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就是这个人策划成立了伪满洲国，是他逼迫何应钦签订了臭名昭着的《何梅协定》，是他在中国的土地上到处留下了哭声。在他“扫荡”和“讨伐”的口号下，日军对中国的普通百姓施行了血腥的“三光”

政策。梅津美治郎还在东北秘密签署建立了“魔窟”——“七三一”细菌部队，对整个人类，不止中国人，还有苏联人、朝鲜人、蒙古人都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过。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通过广播宣布日本投降，是梅津美治郎代表日本参加了投降签字仪式，并在投降书上签了字。

1949年1月7日梅津美治郎患癌症不治身亡。就是这样一个双面人，既想虔敬礼佛，就该以天下苍生为念，却在侵略战争中尽显无毒不丈夫的为人。他一向小心谨慎，一生没有留下任何的笔记。但就在他因病身亡的第二天，美国军医在梅津美治郎的枕头下意外地发现了一张纸片，上面写道：幽窗无历日。

这就是一生从不写日记的梅津美治郎身后留下的唯一文字，而这几个字到底代表着什么？无人知晓。唐人绝句有“偶来松树下，高枕石头眠。山中无历日，寒尽不知年”，这是隐者的诗。据《古今诗话》

载，这位隐者的来历为人所不知，曾有好事者当面打听他的姓名，他也不答，却写下这首诗。诗中“寒尽不知年”，犹如《桃花源记》“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意味。然罪名昭着的梅津美治郎能算是人间的隐士么？

赵尚志将军的头颅于1942年的2月由东城政雄和田井从冰封雪裹里的佳木斯，由一架日本战斗机运往长春。当时佳木斯的气温是零下四十摄氏度。飞机起飞前，赵尚志的头颅是冰冻着被放进一只特制的小木匣里。飞机在长春机场降落时，东城政雄发现赵尚志冰冻着的头颅开始解冻，赵尚志牺牲时怒目圆睁，被割下头颅后，眼睛依然怒目而视。可是，飞到长春以后，烈士的眼睛已经闭上了。送到伪满军政部后，由于室内温度更高，没有进行防腐处理的头颅已经有血水渗出。

3天后，当伪满军政大臣和一群日本军官亲自查验赵尚志头颅的时，头颅已经散发出变质的气味。日本人请示关东军总司令部，决定将将军的头颅焚烧灭迹。就在准备焚烧时，倓虚法师及时赶到了，亲自出面请求将赵尚志的头颅让他带走，超度亡灵。

倓虚法师在《影尘回忆录》里却没有记载自己的这一举动，也许在法师看来，这是对残破祖国奉献的绵薄之力，为度脱罪苦六道众生，为度脱地狱罪苦众生，然后自己才算得道成佛吧。

头颅在哪里？

赵尚志的头颅埋在哪里？倓虚法师没有告诉任何人，英雄的头颅成为一个谜。1987年初，寻找赵尚志头颅的事突然有了转机。一位从事战争史研究的日本女学者山崎枝子从日本东京来到黑龙江佳木斯，亲自去梧桐河察看了赵尚志牺牲的地方。山崎枝子是一位对中国友好的学者。在哈尔滨期间，她采访了抗联老战士李敏，李敏向她讲述了赵尚志牺牲和头颅失踪的经过。她对山崎枝子说：“能否请您协助找一找赵尚志将军的头颅？我们知道头颅被送到了长春，据说，关东军的医务部门把它泡在福尔马林药水里，转送到了日本。”

山崎枝子从李敏那里了解到，赵尚志烈士在梧桐河殉国后，直接策划杀害赵尚志烈士的田井久二郎和东城政雄在日本投降后曾被苏联红军逮捕，辗转到苏联赤塔囚禁。新中国成立后，苏联将两人引渡给中国，他们在辽宁省抚顺战犯管理所改造多年后，均于1963年被中国政府特赦送回日本。

山崎枝子回到日本后，采访到了谋杀赵尚志的执行者东城政雄。

山崎枝子女士写到：

东城骑着自行车到车站来接她，他戴一副黑边眼镜，身穿夹克衫和工作裤。虽然已经76岁，记忆力却相当好。他严肃地说：“我现在深深地反省着自己，策划并实施谋杀赵尚志计划的是我。被中国方面当作重要资料的日方文件里，由于上级机关的人要报成绩，伪造部分不少，我不打算再蒙蔽搪塞了。请您全部用真名，把一切情况都写出来吧。”

