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说着，杨晓茵的电话响了，她拿起电话，见是个陌生的号码，边嘀咕一句：“这是谁的呢？”按下了接听键。“你好！”话筒里传来声音：

“是碧桂园茶庄的杨老板吗？”

杨晓茵回答：“是啊，您是哪位？”

“我是康伟业，伟业集团的总裁。忘了吗，我们在一起吃过饭的。”

“哦，康总，有事吗？”

“我想问一下，《发展日报》的高站长和河东的韩书记是不是在你那里喝茶？”

“在啊，你找他们，为什么不给他们打电话？”

“啊，不好意思，打扰你了，他们俩的电话都关机了。”

本来高扬和韩顺想好好陪一下曲总，便在打保龄球后就将手机都关了，要不总有电话来，打断谈兴，接与不接电话都不礼貌。可是堵住了别人的电话，居然还是没有堵住康伟业的电话。于是，韩顺接过电话：“有急事吗？”

那边康伟业就嚷了起来，话音很大，旁边的人都能听到了：“不够意思啊，韩书记，居然不接我的电话。打到家里说你和高站长出来了，打他的电话也关机，你们两个搞什么特务活动。鬼鬼祟祟的，你让高扬接电话，我有急事要和他说。”

韩顺把电话递给高扬，高扬接过电话：“康总好！”

康伟业没有像对韩顺那样放肆，但声音还是很大，也带有不满的语气：“老弟没有把大哥放在眼里呀？”

高扬忙回答：“说的是哪里话？”

“你们老总来滨江咋不安排我拜见一下啊？是不想给我们民营企业赏赐一个和大领导接触的机会呀！”

“呵呵，您老人家多大的佛没见过呀，别逗老弟了。”

“真的，高站长，是不是安排一下，让我尽一下地主之谊呀？别老让那些官场上的人来接待，也让我们表现一下嘛！”

高扬知道，跟他纠缠下去，那他就扯个没完。于是便应付道：“好的，我尽量给你挤一下。”

“那我今晚就先表示一下吧？”

“不行！你看现在都几点了？曲总已经累了，他要休息。”

“那好吧。”康伟业终于放下了电话。

高扬问韩顺：“是你告诉他的吗？”

韩顺：“别肚子疼就怨灶王爷，我现在都怕见他，还能和他勾搭连环。”

曲沐阳就问：“什么人啊，你们这么讨厌？”

高扬：“一个民营企业家。”

曲沐阳有些不解：“民营企业家对国家的发展也是有贡献的，你们可不能这样瞧不起人家呀。”

高扬忙接过话头儿：“潘主任没和你说吗？这个人怕我们把他污染的事曝光，居然采取色诱和行贿等手段，想拉我们下水，我敢和他接触吗？”

曲沐阳点点头，然后肯定地说：“是少接触为好，他是啥企业呀？

污染严重吗？”

韩顺回答：“是他下属的一个企业在我们河东一个县开的”炼厂，主要是生产铅破坏了生态环境，我们几次督促他整改，可他总是答应就是不动弹。”

高扬：“这就是韩书记亲自引进的。”

曲沐阳瞧了瞧两人，见韩顺不置可否，便沉吟一下说：“那他这样做，就一定有事，你们应该抓一下这个典型，能公开发表就公开发。不能公开就发内参，你们要有个认识，发展绝不是发财，只要经济上去了，就啥也不顾了，那恰恰是背离科学发展观要义的！”

高扬说：“曲总，我不知我说的对不对，我觉得，什么是科学发展？

遵循事物发展规律的发展才是科学发展，那种违背自然发展规律，违背社会发展规律的发展，开历史倒车的发展，绝不是科学发展。”

曲沐阳很赞赏他的下属：“对头，发展绝不仅仅是生产力的发展，而应是社会的全面发展，包括政治、思想、经济、文化的全面发展，单纯追求生产力的发展，绝不是科学发展。盲目发展造成空气污染、水污染、吃的、用的污染，会破坏生态、毁掉世界。盲目发展的优势再好，可要没有优美生态环境，其结果也可能是鲜花插在牛粪上，谁又愿意到牛粪堆上欣赏鲜花呢？在牛粪堆旁生活呢？”

