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透视了人性的恶，这是我们曾经的国都，写的是人间，其实与地狱何异？在《飘逝的绝唱》里，李存葆一方面歌唱《西厢记》所蕴涵的大美，绝色女子是上苍鬼斧神工的大艺术，一方面又把“女体盛”这样的人类的丑陋展示给世人：女体盛，就是将处女胴体作为菜盘，这菜盘必须反复沐浴，再用冰水冲淋，然后仰躺在餐桌上，食物摆放在处女的胴体的任何部位，饕餮之徒边吃边品评处子的姿颜容色……

在《飘逝的绝唱》里，我们看到的是一出美与丑的人性的大戏。李存葆从王昭君、陈圆圆到权力和金钱对美色的玩弄、掠夺和霸占，而水做的女儿们的沉沦，又给我们看到人类的另一方面的阴暗和阴冷。

“当一些靓女把自己的美色当作盛宴，让金钱这个‘食客’尽情饕餮时，上苍赐给她们的那青春的富有便沦为精神的贫穷。她们用金钱为自己打造的巢穴实则成了埋葬自己灵魂的坟墓。在这坟墓里，没有泥土的清香，没有碧草的芬芳，她们少女时代的那一片纯真，一份希冀，一缕情思，一声祝福，全都深埋在这里。她们的躯壳虽寄生在这‘坟墓’里优裕的活着，但心灵之花却过早地枯萎了。”当把爱隐遁，***公开，羞耻感消散，那么一些人类的最可宝贵的质地也变得愈加稀少，圣洁、爱情和坚守这些品质开始被人们抛弃。在《飘逝的绝唱》里我们读出了李存葆的深沉的哀凉，所以他歌赞莺莺和张生的那金子般的爱情，他把他们称为绝唱。是什么把爱从我们的生活中移走了呢？是欲望，是人作为欲望的奴仆，把欲望放大，然后使爱在我们的身边缺席！

作为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李存葆，他没有做游心于太玄的闲适的散文家，而是一位有深切现实感的感时伤世的军人和书生。生、老、病、死、自然灾害、有命无运等等人类的苦痛，李存葆是作为一个担当者自觉承受的。他用他的笔表达对人的挚爱，对我们生存的世界和人间的一切负责，包括有生命的和无生命的，不把一些东西看成和我们无关的存在。他用他的笔，把生活中晦暗不明的东西彰显出来，把丑恶示众的同时，为美留下一方天空，为精神守护。当权力和金钱在这个世界成为统领的时候，李存葆的追问是“爱和美的位置呢？”当爱和美越来越稀薄的时候，当人们在没有爱和美的生存的空间备受煎熬的日子，我们更能感到李存葆的一颗入世的悲悯的心！“假如我能使一颗心免于破碎我便没有白活一场假如我能消除一个人的悲伤或者帮助一只昏迷的知更鸟重新回到它的巢中我便没有虚度此生”。美国女诗人艾米莉·狄金森的这首诗可能最能说明一个曾经苦难的人多么需要抱慰。

写作的高度与难度

李存葆是一个非常丰厚的作家，当他捧出《高山下的花环》的时候，人们期待着他新的作品，他捧出了《山中，那十九座坟茔》，后来，人们再没有看到他的。人们也许会疑问，李存葆一定在上遇到了什么困难。李存葆没有重复自己，也许是出于对的珍爱和敬畏，他从抽身而出，转到了报告文学，进行新的精神攀岩，也许说他是一个艺术的浪子是恰切的，他和报告文学的蜜月未满，又转到了大散文的创作！这是必然的，一成不变的作家、守成的作家不是一个好作家，为自己设立写作的高度和难度，这是一个有出息的作家应具备的素质，这就是我们看到的，和李存葆当时一起成长的作家，多数已经被人们遗忘，而李存葆还保持着持久的生命力！他把握住文学最本质的东西，接受新的挑战！

李存葆的散文是文化大散文的一种，他也是在历史名人和文化史迹中展开。他拜访洪洞祖槐，追问白鹳的消逝；寻访沂蒙匪事，在西厢对月；与关公对话，倾听蟋蟀的鸣叫。虽是军人，但身上带有浓重的书卷气，他揭示的是文化古迹与文化名人的文化内涵和当代的意义！

