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在《金缕曲》后面，又用血写了五个字“勿留京贾祸”，让陈璧君赶紧离开危险的北京。过了几天，汪精卫收到狱卒转来的陈璧君的一封信，陈璧君在信中说：两人已不可能举行形式上的结婚仪式，但从现在起，在心中宣誓结为夫妇。汪精卫咬破手指，用鲜血写下一个大字“诺”。

三

日本人把汪精卫看作蚯蚓，只是形似，但我认为也许戏子是他最好的漫像，因为我们曾看他一副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模样，但背后的隐曲，还是鲁迅先生眼睛毒，在日本侵略的当头，汪精卫是起劲吆喝：和比战好，但我们不是不要和，卑躬屈膝丧权辱国的和不要也罢，鲁迅活化出当时汪精卫的形象：

“……出场的不是老旦，却是花旦了，而且还不是平常的花旦，而是海派戏广告上所说的‘玩花旦’。这是一种特殊的人物，他（她）要会媚笑，又要会撒泼，要会打情骂俏，又要会油腔滑调。总之，这是花旦而兼小丑。美人儿说多年，自然是阅人多矣的徐娘了，她早已从窑姐儿升住了老鸨婆；就而她丰韵犹存，虽在卖人还兼自卖。自卖容易，而卖人就难些。……现在的压轴戏是要似战假和，又战又和，不降不守，亦降亦守——这是多么难做的戏。”其实能够简单地双手捧着“‘天下’去‘与人’，倒也不为难了。问题就在于不能如此。所以要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哭哭啼啼，而又刁声浪气的诉苦说：我不入火坑，谁入火坑？然而娼妓说自己落在火坑里，还是想人家去救她出来；而老鸨婆哭火坑，却未必有人相信她，何况她已经申明：她是敞开了怀抱，准备把一切人都拖进火坑的。”其实鲁迅在《华盖集续编·一点比喻》

中写的山羊也可以看作汪精卫的模型，山羊比胡羊更聪明，它有率领羊群的本事，它走，羊群中所有的羊都跟着走，它停，羊群中所有的羊也都跟着停下。所以牧人家都养几只这样的山羊，把它当作胡羊们的领导，而不把它杀掉。有一次，鲁迅看到了一群胡羊的前面，有一只山羊，它的脖子上还挂着一个小铃铎，是“知识阶级的徽章”。鲁迅既画出了山羊不同于胡羊的特征——聪明和有知识，又寄予着一种深刻的思想。

鲁迅说，在牧人的驱赶下，跟着这种山羊的胡羊们，凝着柔顺有余的眼色，跟定它匆匆地奔它们的前程。

一九三七年卢沟桥事变，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当时蒋介石在庐山表示“战端一开，只有打到底”的决心。就当时中日双方军事力量对比，中国方面是迫不得已而抵抗，即所谓“应战而不是求战”。战争的惨烈，远远超出一般人之想像，每小时的伤亡人数以千计。但中国军队在华北和华东两个战场所表现出来的那种不屈辱、不投降的英勇气概，却为日本人所不曾料到。然而抵抗至山穷水尽之时，尤其在一九三八年夏秋之际，国土精华尽失，真已到内无粮草，外无救兵的绝境。

若论抗敌武装，我军已无一个完整之师，可以继续作战。……此仗如何打得下去？

于是在国内和日本政界开始有和与战两种声音出现。蒋介石也并非不想和，他曾要德国大使陶德曼调停中日事端，蒋在庐山同时还表示“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钟，我们还是希望和平的，希望用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卢事的解决。”蒋在七月十九日日记中写道：“政府对和谈表示决心，此其时矣。人以为危，我以为安。立意既定，无论安危成败，在所不计……”

但是日本拒绝了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中国政府的谈判，就在这个时候，一向以对日低调的汪精卫登场了，或许汪的侥幸心理与后来法国傀儡元首皮埃尔·赖伐尔有相似之处：“要是我的政策成功了，把法国所有的石头用来为我建立塑像恐怕都嫌不够用；要是我的政策失败了，我就会被绞死……”。赖伐尔后来是以叛国罪被绞死的，汪精卫没有被绞死，但最终焚骨扬灰，其实叛国后的汪精卫内心始终惶惶不可终日，他知道末日审判会到来，他因此告诫自己的儿子：“你一定要有应付这个日子到来的勇气。”

