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富于才情的女性，独立不迁，美丽凛然，在1975年的4月10日，被割断喉管，走向黑色的死亡。韩瀚有首短诗《重量》，只寥寥几句，是礼敬赞颂她的，深蕴未尽，使我多年无法释然：

她把带血的头颅放在生命的天平上使所有的苟活者都失去了重量。

这是张志新，她死去了25个风霜雪雨，四分之一世纪。张志新赴死，以及像张志新一样赴死的人们，不仅仅是那个岁月的耻辱印记，亦是广阔苟活着的中国人的耻辱。所谓“文化革命”是五千年民族生存苦斗史上最惨烈不忍翻读的一页，当二战结束40年的1985年，德国总统勃兰特双膝跪倒在纳粹德国杀害的犹太亡灵的墓地，全世界为之战栗。而中国人对于“劫难”，除去一些感情层面的宣泄，很少在更深的层次上拷问，比如政治、经济、文化、哲学上的沉思、反顾、祈祷、忏悔和观照。

然而今天，人们铭刻的不是苦难、耻辱、而是以一种别样的口吻谈论张志新的婚外恋情与性的压抑，紫黑的瘀血化为绯红的流言，变成众多有恶意或无恶意之徒的谈资。张志新的死，已是人类进步链齿的断裂与不幸。只要稍有良知，只要是还在这片广袤大野上生存之人，是应该无法摆脱它浓黑的阴影的。血，不是水管里的水，而生命亦非被剪的春韭，逢夜雨而丛生。

在西方，奥斯维辛集中营是二战时屠杀犹太人罪行的标志。奥斯维辛之后，人们一直在沉痛反思这段罪恶与不幸。德国哲学家阿多尔诺将“奥斯维辛以后”作为一项生存的命题提出来，他有句名言：“奥斯维辛以后诗已不复存在。”这句话当下仍有锥心泣血悲愤难抑的力量。阿多尔诺感到，奥斯维辛对他首先是个人自身的主体性痛苦，尽管阿多尔诺在纳粹统治时流亡美国，然而他仍感到奥斯维辛关乎到自己个人生存的理由与前提。他对自己提出过这样的问题，奥斯维辛以后自己是否还有活下去的理由，生存的基础已经抽空，奥斯维辛以后继续活下去，已多少使苟活冷漠成为一种主体性原则。怀疑意识作为对野蛮经验的必然反应，也就具有了正当性与合理性，然而当人们由生活所迫继续呼吸活命时，当看到焚尸炉前已然鲜花历历，芳草盈野，就必须担起一种责任，使奥斯维辛不再重复生还。

张志新赴死之后，或者说“割断喉咙之后”，诗人雷抒雁写过《小草在歌唱》，当时尚未从浓重苦难中走出的胡风先生，这位像岩石一样的风霜老人以宴之敖为名对《小草在歌唱》击节赞叹，那篇诗歌中最震警人的语言，不是沾露小草亦非对丹娘式的赞礼，是人的负疚与赎罪。

“昏睡的生活，比死更可悲，愚昧的日子，比猪更肮脏”。张志新是在“文革”中挺然而出，她视那些专制与疯狂的个人崇拜为自己的耻辱，那不是“时穷节乃现”，那是一种纯然的品质，古老的中国怎么总以“时穷”来检验她子女的良心和良知呢？她于1969年9月24日被捕入狱，先判处无期徒刑，又改判死刑，在1975年4月9日被残酷地割断了喉咙后枪决，时年45岁。

