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8章 铁马冰河(1)

作者:耿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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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都市·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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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9-10-06 1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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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字节:12342字

1936年冬,浊世佳公子张学良发动兵谏。陷入危局中的张学良自知“闯祸”,乃问计于蒋百里,当时蒋百里也在兵谏中被禁西安。蒋百里如诸葛隆中一样,言说这是力的问题,在西安这里你有几杆枪就足矣了,但是西安以外呢?张学良忐忑说他担心的是南京城里的“力”,当时何应钦力主武力讨伐叛将张学良。蒋百里很干脆地说,南京不会有问题,也就是说何应钦之“力”,小于蒋介石之“力”,南京决不会置蒋生死于不顾,张于是才稍稍安心。可是,中央军仍然日夜兼程地西进,谁能担纲到南京解围?张学良再询之蒋百里,蒋百里反问道:“留在西安的军事大员中,你最恨的是谁?”


张答:“我不恨什么人,只有蒋铭三蒋鼎文!这个人好出坏主意,我看他不顺眼。”


“那么最好派铭三去。”


张不明其意,蒋百里说:“派一个你最不喜欢的人去,就可以表示你绝无伤害其他中央大员之意,也表示你对和平解决时局抱有极大的诚意,这样,南京方面才会相信你。”


张学良接受了蒋百里的意见,并请蒋介石写一道停止轰炸西安的手令,让蒋鼎文带到南京去。但是,蒋介石不肯写,怕亲笔手令落在张的手里;张学良也怕蒋介石直接交手令时,与蒋鼎文关起门来说话,对己不利。蒋百里叫张陪同蒋鼎文去见蒋介石,当蒋把手令直接交给蒋鼎文后,两人同时退出。


于是乎西安危机解除,但张学良像一个做错事的孩子赶紧扔掉凶器躲起来,仓促决定亲送蒋介石回南京,最后被囚置在为他量身定做的牢狱里,一直到白发暮年。



民国初年前后的许多人和事,在今天看来,简直让人艳羡得不可思议,那些人有点像六朝人物,既有真性情,又有敢担当国事的谋略勇毅,即使读书人,也是风云激荡,记得鲁迅先生在一篇文章中就写过那时的风尚:


但这是当时的风气,要激昂慷慨,顿挫抑扬,才能被称为好文章,我还记得“被发大叫,抱书独行,无泪可挥,大风灭烛”是大家传诵的警句。


那时是崇尚血气的,佩剑高歌的秋瑾就可以证明此说不虚。鲁迅的那个“戛剑生”的笔名,像是他在《铸剑》里复仇的黑衣人。你能想到鲁迅骑着马在南京城街巷策马奔跑的样子吗?那时的文人也并非都是手无缚鸡之力的孱弱之辈。狂放,是那个时代的底色。


那是一个新旧交错、偶像破坏的时代,留日学生中诸多的狂放之举,今天看来亦让人神往不已。三寸毛锥不能救国,投笔从戎此其时矣。蒋百里和蔡锷就是在这风云激荡的时候,来到日本学习军事,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一步兵科,一骑兵科。蒋百里与蔡锷同庚,两人志同道合,遂成生死之交。蔡锷是梁启超弟子,那时梁启超在日本避难,由蔡锷介绍,蒋百里结识梁启超并拜其为师。梁启超对蒋百里分外赞赏;蒋百里视梁启超为师,执礼甚恭。后来蒋百里留德归国后,曾写《欧洲文艺复兴史》,梁启超阅后大为赞赏,蒋便请梁为此书作序,不料梁汩汩滔滔“不能自休,遂成数万言,篇幅几与原书埒”,连梁自己都觉“天下古今,固无此等序文”,只好加写一短序,而把长序改为着作出版,这就是着名的《清代学术概论》,但《清代学术概论》的序言,却是梁启超反过来请学生蒋百里作序。


1902年,蒋百里当选中国留日学生大会干事,并组织“浙江同乡会”,梁启超在《新民丛报》,宣扬“立宪”,尤重“新民”:“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中国所以不振,由于国民公德缺乏,智慧不开……”接着又写出了《新民说》、《新民广义》等文章。蒋百里用笔名“飞生”撰写《近时二大学说之评论》,刊于《浙江潮》,指出:“《新民说》不免有倒果为因之弊,而《立宪说》则直所谓隔靴搔痒者也。”这场论战,实际上是后来章太炎与梁启超大论战的前奏。有人问蒋:“梁任公是你的恩师,你怎么同他公开论战?不怕损害师生情谊吗?”蒋直言相告:“吾爱吾师,但我更爱真理!”