韩顺说：“曲总的话真是一针见血。在我很喜欢看的一本杂志上，我居然看到这样的标题，高薪才能维持中国高发展。我不知别人如何看，反正这句话给我的第一感觉是，扯淡！该文详细列举了一些国家工资的多寡，也列举一些发展数据，并很牵强地将二者往一起拉，最后总结出，低薪可以帮助我们脱贫，高薪才能维持中国高发展的主题。

老实说，透过文章，我们知道，作者最终的目的是想给我们加薪。但这种一厢情愿的想法，恐怕最终也就只能是纸上谈兵。对这个问题，我想听听曲总是咋看的？”

曲沐阳对这个话题也饶有兴趣：“你说得很对，是啊，我们都知道，在中国，低薪的人是大多数，拿高薪的只是少部分人，大多集中在垄断行业和当官的阶层。问题是这一少部分人，是他们在维持中国的发展吗？我们敢肯定地说，非也！你也是地方主干线上的领导，你当然知道中国的腾飞和发展是靠我们千千万万的老百姓无私的奉献才取得的。‘我若拿高薪的话就为国家做贡献，爷人在没有钱的时候都这样说。可到了真实现的时候，他又会整出一大堆的理由，说社会环境如何如何，国家体制如何如何。翻开报章，打开网络或电视，来自高薪酬阶层报怨的话语真的满目充盈呵。倒是我们广大的农民，下岗职工和在各行各业生产第一线的人民群众，每每得到恩泽时，常常会表现出舍生忘死的革命斗志来，以此来回馈社会。”

韩顺：“我之所以说高薪才能维持中国高发展是扯淡的论调，是有一个很明显的例子。20世纪五六十年代，那个时代的人们连温饱还没有解决，可为啥就有冲天的干劲？而且是中国近代史上发展最迅猛的时代？毋庸置疑，这是精神在起作用。伟大领袖毛主度曾说过：‘人总是要有点精神的。爷回顾历史，我们不得不承认他老人家这话是真理。

若不是比对手多了那么点精神，从1927年他老人家带着那么点残兵，那几杆破枪上井冈山开始，中国历史何以会在他手里仅短短二十多年中，就发生那么天翻地覆的变化？我觉得，从事一项伟大的事业或实现一个宏伟的目标，都必须有一种精神作支柱，特别是处在变革年代，精神的力量尤为重要。”

曲沐阳用赞赏的眼光看着韩顺说：“你真是一位有思想的好干部。

我这个老头子的思想跟不上你们年轻人了，看来，中国有你们这些有思想、有冲劲的年青干部挑大梁真是我们民族的幸福。我觉得你说的非常对。精神生活可以满足人的欲望，精神追求好，可以让人明心智、懂事理。从古至今凡圣人、学者、才士基本上都物质生活简单，但精神生活领域却造诣很高，孟子说‘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爷。这也充分验证了心有多大世界就有多大的道理。”

韩顺有点怡然自得：“能得到曲总的夸奖，我有点惭愧。只不过是我的一点想法而已。我一直觉得发展的第一要务，是要振奋人的精神，而不是像富裕国家那样要什么高薪，薪酬要和贡献成正比，这才能让人心理平衡，才不会像现在的人嘴里嚼着肉还骂娘。人活着，必须要目标明确，志向远大，要有毅力、勇气和百折不挠的决心，以及积极乐观进取的精神，这样才能发挥巨大潜能，才能心无旁骛，也才能心情舒畅。否则，你就是给他一座金山，他也不会有啥作为的。”

高扬也说道：“我感觉你说的大多还都停留在上层建筑和精神层面。其实我倒觉得，科学发展也好，和谐社会也罢，其最终目的，还是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可现在普通的老百姓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幸福，那么舒心，我老家有个同学，他和我说，自从改革开放以后，上级民政部门拨给贫困户、五保户的补助金一般都由村里发放，此款他们居然都敢给截留了，这几年国家施行退耕还林，国家在拨付退耕还林款时按面积计算，而他们则按成活率计算，仅此一项他们就大赚了一笔。税费改革前，他们都要在三提五统上面做文章，必须多多加码，不这样做，他们吃美味珍馐的开销怎么办？”