在我写作赵尚志将军时候，我读到了1994年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历史的见证：日军忏悔录》。在里面读到了东城政雄的文章《我参加了谋杀赵尚志将军》，这是他回到日本后写出的。在文章里，他明确写到“赵将军的头颅，后来被埋到新京市内的护国般若寺里”：

我在伪满当警察官的整整10年里，不知不觉地丧失了全部人性而变成了“东洋鬼子”，对中国人民犯下了无数罪行。

我参加谋杀赵将军这件事，不仅仅是对将军一个人，而是对当时东三省的，三千万中国人民犯下的罪行，使他们因为失去了抗日斗争的领导人而沉浸于巨大的悲痛和愤怒之中。实际上，这是我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史上抹不掉的罪行。由于我的罪行，使东北人民抗日运动和民族独立解放运动的胜利大大地推迟了。越想这件事，我越感到自己犯下的罪行是不可饶恕的，所以，我被列入日本战犯名单（收监号码353号）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我们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生活了6年，那里始终贯彻着人道主义的“尊重人权”、“不许打人”、“积极治病”等基本方针。

由于这个管理所的工作人员对我们胜似亲人的无微不至的关怀，我们都在不同程度上逐步地完成了“由鬼到人”的转变。后来，又把我们全部释放回国了。

我要在此风烛残年中为反对侵略战争，为日中两国人民的世世代代友好，为日本社会成为真正的民主主义社会，为日本的进步与改革而奋斗到底！

也许老人的文字没有文采，但却正是朴实和忏悔震撼了我。要知道在日本忏悔，对战争承担责任是多么困难。德国和日本对战争态度的不同，让我感到自己有必要再复述。

千秋易过，罪责难逃。在德国柏林市中心繁华区的一块草坪上，竖立着一块牌子，漆黑的底板上书写着几行黄色的大字“我们永远不能忘记的恐怖之地”，下面是包括奥斯威辛集中营在内的一系列第三帝国时期集中营的名字。它提醒着人们永远不要忘记德国纳粹的罪行。

而在距日本东京不太远的静冈县伊豆半岛的伊豆山上，立有一块“七士之碑”。所谓“七士”是被远东军事法庭判处死刑的7名甲级战犯。他们的部分骨灰被盗出，秘密埋葬于此，1959年正式立碑。1978年，又有人从此处取出少量骨灰，于爱知县幡豆町三根山顶建了“殉国七士墓”。

德国和日本对战争的认识与担当多么的不同，人们把它归属于不同的文化。西方“罪感文化”主要依靠内心的罪恶感来约束人的行为，日本“耻感文化”则主要是依靠外部的强制力来约束人的行为。

德国总理勃兰特凭吊波兰二战受害者纪念碑时，完全出乎人们的意料、也未经事先安排而长跪不起！这一历史性镜头的本身便是一座不朽的丰碑！无论从个人境遇还是政党历史来看，勃兰特似乎都用不着下跪忏悔。因为他是纳粹的受害者，而他的社会民主党在二战期间又是纳粹压制和迫害的重点对象。按理来说，他完全可以把所有罪恶都推到纳粹或其他在二战中得意的政党及其继任者头上，强调自己和社民党是受害者。类似情形在我们周围经常能够看到。但他偏不，他要代表一个民族去下跪忏悔。显然，他是从这样的角度来推理的：自己既然是一个曾经对全世界、对犹太民族犯过罪孽的民族的现任合法政府的首脑，是这个政府的继承者，就应当为其过去所犯的罪过表示真诚的忏悔。

我们应该为他的形象定格，他跪在那里，潸然泪下，为多少万无辜的生灵，也为自己民族在过去所犯的罪孽。他是跪着的，但无须用仰拍的镜头，都能体现出他的伟岸高大，一个十足的精神上的巨人。跪着的勃兰特使德意志的精神得到了升华，勃兰特向世间展现了他无比高贵的人格魅力。这是一种真诚的忏悔，犹太人、波兰人民、世界人民因而接受了这种真诚的道歉。勃兰特的个人威望不仅没有受到损伤，反而也为他的民族垫高了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