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罪感文化”中，人一旦觉察到自己违背了那个“绝对的道德标准”，便会有一种深重的罪恶感，“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恶行不被人发现，自己也会受到罪恶折磨，尽管这种罪恶可以通过忏悔来得到解脱。”也就是说，“罪感文化”中的那个向善的力量是以自发和主动为主的，那迈向善心世界的脚步，无须他人的催促便在灵魂的深处不停地向前迈进着。

相比之下，“耻感文化”的作用方式便有些不同。“耻感文化”中向善的力量主要是依靠外部的促醒和推动，因此，它被动的成分是主要的。生活在这种文化中的人，时刻需要有外部的舆论压力才能保持住“恶行所带来的羞耻感”，才会促其小心翼翼地处心向善。相反，如果缺少了外部的压力，“耻感文化”中向善的力量便不会像“罪感文化”中的那样大。因此，有的人做下了恶事，有了恶行，首先想到的是“千万不能让人知道”，他会想尽一切办法去隐瞒、掩盖他所做下的丑行、恶行。“脱耻”的一个方法便是不认事实，对做过的事情百般抵赖，赖掉以后便不以为耻。

与德国人相比，在对待二战罪行上，日本人至今也没有痛痛快快地承认他们在中国犯下的罪行，更不以此感到耻辱，也看不到他们诚心改过的态度。所用的法子就是抵赖，篡改历史，隐瞒历史真相，对别人举出来的铁证视而不见。在“耻感文化”社会中历练得精熟之后，便会生出各种各样的招术，主动地来打通和扩大“耻感文化”的另一面，也就是“脱耻”的通道，那么，在社会生活中他也仍然可以把自己装扮成“道德完人”。

在赵尚志头颅失踪多年以后，东城政雄老人勇敢地站出来，对着媒体说我有罪，并对过去的行为忏悔，这在日本是多么的不易。由“七士之碑”，我还想到一个普通士兵身后立碑的故事。

在距离东京大约200公里的埼玉县的一块私人墓地里，静静地树立着一块墓碑，碑体呈长方形，不事雕琢，黑底白字，碑文翻译如下：

在旧军队服役12年8个月，其中10年在中国作为陆军下级干部（原宪兵准尉），在天津、北京、山西省临汾、运城、旧满洲东宁等宪兵队勤务，参加侵略战争，对中国人民所作的行为，表示深深歉意。

这块碑的碑主叫大泽雄吉。在中国作战期间，他到底做了哪些让他良心不安的事情，他到死都没有告诉任何人。战后，大泽退伍回到故乡以经商为生。他女儿绫子回忆说，大泽常常吐露对天皇、对战争的厌恶，而且夜里常常被噩梦惊醒。绫子多次追问他在中国的事情，他都含糊其辞。绫子知道的唯一细节是，大泽所在的部队曾经抓来一个中国少年做杂活。一天，这个少年突然把自己的右手砍掉，说是自己干活时不小心误伤的，乞求放他回家。大泽的上司看出破绽，命大泽杀掉这个少年。大泽了解到少年和母亲相依为命，母亲生病在床，少年如果不回去，母亲必死无疑；如果逃走，被抓回来肯定会被枪毙。

万般无奈，少年才想出这个方法。大泽同情少年的遭遇，就去给他说情。但是，这个少年最终的命运如何，大泽还是没有告诉女儿。大泽临终时，拿出一纸写好的碑文交给病床前的绫子，要女儿一定为他树立这个墓碑，向中国人民谢罪。绫子为了解父亲在中国战场上的行为，四处寻访他的战友，但是，找到的人要么说些当时的生活小事，要么就说当时他们没有直接参加战斗，没有做什么对不起中国人民的事情。就这样，大泽的战争经历始终是一个谜，而且谜底随着他的死去而永远被尘封在地下。但是，从大泽留下的这个碑，我们得到的信息是清晰的，这是一个作为加害者的战争记忆的象征。

虽然有了遗嘱，谢罪碑的建造并非一帆风顺，大泽死后，绫子的哥哥继承了家业，他坚决反对建造谢罪碑。为此，绫子向同样收到父亲遗嘱的伯父求助。但是，同样当过宪兵的伯父也说，树了这样的碑，会被乡邻误以为死者干了多少天大的坏事，这种辱没门风的事情不能干。结果一直到大泽死后12年，绫子的哥哥去世，他的儿子，也就是绫子的外甥继承了家业，大泽的遗愿才得以实现。

大泽立起的是石碑，石碑也许会漫漶，但大泽的勇气和忏悔后的心灵会被人记着，东城的文字也许会被焚书者烧掉，但烧不掉的是人心。

还我头来

2004年5月31日，长春市般若寺在内部施工时，发现了一颗无名头骨，并被僧人转埋在了长春市远郊。

2004年6月2日，赵尚志将军的妹妹等人在长春远郊的一片树林中，找到了头颅的第二掩埋地。

这是否是将军的头颅，岁月沧桑，最有力的实证细节在哪里？人们疑虑，这头颅有点像女性，是那样的小巧，但一个寺院里有女性的头骨似乎有点不合常理。一切都是谜，一切都是未知。