我们看他的《国虫》，写的是在史籍和生活中常见的小精灵蟋蟀！

天地难默，或宣之于山呼海啸，或宣之于雷鸣风雨，而最富灵性者，莫过于鸣虫天籁。徐徐缓缓、低低舒舒、急急骤骤，由唧唧到咯咯到吱吱，千变万化。从立春奏到炎夏，把秋温弹成冬肃，在瓦下说，在阶前说，荒山野岭，远道古寺，于是劳人感叹、高士伤怀，而又助兴人生、诗意栖居，大块文章。鸣虫虽小道，然知风雨，见兴替，以天地为心，替天地立言，它既召唤美的耳朵，又培育善思的魂灵，呜呼鸣虫，人言一默如雷，但是若无鸣虫，世界皆聋。李存葆在蟋蟀中看人情说兴替，勾连历史，表达文化感应，对文化内涵进行真的提揭，在一个小小的鸣虫里，把文才和悲悯的入世情怀发挥得淋漓尽致，请看他的慨叹：

小小斗栅内的小战场，虽没有古战场那种驱坚策肥、鼓鸣旌飘，矢石如雨、刀光剑影的壮观，但却不乏拼斗的惨烈，厮杀的悲壮，鏖战的血腥。对于躯体内含有“好斗基因”的人类来说，观两虫交战，随着“得胜将军”的鸣唱奏凯，会令人产生凌云直上的愉悦，登高一呼的心醉，甚至还会让人发出“人生能有几回搏”的感慨。

李存葆在文中，从现实的“虫痴”，丧悼蟋蟀，默默不乐，如丧考妣，到征引数十种史籍，我们说李存葆对史籍的统领是成功的，从甲骨文秋字状如蟋蟀，《诗经》“五月斯螽动股，六月莎鸡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十月蟋蟀入我床下。”到宫女身锁幽宫，“每至秋时，宫中妃妾辈皆以小金笼提贮蟋蟀，闭于笼中，置之枕函畔，夜听其声，庶民之家皆效之也。”然后是人的争斗的欲望借助一个小小的生灵表达，从断送南宋江山的“蟋蟀宰相贾似道”，到蟋蟀皇帝，到现代的赌徒，多少人因为蟋蟀加官晋爵，又多少人因为蟋蟀家破人亡，李存葆把它命名为国虫，确实不虚。

由李存葆的散文，我们遇到的是如何处理史籍，这是一个文化散文作家不容回避的问题。须知，散文不是可以单用史料完成的，它是作家自己用墨，亦用血和精神来统领的，它取决于作者的主观动机和践履。史料只是为文化散文准备了一个温暖的子宫，而史识才是它的最初的受孕，要想完成高质量的分娩，还必须有学养的支援。我们看到许多所谓的文化散文，我们不悲史料不宏富，悲的是乌有寓意，很难让人感到丰盈和深邃。从余秋雨以后，文化散文的创作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是很多散文从山水、诗文和史料出发，很少进行精神的穿透，变成了一种名人名山鉴赏记，没有飞腾的想象，不关怀当下，好像一引用几首诗歌，文章就能够变得富有诗意。记得张志扬先生曾表达过关于文字失重的问题，把它拿来，可以治疗文化散文的病症，虽然他谈的是痛苦和文字的关系：

近现代史上，中国较之世界，其痛苦的沉重，唯犹太民族可比。但察其表达痛苦的文字，诚如鲁迅所言，多在“激动得快，消失得也快”之间，不过“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之类的道德文字而已。

它并非某一种个性所为，而是一个民族所为，尤其是这民族的汉文字所为，于是有问：痛苦向文字转换为何失重？

张志扬的发问使人震撼，我们可以接着问，为何美丽的山水和那些史料，在我们作家的笔下，失去了它们的本真，变得轻飘了呢？而作为一个作家，他应该使人把看不见的东西让人看见，他表达的是关怀和洞见，他应超出庸常的世俗的对历史的解读，在史料中发现精神的火焰，而不是炫耀知识，更非堆砌知识！

这是文化散文的高度，也是一个作家需超越的难度，从史料的层面、事实的层面进入精神的领域、想象的领域，说出自己的价值判断，不违心谀世，不做文化侏儒，不被史料和定见萎萎缩缩地牵着鼻子走，用自己的文章和识见为文学史签证，这是一个真的有追求的作家的所为。但这也是一个“高处不胜寒”的境地，非有点文化独行侠的作为莫办，所喜的是李存葆已意识到这个问题，并躬身以试，像一个头戴竹笠的农夫，静得下心，沉得住气，一垄一垄地除草，一垄一垄地灌溉，唯问耕耘，何愁不获？借用李存葆的话，则是“历史对文章的筛选极为苛刻。这种筛选愈是严酷，对真正的文学家则更具吸引力。也许我们罄毕生心力也难留下一篇为后人称道的文章，但我们仍会像苦行僧那样去跋涉，去探求，因为探求的过程也是美丽的。”

李存葆走在路上，我们听到他的这句话，难道不该为他走在途中的足迹鼓一下掌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