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衣文”，就是把读书时的感想意见写在包装好的书皮上，它是孙犁创造的一种新文体。孙犁说“七十年代初，余身虽‘外放’，意识仍被禁锢。不能为文章，亦无意为之也。曾于很长时间，利用所得废纸，包装发还旧书，消磨时日，排遣积郁。然后，题书名、作者、卷数于书衣上。偶有感触，虑其不伤大雅者，亦附记之。此盖文字积习，初无深意存焉。……蝉鸣寒树，虫吟秋草，足音为空谷之响，蚯蚓作泥土之歌。当日身处非时，凋残未已，一息尚存，而内心有不得不抒发者乎？

路之闻者，当哀其遭际，原其用心，不以其短促零乱、散漫无章而废之，则幸甚矣。”

孙犁的书衣散文，写作最多的是一九七四、一九七五、一九七六这三年，“文革”结束后，他整理发表于《长城》、《天津师院学报》、《芙蓉》、《柳泉》等刊物，收入《耕堂杂录》、《孙犁文集》第五册等。

孙犁的书衣散文，实是他在“文革”期间的部分日记。他说“余向无日记，书衣文录，实彼数年间之日记断片。”日记，向无定体，或记日常生活、气象物候、亲友来往；或是读书心得、书籍记述。但日记，在中国文化史上，具有史料的价值，能比较真实地反映出一个时期政治社会的风貌。

书衣散文真实地记录了十年浩劫社会生活的某些侧面，像抄家情景，与造反派对话，向阳大院里的不正之风，里面有对国家民族的思考，对文艺现状的忧虑，如孙犁在一九七五年三月于今日文化一书衣上记：

这是和平环境，这是各色人等，自然就有排挤竞争。人事纷纭，毁誉交至。红帽与黑帽齐飞，赞歌与咒骂迭唱，严霜所加，百花凋零；网罗所向，群鸟声噤。避祸尚恐不及，谁肯自投陷阱？遂至文坛荒芜，成了真正无声的中国。他们把持的文艺，已经不是为工农兵服务，是为少数野心家的政治赌博服务。戏剧只有样板，诗歌专会吹牛，绘图人体变形，歌曲胡叫乱喊。书店无书，售货员袖手睡去。青年无书，大好年光虚度。出版的东西，没人愿看。家家架上无自购之书，唯有机关发放之本。转日破烂回收，重新返回纸厂。

如此轮回，空劳人力。

文革十年，中国文学凋零，公开发表的、诗歌、散文多是政治性的文学读物，他们以阶级斗争为纲，创作陷入新旧对比的程式化，语言钢铁化、革命化、义正辞严化，孙犁对此深恶痛绝，毫不掩饰，在书皮上发泄感慨，表现了身处极左的高压政治环境之中，仍不失忧国忧民的一腔情怀，及对极左政治的指责，这在彼时，是有极大风险的。

一九七六年周恩来逝世，孙犁整理书籍，《湘军记》、《司马温公尺牍》、《范文正公尺牍》写载了他忧国忧民的情状：

今日总理逝世。斯人云亡，邦国殄瘁。

帮我做饭的，为一农村妇女，闻周逝世，抽咽失声。曰：他是好人。

人心如明镜清泉，虽尘积风扰，不可掩也。

今日谈此文字，犹想当年孙犁面对国事日非的焦痛，和对周恩来的无限哀思。

书衣散文里的一些篇章，可见出孙犁的道德文章，他在周作人着的《鲁迅里的人物》书皮上写道：

今日下午偶检出此书。其他关于鲁迅的回忆书籍，都已不知下落。值病中无事，粘废纸为之包装。并想到先生一世，惟热惟光，光明照人，作烛自焚。而因缘日妇、投靠敌人之无聊作家，竟得高龄，自署遐寿。毋乃恬不知耻，敢欺天道之不公乎！

孙犁的书衣散文，文字典雅，有的极富情趣，如他写开笼放鸟“余知其必能归至旧巢，迎日光而鸣也。”如他写的“去年此时，一小鸟扑入室内，方思永伴，又受惊一逝不返。余在青岛时，伫立海滨，见海鸥忽下浴于海水，忽上隐于云端，其赴如恋，其决如割。痴心相系，情思为断。小钟滴答，永志此缘。”

孙犁的书衣散文，是他在受迫害时练笔，不至于笔力枯涩，故他复出以后，已耄耋之年，出版了十多本散文集，从诗意到理智，愈来愈加醇厚，我们会从书衣散文中找到源头的，在文革期间，“不能一日无书”，而在读书之余，随手所记，却成了我们了解那个时期最鲜活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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