曲沐阳很惊讶：“还有这样的事儿？”

高扬没有直接回答他，而是继续说：“我问他，你们这样做，群众不反对吗？我老同学听后神采飞扬地说，在咱村里，还真有那么几个不识时务者，整日叫嚷着‘负担过重爷，开始到县里举报，后来又到市、省，最后到北京，听镇里的领导说农业部来了交办函，后来被束之高阁了。

别说咱这里如此，其他地方也这样，告到哪里都是枉然。有一次，他们拒绝交纳三提五统，镇里组织了一个小分队，对他们来个杀鸡给猴看，叫警察将他们拘留，之后，小分队把他们的生产生活用品夺走。从那以后，很少再发生拒交的刁民了。”

曲沐阳：“太可怕了。”

高扬：“可怕的还在后边呢，他神秘兮兮地和我说，‘你知道我为什么干了二十多年吗？在农村当干部，可不是闹着玩的，必须看镇里主要领导的眼色，熟知他的喜恶，否则，休想稳坐钓鱼台！别说捞油水，就是你两袖清风也会被炒鱿鱼！现在当村干部的，哪有不贪的？贪的数目少的就是廉洁了，不然谁都争当村干部为了啥？前几年水利部门都把河道整治与打机井款拨到村里，现在不行了，一般都由水利部门来直接向施工方付款。不过，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他们就专门找自己的人参与施工，待工程竣工后到财政部门支款时，多报施工量，施工方与我们都多得一杯羹。彼此心照不宣，相安无事。”

韩顺就问：“这是发生在我们河东的吗？”

高扬不置可否：“呵呵，你以为呢？他说，村干部油水最大的就是征地补偿款。去年国家修建高速公路拨付补偿款时，他们仅向村民发放了全部补偿款数额的十五分之一，余款全部存入他们的账户。当然，要想做到安然无恙，就必须把上面的主要领导先喂好了，其他的小兵小卒干脆不理他！听他说完，我就想，三农问题的症结在什么地方？

是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法律法规在农村受到了严重的扭曲与践踏！

你想，这一个比芝麻粒还小的村官竟得到上级甚至上级的上级的保护！由此再引申到各行各业，不全是这种状况吗？这种一切向钱看的做法，还谈什么科学发展啊？”

韩顺：“农业问题是产业问题，也是生产力发展的问题。农业有生产链、产业链、交换链、循环链、生物链、效益链、安全链、人类的食物链和人与自然的平衡链。农业是一个大的循环链条，节节相连，环环相扣，只要其中一个链条断裂脱节，就会直接影响到人类的食物链和人与自然的平衡链，严重影响到国人的生活生产，成为生存发展的大问题。”

高扬有些声高：“你那是唱高调，玩虚的。什么农民富了，农村富了、有钱了，农村的基层政府、基层建设、农村的教育投资、教育收费、养老保障、公益事业、公共设施维护、城乡协调发展等问题就会迎刃而解。可你想过农民和农村怎么富吗？就像我同学说的那些事，这样的基层干部不解决，农民又咋富？”

韩顺就笑：“你急啥，连点沉稳劲儿都没有，这样咋能当好官儿？”

高扬：“所以我才不从政，不像你们一天净整那虚头八脑的事儿。

我跟你说，农民问题是收入问题、经济问题、农民问题也是产业问题。

农民是体力劳动者，但他们不同于公务员和脑力劳动者，他们没有工资，没有福利，没有劳保。只能靠自己双手去劳动，劳动一天，才有一天的报酬，不劳动什么也没有。现在农民穷，并不是农民懒，怕劳动，而是农民干什么都不好挣钱，多了砍，少了赶。农产品多了赔钱，少了挣钱，实践证明，好的产业是农民富起来的根本，产业最重要。”