汪精卫是知道他脱离重庆的后果的，周佛海在日记中坦承：“飞机离地之刹那，即余政治生命断绝之时。”十二月十八日，汪精卫终于不顾一切离开重庆前赴昆明，次日，汪与陈璧君、周佛海等人一同搭机前往河内。十二月二十九日，发表历史上臭名昭着的“艳电”，即汪精卫签署的那份《致蒋总裁暨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其中主张中止抗战对日求和。而此“艳电”立即遭至海内外同胞交相挞伐，国民党中央在重庆召开临时常委会，宣布开除汪的党籍，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不料精卫之糊涂卑劣乃至于此，诚无可救药矣。党国不幸，竟有此类寡廉鲜耻之徒，无任何之以诚心义胆，而终不能邀其一顾，此诚奸伪之尤者也。”

汪精卫逃出重庆，暗杀的阴影就追逐着他，一九三九年三月二十一日，凌晨二时半，特工人员六人砍开竹篱，从铁栅栏爬入汪精卫下榻的花园，以人踏人的方式，攀上门窗，再以钩索爬上三楼屋檐，开枪击中站在楼梯的卫士，又在厨房门口击倒二人，遂冲到曾仲鸣卧室房门，特务旋即向曾氏作密集扫射，行刺者见目的已达，又以为被刺者为汪精卫，于是急图遁去。其后汪精卫所撰《曾仲鸣先生行状》中关于他切身经历的暗杀有一对比，人生诡异，汪精卫以暗杀手段对人，人也以暗杀手段对付之。

“呜呼，余诚不意今日执笔为仲鸣作行状也。当二十四年十一月一日余在南京中央党部为凶徒所狙击，坐血泊中，君来视余，感甚，余以语慰之。此状今犹在目前。乃今则君卧血泊中，而以语慰我也。余当日虽濒于死，而卒不死。乃今则君一瞑弗视也。茫茫后死之感，何时已乎？……”曾仲鸣弥留之际，说了几句话：“国事有汪先生，家事有吾妻，无不放心者。”

在探寻汪精卫背叛的时候，我们不要放过他在河内被暗杀这一节，如果蒋介石不采取极端的方式，汪精卫也不一定走得那么远。

汪精卫于二十九日向重庆发出“艳电”，主张响应“近卫声明”以便和谈。但是重庆方面却把焦点放在叛逃上，仍想阻止汪氏发表言论。其实，汪精卫既已发表和平主张，若仍不见听，准备去国赴法，并请重庆发放护照。故谷正鼎于一九三九年三月第二次来访时，即带来护照与川资准备远行，孰料重庆特工同时正奉命积极布置谋杀，护照与川资似乎只是谋杀的烟幕而已。谷正鼎刚走不到一天，于三月二十一日就在河内发生了震惊中外的政治谋杀案，只是刺客闯错了睡房，汪氏夫妇因而幸免。但是河内的枪声改变了汪精卫的计划，他本已准备了赴法的行装，现在决定自己与日本直接交涉，不再仅仅发表主张，而是要实行其主张了。汪派人士金雄白都深信，河内的枪声打出了一个汪政权，他写《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一书，有一节是“一排枪、一滩血、一个政权”，即叙河内暗杀事件。

我们承认也好，不承认也好，暗杀事件后汪精卫不仅没有因狙击而退缩，他取消法国之行，并发表《举一个例》，以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六日的国防最高会议记录密件，证明“主和”并非他汪精卫一人的主张，而是最高当局以及政府的共识。既有此共识，有何理由不能以近卫最近声明，作为谈判的基础呢？他并向重庆责问，何以因他主和，不仅加以诬蔑，还要夺其性命？

一排枪响，没有结果汪的性命，汪加快了与日本人的媾和。一九三九年四月二十五日，汪精卫从越南海防港启程，登上一艘法国小货轮驶往上海，因海上风急浪高，几天后不得不转上他本不想乘坐，认为“有失体统”的日本舰艇北光丸号。于是感慨万千，写下表露内心隐秘的《舟夜》之诗：

卧听钟声报夜深，海天残梦渺难寻。

舵楼欹仄风仍恶，灯塔微茫月半阴。

良友渐随千劫尽，神州重见百年沉。

凄然不作零丁叹，检点生平未尽心。

夜深海上，海天茫茫，卧榻之上犹闻报时的钟声，是谁辗转反侧，难以入眠？窗外海天一色，室内种种残梦浮现，却又难以捉摸，可以感到的只是轮舟在沧海恶浪之中，远处的灯塔，忽隐忽现，而月色黯淡，平添凄厉，一切景语皆情语也，海的险恶与心境正好相应。

此景此景，不能不念及两个月前的血案，他最亲近而信赖的年轻朋友竟遭此大劫，替他而死，难以割舍的私情之外尚有义不容辞的公谊。汪精卫一再提到曾仲鸣临死时所说：“国事有汪先生，家事有吾妻，无不放心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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