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想此，北望半壁江山已经沦陷，东晋时的桓温与僚属登楼眺瞩中原，慨然有“神州陆沉”之叹，而今他竟亲自“重见神州百年沉”，真有文天祥过零丁洋所写的诗句：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然而汪精卫却说虽然凄苦，既不要说惶恐，也不要叹零丁。他还要检点自己尚有未尽心之处，于是壮志又兴。

不是为汪精卫开脱，汉奸这个字眼与卖国求荣内在的婉趋处也多矣，西方有所谓“爱国的叛徒”（parioicraior）之概念，认为叛国之行为，尚有动机与目的可议：如果动机是为了爱国，目的是为了救国，就不能视之为一般的叛徒。然而在我们中国文化里，忠奸善恶，分得很清，非忠即奸，非善即恶；在中国历史上主战派几乎都是对的、好的，主2　72和派都是错的、坏的。汪精卫恰恰是抗战爆发后最坚持的主和派，抗战最后胜利，尽管付出巨大而惨痛的代价，毕竟证明主战是对的，主战派成为民族英雄，而主和派则成了民族罪人，但这都是事后的认识了。

在汪精卫诗里，有一个意象——薪釜，魂牵梦萦汪氏，他在给陈璧君（冰如）的诗，再次提到他的《革命之决心》中的意思：《冰如手书阳明先生答聂文蔚书及余所作述怀诗合为长卷，系之以辞，因题其后。

时为中华民国三十年四月二十四日，距同读传习录时已三十三年，距作述怀诗时已三十二年矣》：

我生失学无所能，

不望为釜望为薪。

曾将炊饭作浅譬，

所恨未得饱斯民。

三十三年丛患难

余生还见沧桑换。

心似劳薪渐作灰，

身如破釜仍教爨。

薪、釜，还是这两个字，汪精卫原先是以薪自许，燃烧自己。现在的人，如果不是农村山寨，恐怕不会理解用柴煮饭的过程，釜，是炊具，用来煮饭，如同现在的锅，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如今汪精卫自己如劫灰，而身如破釜，是可伤也。他知道日本人是必然灭亡的，他最终也难免被审判，这是铁铸的事实，他有点哀伤。

我想到一九四零年四月二十六日，汪精卫所谓的新政府在南京举行“还都”仪式。大礼堂里人头攒动，却是一片肃静，偶尔还传来低声的叹息声甚至哭泣声。汪精卫宣读完《还都宣言》后，不禁流出了两行热泪。

一九四零年十一月三十日在南京举行《华日基本条约》签字仪式，汪精卫以行政院长的身份出席签字。汪精卫身穿礼服站在礼堂的石阶前，等待日方特使阿部信行到来时，眼泪忽然忍不住夺眶而出，沿着双颊一滴滴流下。突然他以双手抓住自己的头发，用力地拔拉，鼻子里不断发出了“恨！恨！”的声音。

我们注意这样的细节，应该怎么触摸他内在的心理？他在晚年诗词里常有伤国人不谅其牺牲名节与敌寇周旋的苦心，如“忧患滔滔到枕边，心光灯影照难眠”、“跋涉艰难君莫叹，独行踽踽又何人。”“险阻艰难余白发，河清人寿望苍生。”无疑汪精卫的泪和他的“恨”声，是其痛苦的显露，也并非一个矫情所涵括。

应该说这样的诗句在汉语里是不恶的，汪精卫称得上才子。唐德刚说过，诗人才子误搞政治，即使以前他犯了无数过错，我们的国家、社会、人民和历史都会原谅，可是最后他的错误犯的太绝，既犯之后，无法回头，就遗臭万年了。吾为汪精卫这个不世出的诗人、才子、学者痛惜之也。在二十世纪中国，如果说旧体诗，汪精卫是数得上前列的，如果说当国组织政府与祖国对抗，这在五千年的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一宗。我们不应纠缠在一些章句里，品评着哪句好、哪句工、哪句是真、哪句是假，大节有亏，清词丽句又何如？

只是有个问题依然在心：人们说汪精卫有道德洁癖，但却在最讲究民族伦理上栽跟头。汪不爱权，不到而立之年拒绝了广州都督，而后也拒绝过总统府的高级顾问。汪不抽烟、不喝酒、不赌博、不近女色，行事清廉，但他为意气争执，逃出重庆进而陷入泥潭，值得吗？

汪精卫《双照楼诗词稿》中最后一首为《朝中措》：重九日登北极阁，读元遗山词，至“故国江山如画，醉来忘却兴亡”，悲不绝于心，亦作一首：

城楼百尺倚空苍，雁背正低翔。满地萧萧落叶，黄花留住斜阳。

阑干拍遍，心头块垒，眼底风光。为问青山绿水，能经几度兴亡？

这是汪精卫六十岁写的，满眼沧桑，写得沉郁，也许他感到来日无多，看青山绿水，毕竟最后留下的是这些无语的山川，人都是要死的，但我想，汪精卫此时不是辛稼轩，辛稼轩看青山妩媚，青山看辛稼轩同样姣妍妩媚，那是一个抗敌的将领的期许与自豪，不负故国，不负自己的头颅。