韩顺：“所以我说农民要想整体富起来，必需具备三个条件：一，是产业对路。要适合我国人多，地少，环境脆弱的国情的产业。产业不对路，农民是永远富不起来的。二，没有副作用的产业，干有副作用的产业，不管多么辛勤劳动，干多长时间，规模有多大，农民要想富起来，那都将是一句空话。三，要把农民分流开。让他们都有事干了，这才是当务之急。”

曲沐阳：“农业是命脉产业，道德产业。农民是农业生产，发展的主体，是提供人类吃、住的主体，是生态、环境建设的主体。但这些年来，吃农、坑农、害农事件时有发生，农民成了最底层的弱势群体。是主体不重视主体。政府、全民要重视主体，善待农民，给农民多一些关心和给予，提高农民国民地位，给农民创造一个好的生活、生产、发展的环境。农民富了，农村富了、有钱了，农村的一系列问题就会迎刃而解。因而，我们从事宣传的人就该多从这方面入手，切实有效地帮他们做点实实在在的事。”

几个人谈论的兴趣甚高。杨晓茵插不上话，又不方便走开，无意识中就打了一个哈欠。曲沐阳见了就说：“都午夜了，休息吧。”高扬和韩顺也刹住了谈兴正浓的话题，起身告辞送曲沐阳回宾馆了。

第二天上午，曲沐阳在听取了高扬和各位记者的汇报后，针对记者站的记者们提出的几个疑问和当前一些记者站存在的一些问题，做了主题演讲。他说：

“一个优秀的记者是无冕之王，是正义和力量的象征，是希望和生命的旗帜！一个优秀的记者首先应该是政治家，他应该拥有政治家审时度势的眼光。同时，他又是文人，他拥有文人悲天悯人和心怀天下苍生的情怀。另外他也该是一位思想家，有思想家的深刻和睿智！”

“记者是什么？在敬业正直的人眼里，记者是社会的了望哨，是民众的代言人，也是国家社会机器运转的监督者。但在另一些人的脑子里，记者则成了个人升官的跳板，是为虎作伥时的羊皮，甚至是贪官们装点政绩的鼓号手，就比如你们站的王治成之类。这样的人，我们是必须要把他清理出去的。不能让一条鱼腥了一锅汤。”

“还有，记者是媒体的雇员，这是你赖以生存的第一身份，你要靠单位的薪水来养家糊口，所以，记者对于自己上司的旨意必须要心领神会。当上面的有些观点和做法，与媒体所要追求的公信力相左的时候，孰轻孰重，媒体高管们的心里自然明白，谁也不会拿自己的前程去赌什么口碑。”

“我认为，记者首先是扬声器，有责任、有义务把党和政府的声音传遍全社会，让国家的大政方针深入民心，成为富国强民的动力和指南。同时，也要把群众的意见、想法、呼声提供给政府，以便引起关注和重视，使政府能更好地从民生的角度作出决策。记者应该发挥好上传下达的作用。做到及时性、真实性、代表性；不唯官、不唯势、不唯上，实事求是地报道。一句话，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和职业道德！”

当高扬汇报说，他们把经营部门停了，现在办公经费有些吃紧时，曲沐阳说：

“作为媒体最细小、最敏感的触角，远驻外地的记者站，曾经拥有吃苦耐劳、体察最底层声音的健康、正面形象，作为派出机构，记者站在市场化、产业化背景下必然要承担经营发展的任务，就像企业的分支机构一样，记者站应该有正常的经营功能，新闻、广告、发行三位一体曾经是记者站为报社作贡献的主要源头。特别是在谋划区域化发展的今天，媒体向地市级城市扩张，重任自然落在记者站身上。”

“正因如此，记者站的违规现象便上升到违法的层面上来了。这些违规违法现象主要表现在：1借宣传之名索取好处，新闻出版总署一再明令不准搞有偿新闻，但是到了记者站这里，有偿新闻几乎就是收入的主要来源。2以批评相要挟扩大发行或胁迫企业刊登广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