流浪的肉体！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身体写作，人的存在只是彻头彻尾的肉身；灵魂的缺席，使放纵的肉体更加空虚，这在“下半身”写作里特别明显。没有灵魂的身体是一种轻飘的身体，也许正因为灵魂使身体沉重，才使得很多的人把身体变成肉体的放纵，但放纵后的身体，就像一片废墟。

我们反对灵魂在肉体之上飞翔，更反对灵魂缺席，如果肉体仅仅是肉体的话，那么人又会步入另一个肉欲的深渊，这种两难的处境正如刘小枫所言“肉身是要死的，但灵魂不是不死的。肉身有自己的为灵魂所不具有的感受性和认知力，灵魂也有自己的为肉身所不具有的感受力和认知力。这两种感受性和认知力的分离，正是人们可以从窗外日益渐浓的现代之后的‘主义’风景中体知到的秋寒。”

一人的对身体在场的追问，使我们不得不回答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文学是把灵魂放逐，把灵魂精神和身体对立起来，还是灵魂把肉体包含在自身之中，并使肉体精神化，向肉体传递另外的质？我以为我们必须抓住后者的手，攥紧它，用文字播撒，在秋寒中寻找温暖的足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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