1979年6月6日《光明日报》发表通讯《一份血写的报告》，上有这样一节语句：“第二天临刑前，张志新被秘密带到监狱管理员的一个办公室，接着来了几个人，把她按倒在地，惨无人道地剥夺了她用语言表达真理的权利。”这篇文章刊发前曾送至胡耀邦审阅，胡耀邦未改一字，准予发表，但是说了一句：“把行刑前割断喉管的那句话去掉。”而原文是这样明确地叙写：“几个大汉，把张志新按倒在地，在颈背垫上一块砖头，不麻醉不消毒，就用普通刀子割断喉管。”《一份血写的报告》摆在人们的面前，人们惊愕，疑惑，很多人追问：“把她按倒在地，惨无人道地剥夺了她用语言表达真理的权利是什么意思？”编辑无法搪塞，只好据实以告，是指割断了喉管。一位读者听后，在电话里说：“鲁迅先生的《纪念刘和珍君》一文在谈到被杀害，简直是虐杀，因为身上还有棍棒伤痕。当年有棍棒的伤痕而被枪杀的叫虐杀，而今我们割断喉管再去处决，这叫什么杀法？假如鲁迅活着，他会含蓄吗？他会怎么写？含蓄的表达，不敢直面惨淡的人生和淋漓的血污，以瞒和骗，这是先生所深恶的。”

“文革”过去了，“文革”的反思没能进行下去，当巴金老人忍着晚年的病痛，在人生暮色渐愈覆掩的门口，一次次地写下要建立“文革博物馆”的呼吁时，这呼吁竟屡屡似抛向虚空的毛羽，遗失在道旁的须弥草芥。与此相背，一些名人故里的雕栏玉砌，一些抛掷金钱视如粪土的人的墓茔，却赫然横出。

《一份血写的报告》的作者在二十年后披露，张志新并非是第一例行刑前被割喉管的，而竟是第三十几例，这个法西斯的“创举”，在那特殊的年代被毛泽东的侄子首肯，认定是“扞卫毛泽东思想”的创造性的“新生事物”。其实，张志新在行刑前已被逼疯，她被关在只能一人坐的“小号”（一种只能坐，不能躺卧的特小牢笼），她在床上大小便，用窝窝头沾着自己的月经血吃。由大众昏聩中的清醒，到决绝的反抗然后疯掉，这好像是一种命定，从李贽到胡风到路翎，这民族史上血迹斑驳的轨迹，岂不痛乎。当一个人只是说出了她的本真的疑问和思索，却以如此惨痛作为代价。有一张张志新拉小提琴的照片，我永远不会忘记，那双美丽的眼睛，澄澈、宁静，而在她被逼疯的时候，她瞳仁该是浑浊抑是布上阴翳？那是一张怎样扭曲的脸，没有了表情，木然遮覆了一切，然而正是这种苦难，使张志新向那个被专制与盲从所败坏了的人性提出最低沉而又无容躲闪的挑战。无辜者在受难，而罪人在另一方，坦然逍遥。时至今日，没有一位在那次运动中手上沾血的人忏悔。

死者长已矣，张志新死去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国有部电影《冰山上的来客》，上面有个镜头，中尉把古兰姆救出来后，自己中了黑枪，要死了，这时古兰姆对中尉说：“记住我，我叫古兰姆。”张志新死了，她在那个时期做出了自觉的担当，选择了一种尊严。在当下，人们也许会说她的思想浅薄与贫乏，然而今日人们的思索，今日我们的权利，却是许多像张志新一样被割断喉管者争取来的。因为他们死了，所以我们活着。在历史进程中，是他们为我们这些后来者承担了痛楚与不幸。

让张志新记着我们吧，像古兰姆对中尉说的那样。刘小枫曾指出这个镜头的经典意蕴：让活着的人记住死者，对活着的人来说，仍是一种奢侈，而对无辜的死者，活着的人对生命总是亏欠的。我只有恳请无辜的死者记住我。因为他们活着，永远活着，而我是将死的。我属于他们，所以恳请他们记住我。

张志新死了，如今她的名字也许不为许多人所熟悉，但每一次我看到有小提琴演奏的时候，我都觉出那里面有一个声音在奏响，每次我都会不自主地站起来，无论是在音乐厅，还是在电视机前，想着她，我只有站着听心里才会安宁。

年年春草花发，张志新死于清明的季节里，正是人们上坟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