一份鉴定报告出来了：从头颅的特征看，此人为男性，死亡年龄在28岁至40岁之间。从颅骨的颜色、石化程度、风化程度等综合特征观察，其死亡和埋藏时间，估计有几十年历史。在左眼眶下部和左颧骨内侧有硬伤。为死者生前受伤并经几年自我修复所致。在左眼下部、鼻骨左侧，也有一处数毫米直径的近圆形痕迹，可能亦为生前受伤所致。

再一份鉴定结果出来了：男性，年龄在35岁至40岁左右；身高162厘米（误差正负5厘米）；左眼眶下缘中部有一陈旧性骨伤，系生前利器所致，左眼下有陈旧性骨伤修补痕迹；埋藏时间比较长，在数十年间。

所有的鉴定人，均是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进行鉴定的，但结果与史料记载基本吻合：赵尚志牺牲时34岁。1932年10月，在一次战斗中左眼眶下被弹片击伤，经过治疗，眼伤治愈，但左颧骨留下3块月牙形伤痕。在伪满档案和东城政雄的交待中，也明确记载赵尚志左眼下方有伤痕。通过量尸体，知道其身高为162厘米。同时，根据颅骨造型分析形成的电脑复原像，其相貌也得到了赵尚志的胞妹和赵尚志老部下的认可。

2004年11月24日颅骨被护送到北京，交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进行检验鉴定。12月3日和17日，公安部分别进行了人类学鉴定和颅像重合鉴定。人类学检验报告［（2004）公物证鉴字7994号］结果是：

送检颅骨为男性，年龄为33～34岁，身高为162厘米。上述结果与档案资料所记载的赵尚志烈士的体质特征相符。送检颅骨所示的骨伤部位与历史文献记载的情况相符。

颅像重合检验报告［（2004）公物证鉴字8336号］结果是：经重合检验发现，送检颅骨可检验部分上的标志点和赵尚志烈士照片上的标志点、标志线均能重合在标准范围内，颅骨与照片的形态轮廓曲线一致，曲线的距离（软组织厚度）在正常范围内，符合颅骨与照片出自同一人的条件。

以前读《三国演义》的时候，对书中奇计谋略没有记住多少，但有一个细节却在记忆中烙印般驻留。关公死的时候，阴魂不散，还在空中大叫“还我头来”，很是奇怪一个没有头的人的魂还会号叫呼喊？当曹操打开盒子，看到关羽的首级，笑说了一句：“云长别来无恙！”还没有说完，关公“口开目动，须发皆开”，曹公当场吓晕。

自然是，但如今赵尚志将军的头颅已经归来，从血肉之躯到一抔白骨，青山有幸，将军何壮。

也许这样的联想有点不合时宜。2007年10月16日英国《每日电讯报》称，“精美的圆明园失散文物马头铜像将在下月索思比拍卖行秋季拍卖会上被拍卖，预计成交价将达500万英磅”。

1840年以后，被列强掠走的文物不知凡几，有超过160万件文物被47个国家的数十家博物馆收藏，还有数百万件在私人收藏家手中。

国外某些人明明知道“拍卖那些在中国最不幸的时期被盗抢的文物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那些拍卖行的行径与1860年英法联军等的行径何异？再一次把中国人愈合的伤口揭开，撒盐。我知道赵尚志狱中受过的刑有一种“披麻戴孝”，用子弹壳在肋骨上刮下一条一条的肉，血肉模糊的时候往伤口上撒盐，缠纱布，等过几天再把结痂粘在肉上的纱布一条条地扯下来，这样反复做。那些拍卖行无疑是当下的“披麻戴孝”，一下一下撕扯着一个民族的肌体。

写到此处，我好像隐约听到将军的头颅在匣中暴跳：不管是牛头、马头、虎头、猴头，凡是被强盗掠夺去了的都得要回来，“还我头来！”

围绕着赵尚志将军头颅的许多事情，是那么感人，又那么悲怆，那么令人心痛。只有一个“悲剧”，是表达不够的。围绕着这颗不屈头骨的倓虚法师、日本人梅津美治郎、东城政雄等让我们看到了种种不同的人性。在我们这个民族的肌体内，有着为蝇头小利出卖民族利益的屑小之徒。一个英雄没有死在对垒的刀剑下，而是死在背后的黑枪中。而打黑枪的人呢，他猥琐到根本不敢面对赵尚志的眼睛。虽然赵尚志是那么短小，但他身上秉有的正气与威慑，岂是小小的身躯和头颅所包容的。震慑对手的人，是永远烙在对手血液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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