蒋百里是和鲁迅相识的,蒋百里等人于1903年2月创办《浙江潮》月刊,《浙江潮》编者们在发刊词中表示:“乃以其爱国之泪组织而为《浙江潮》”,因“不忍任其(中国)亡而言之”,而“挟其万马奔腾排山倒海之气力,以日日激刺于吾国民之脑,以发其雄心,以养其气魄”,共同挽救祖国危亡。


鲁迅借异域的尚武意识倾诉复仇的译文《斯巴达之魂》,发表在《浙江潮》,当时是《苏报》案发,鲁迅的老师章太炎、邹容入狱,鲁迅就借译文表达自己的抗争。鲁迅在《浙江潮》上还发表数篇科学论文,后来章太炎先生的诗《狱中赠邹容》也在该刊登载。


当时还成立了大清国留日学生会馆。经过选举,杨度当选为总干事长,黄兴被选为干事,蒋百里、张孝准等人也被选为干事。根据梁启超的授意,以留日会馆的名义,在弘文学院召开“国势研讨会”,由蔡锷主讲“论军国民主义”,蒋百里主讲“军国民教育”。蔡锷演讲:


我们大家远渡重洋来到东瀛为的是什么?为的是寻求挽救中国的灵丹妙药。目前中国之病在哪里?病在国力孱弱、生气销沉,扶之不能止其颠,肩之不能止其坠。


要使中国变得强大起来,必须是人民成为军国民,而欲建造军国民必先陶冶国魂。什么是国魂呢?国魂者,国家建立之大纲、国民自尊自立之种子。国魂与国民之关系,若战场中之司令官,若航海中之指南针,若枪炮之准星,若星辰之北斗。举例说,日本的国魂即“武士道”,人称“大和魂”是也。德国之国魂即其国歌中所云之“日耳曼主义”,美国之国魂乃“门罗主义”,俄国之国魂则是“斯拉夫人种统一论”。


国魂者,渊源于历史,发生于时势,有哲人以鼓铸之,有英杰以保护之,有时代以涵养之,从而才能达到宏光之大域。


那么,我们中国的国魂是什么?在这次演讲之前,我绞尽脑汁苦思冥想,欲于四千年中华历史中,搜索一种别人没有的特色作为我们民族的国魂,结果却是渺乎其不可得也。说到这里,我感到惭愧、感到汗颜,但是我知道,在我的脑海深处、在诸位听众的脑海深处,确信我们中华民族必定有其国魂存在!


蒋百里能文能武,军校毕业时,蒋百里排名第一,获得日本天皇赐刀,这是很令日本人感到难堪的事情。


对获得军刀一事,蒋百里说:“什么天皇赐刀,在我看就是狗屁!


要不是争第一为中国人长脸,谁要那破刀?”


我们知道当时留日的中国学生,有的是胡闹镀金,有的是消磨时日,鲁迅在散文《藤野先生》里讽刺过,很多血气正旺的青年才俊是因为受甲午战争的失败刺激,发愤为国寻一出路到东瀛来的,《蒋百里年谱》曾记载:光绪二十二年,蒋百里15岁,“公耻于甲午之役,于读书外留心国事,阅《普天忠愤》集,常中夜呜呜,矢为国自效”。


当时九期步兵科毕业生有日本学生三百余人,中国留学生四名,泰国等国留学生若干名。谁知接着宣布第二名,还是中国人蔡锷,第三名仍是中国人张孝淮。日本士官学校的毕业发布官是伏见宫亲王,惶恐之下感觉无法向天皇交待,临时从后面换了一个日本学生作第三名。想想前四名日本人不过半也尴尬,又增加了一个日本学生作第四名,张孝淮得了第五。


增加的两个日本人一个名叫荒木贞夫,后来的日本陆军大将、陆相、甲级战犯,一个名叫真崎甚三郎,后来的台湾总督、陆军大将。这一期里面的日本毕业生还有:小矶国昭、本庄繁、松井石根、阿部信行……都是日本陆军界的一代精英,但都惨败于蒋百里、蔡锷手下。


甲午战争中国的船沉没了,但在另一战场,中国的学生却打败了日本。


从此以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规定中国留学生必须与日本学生分开授课,以免再难堪蒙羞。