结语一九四三年八月，汪精卫的健康开始恶化。一九三五年遇刺时留在背部未取出的子弹造成的隐患，使汪精卫经常感到背部、胸部及两肋的剧烈疼痛。一九四四年三月三日，汪精卫在陈璧君及其子女的陪同下，乘专机去日本就医。十一月十日午后，病房中传来汪夫人陈璧君的大声呼叫。黑川教授赶入病房，见汪精卫浑身颤抖，痛苦不已。

黑川握住汪精卫的手查看脉搏，汪精卫吃力地说：“我要回中国……”，这成了汪精卫最后的话。

在得知汪精卫死讯，胡适在日记里写道：汪精卫死在日本病院里，可怜。精卫一生吃亏在他以“烈士”出名，终身不免有“烈士”情结，他总觉得“我性命尚不顾，你们还不能相信我吗？”

链接：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日本在东京召开“大东亚会议”，汪精卫参加这次会议，并会见了日本首相东条英机。工作谈完之后，汪精卫向东条英机提出一个请求，他想请东条英机派几名医生去南京，为自己取出留在后背上的那颗子弹。东条英机答应了汪的请求，派出了黑川利雄一行，带着医疗器械，来到南京。经过一番细致检查，黑川利雄告诉汪，后背的那颗子弹已伤至骨头，但并没有什么大的障碍，还是不取为好。汪精卫仍不放心，子弹留在体内，他总觉得是一个威胁。没过多久，汪精卫跑到南京日本陆军医院，坚持要医生取出子弹。日本驻南京陆军医院的后勤部队长、中将医师铃木小荣于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亲自操刀，替汪取出了那颗子弹。

可能是手术伤及了中枢神经，术后，汪精卫的双腿变得不听使唤，一时大小便失禁，病情恶化，任何药物均不起作用。陈璧君见汪精卫病情加重，十分着急，见西医不行，便求助于中医秘方。她托付亲朋好友，寻找民间中医，企盼奇迹出现。最终，陈璧君的侄儿陈春圃辗转打听，在江苏无锡找到一位治骨伤疮毒的名医刘一帖。这位医生用祖传秘方治疗刀伤枪伤和无名肿毒很有名气，外号“刘一帖”，意思是再难治的伤，只要他的一帖膏药，很快就可以好。刘一帖名扬江湖，其真名反被人忘了。刘一帖被请到了南京汪精卫的病房。他微闭双眼，认真地为汪把脉，替汪做了仔细检查。他发现汪的创口已经平复，只是内侧发烫，脉象细促，便开了两剂退火的药，接着从贴身的内衣口袋里，拿出一张膏药，在酒精灯上烤了一会儿，然后贴于汪的背后。

第二天，汪感觉到后背凉飕飕的，疼痛大大减轻。

陈璧君暗自高兴，即派陈春圃给刘一帖送了一份厚礼，并派车邀他复诊。

刘一帖来到医院，检查了汪精卫的创口，面露喜色地告诉陈璧君：

“汪先生创毒不重，只要照原方服上两剂，等两个时辰后，再贴一帖毒散膏药，便可一劳永逸了。”一面说，一面从小药箱内取出膏药交给陈璧君，交代了几句后，便告辞回旅馆去了。陈璧君拿着药膏，自是千恩万谢，亲自将刘一帖送上汽车，目送他远去。

汪精卫以为这一张“败毒散”贴了之后，便可消灾纳福，也等不得刘一帖必须等两个时辰的嘱咐，马上要陈璧君给他贴上。谁知这张膏药贴后没过一会儿，汪四肢抽筋，贴膏药处火烧火燎发烫，疼痛加剧，手心、脚心和额心一齐沁出汗来。陈璧君见状，慌了手脚。她一面请铃木大夫审视，一面命陈春圃去接刘一帖到医院会诊。陈春圃去了半个时辰，气急败坏地回来报告说，那刘先生已离开旅馆，四处寻找，已不知去向。陈璧君知道不妙。三天后，汪精卫收到一信。陈璧君拆开一看，见白纸上写着四行大字：厚礼不该收，既收亦不愁。平生药一帖，宜人不宜狗。陈璧君看了信，气得两眼发黑，差点没晕过去。

刘一帖的这帖药，将子弹铅毒扩散入骨，汪精卫的病情一天比一天恶化，不仅脊椎骨和胸骨疼痛难耐，而且开始发高烧。

这只是一个传说，但在抗战的大势下，也可从一普通的民间医生身上看出深潜在骨子里的民族正气。

。?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