蒋百里、蔡锷以拯救国家为己任,他们不是武夫,可以说是书生从戎,君子豹变,其实从曾国藩、左宗棠起可看作是近代文人领兵之滥觞,这对于割除旧式军队之痼疾,收束世道人心,无疑是暗夜里的幽光。


在蒋百里留日的时候,还有一事就是苏曼殊曾加入他和陈独秀酝酿成立的爱国组织青年会,苏曼殊退出早稻田大学,转入成城学校学习陆军,立志做一个杀敌的军人。


苏曼殊的父亲是中国人,母亲日本人,是一典型的混血儿,增田涉《鲁迅的印象》曾写到苏曼殊:


他(指鲁迅)说他的朋友中有一个古怪的人,有了钱就喝酒用光,没有钱就到寺里老老实实地过活,这期间有了钱,又跑出去把钱花光。


与其说他是虚无主义者,倒应说是颓废派。又说,他到底是日本人还是中国人不很清楚,据说是混血儿……我问道,他能说日本话吗?回答说,非常好,跟日本人说的一样。实际上,他是我们要在东京创办的《新生》杂志的同仁之一。问那是谁?就是苏曼殊。


苏曼殊12岁那年,曾大病一场,病中的曼殊被家人扔在柴房里,气息奄奄而无人过问。后来,他竟又奇迹般地活了下来。这一经历给幼小的曼殊以沉重的打击,以至他小小年纪就看破了红尘,去广州长寿寺出了家。但有一次他偷吃鸽肉被主持发现,只得出了庙门。后来又曾因情感出家,开始了他风雨漂泊的一生。


1903年,苏曼殊报名参加“拒俄义勇队”,被编入学生军甲区队第四分队。这年9月,苏曼殊再次踏上故乡的土地,临行前,他作诗:“蹈海鲁连不帝秦,茫茫烟水着浮身。国民孤愤英雄泪,洒上鲛绡赠故人。


海天龙战血玄黄,披发长歌览大荒。易水萧萧人去也,一天明月白如霜。”


应该说蒋百里是军人也是文人,军人中的儒家情怀,文人中的墨家侠气,在他身上浑然一体,其实蔡锷、鲁迅、苏曼殊身上都有一种豪侠气、超迈之气,他们处在大破坏与大变革的时代,他们身上显现的是一种新的质,和古代的旧文人是不可以同一眼光视之的。



蒋百里是在传统诗书里濡染而起的,虽为军人,马背翩翩,但遇事温婉,除非到了不可收拾之步,你是见不到他流血五步的那种豪迈与决绝。


1913年6月18日清晨5时的保定陆军军官学校,一阵紧急集合的军号把全体学生2000余人拉到了尚武堂前,大家看到校长蒋百里满脸怒容,全副武装,腰佩军刀走至台前,然后用沉重而低微的语调开始训话:


……本校长自到校以来,亟思整顿学校,俾诸生军事教育达到完全之希望。岁月如梭,于兹半载矣!奈阻力横生,困难愈甚,试观校内,以材料言,则骑兵缺马,炮兵缺炮,工兵乏工作器具,辎重兵无演习材料器具。即贷诸他处,少有所得,皆不适用。学生服装,御冬之呢衣至夏始到;夏日单衣仅在筹备,形势上多不完全,此校长不能尽职者一。以教育言,热心任事、不辞劳怨者颇不乏人,其他一部指摘瑕疵,横加诽议,使能者受毁既深,隐萌退志,而教育遂生散漫之现象,此校长之不能尽职者二。……今学校如斯无能为力,是校长不能尽一己之职,惟出最后之手段,以谢军界同胞,以明此心于天下而已!


就在6个月前,蒋百里赴保定军官学校,领少将衔任校长。他一心想创办一所第一流的军校,训练新军,培养将才报效国家,为此经常打报告向陆军部请求增加临时经费,而北洋当局一心扩充私人武装,哪里有暇顾及军校发展。蒋百里多次碰壁,一气之下申请辞职,袁世凯不准。最后蒋百里亲赴北京城向陆军部请款,依然碰了钉子。返回保定后,蒋百里想起初入校门时对学生的公开承诺:“方震如不称职,当自杀以明责任!”当晚将门闩好,独自一人一面饮酒,一面写遗书,其中一封留别老母杨太夫人,一封致本校教育长张承礼。此外,还有致好友蔡锷的长信。给陆军总长段祺瑞的信写好后,又愤而撕成碎片。


尚武堂前,蒋百里脸色苍白,语调低沉:“我对不起你们,我自己不能尽到校长的责任就得辞职,你们要鼓起勇气来担当中国未来的大任!”跟随蒋百里的同乡小仆人李如意站在台下第一排,主人的异样神情引起了他高度注意。就在蒋百里讲完话拔出手枪时,李如意一个箭步跳上台去,一把抓住主人的手拼命夺枪。夺枪之间,“乒”一声枪响了,台下学生们不约而同地大声惊呼:“不好了!校长自杀了!”蒋百里举枪对准自己胸部时,幸亏李如意死劲一拉,子弹偏移,从肋骨缝隙中穿过,没有伤着要害部位。蒋百里推开众人,歪歪扭扭走了20多步,倒在地下。


袁世凯闻信后即命曹汝霖,委托日本驻华公使派一名外科医官和护士长,赶往保定救治。


蒋百里自杀事件震动全国,蔡锷首先要求北京政府“务必认真查明事由,追究责任”。湖南名流熊希龄紧跟着放了第二炮“此案如不水落石出,誓不甘休!”当然其时也不乏恶意中伤者,为此,蒋百里养伤中对老同学张宗祥说:“我从此认识了这一班狐群狗党的下流军人!”蒋百里伤愈后,决心不再返校任事。学生们依依不舍,每人印了一张蒋百里照片,珍藏身边,以为纪念。


日本公使馆的医官和护士长左藤屋子奉命赶到保定诊治。此时伤痛中的蒋百里万念俱灰,他把积存下来的安眠药片藏在枕头底下,打算再度自杀。日本医官到保定军校第一天就搜出了这些药片,转脸对左藤屋子说:“蒋校长命不该绝,你要多多劝慰他。”因蒋伤势不重,医官只观察了一夜就回北京去了,留下左藤屋子一人护理蒋百里。左藤小姐规劝蒋百里莫逃避人生责任,且以日本人的“忍”字诀劝慰道:


“要忍耐,忍是大勇者的精神支柱。如果不能忍耐,将来如何能够成大功立大业?你是青年将领,你们国家正需要你这样的栋梁啊!”左藤小姐的话,引起蒋百里的极大震撼。一个东瀛弱女子尚如此明晓事理,况堂堂七尺男子,正处国家陆沉,多难兴邦的时候!


左藤小姐小蒋百里8岁,日本北海道人,毕业于日本护士助生专门学校,又在帝国大学产科实习过5年,来华派到日本公使馆担任护士长。她年轻美貌,温柔体贴,善解人意,使蒋百里对她渐生了爱慕。


一天,他认真地对左藤小姐说:“我听你的话,不再轻生了。可以后遇到生死关头,没有像你这样的姑娘在我身边提醒我,谁来鼓励我的勇气呢?”此话一语双关。


数周后,蒋百里枪伤痊愈,左藤小姐对他的心意也已了解,而她对蒋百里的品德、才华也极敬佩。左藤小姐回国,将钟情蒋的事禀告父母。那时日本人对中国人有偏见,最初,父母持反对态度,屡次挽人作伐,欲把女儿嫁给一个日本青年。驻华日本公使馆外科医官也时常来信求爱。父母之命难违,但左藤小姐心中始终抹不掉蒋百里的身影,一再托词拖延。蒋百里得知婚事搁浅的缘由,心急如焚,连续写信到日本。他在最后一封信中对左藤小姐说:“我因你而生,如果你不同意婚事,我马上到日本来,死也要死在你的家里。”真诚求爱,打动了左藤小姐的双亲,终于同意了女儿的婚事。1914年秋,蒋百里满面春风,将军赢得美人归,在天津德国饭店举行了婚礼。


人们对蔡锷将军的认识,大多是因为一部电影《知音》,叙写蔡锷将军积极准备逃出袁世凯的魔掌,把自己装扮成一个浪荡之徒,打麻将、吃花酒、逛妓院,与云吉班的妓女小凤仙整日厮混,后来蔡锷在小凤仙帮助下,逃出北京,在云南举义。不幸将军早逝,小凤仙痛不欲生,书写挽联:谁识周郎竟短命,早知李靖是英雄。这是虚构的浪漫故事,真正助蔡锷逃离北京的是蒋百里等人,而非青楼女子小凤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