蒯通

约前2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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蒯通(生卒不详)，即蒯彻。西汉纵横家(从事政治、外交活动的谋士)。汉初范阳(今保定徐水北固城镇)人。陈胜起义后，派武臣进攻赵地，蒯通说范阳令徐公归降，使武臣不战而得赵地三十余城。后来，又劝说韩信夺取齐地，背离刘邦自立。惠帝时，他为丞相曹参宾客。着有《隽永》八十篇。与人同着《战国策》。东汉班固《汉书·艺文志》纵横家有《蒯子》五篇，今已佚。

韩信曾被汉高祖刘邦封过齐王、楚王，后因怀疑他谋反，夺去王位和兵权，只让他当一个只享俸禄的淮阴侯。削王为侯之后，韩信真的有了反叛念头，不巧事泄，与他合作的钜鹿守陈被刘邦亲率兵击灭，韩信则被吕后、萧何擒获，夷灭三族。

在韩信做齐王期间，蒯通曾高瞻远瞩，审时度势，劝韩信背叛刘邦，与刘邦、项羽“三分天下，鼎足而居”。但韩信念及刘邦平日的恩德未能采纳蒯通的建议，结果不出蒯通所料，刘邦慑于韩信势力的发展，对其一削再削，最后竟置之于死地，这使韩信后悔莫及。

由于韩信的悔恨之语“信言恨不用蒯通计”，牵连了蒯通。面审蒯通时，高祖大怒，说：

“烹了他！”蒯通论争道：“秦之纲绝而维弛，山东大扰；异姓并起，英俊乌集。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于是高材疾足者先得焉。”接着，他暗暗地把自己比作“狗”，把刘邦比作“尧”，把自己献计韩信，得罪刘邦，说成是“跖之狗吠尧”。蒯通这样比喻的基本用意是用“各保其主”的道理为自己开脱罪责，措词巧妙，达到了贬己颂刘的目的，博得了刘邦的好感。凭自己的能言善辩，最终得到了刘邦的释放，自脱缧绁，自保其身。这篇辩辞选自《史记·淮阴侯列传》。

辩词精选

原文：

高祖已从豨军来，至，见信死，且喜且怜之，问：“信死亦何言？”吕后曰：“信言恨不用蒯通计。”高祖曰：“是齐辩士也。”乃诏齐捕蒯通。

蒯通至，上曰：“若教淮阴侯反乎？”

对曰：“然，臣固教之。竖子不用臣之策，故令自夷于此。如彼竖子用臣之计，陛下安得而夷之乎！”

上怒曰：“烹之！”

通曰：“嗟乎！冤哉，烹也！”

上曰：“若教韩信反，何冤？”

对曰：“秦之纲绝而维弛，山东大扰；异姓并起，英俊乌集。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于是高材疾足者先得焉。跖之狗吠尧，尧非不仁，狗因吠非其主。当是时，臣唯独知韩信，非知陛下也。且天下锐精持锋，欲为陛下所为者甚众，顾力不能耳，又可尽烹之邪？”

高帝曰：“置之。”

乃释通之罪。

译文：

汉高祖刘邦从讨伐陈豨的部队中归来，到达京城，看到韩信已被处死，心中又是高兴又是可惜，问道：“韩信临死时说了些什么没有？”吕后回答说：“韩信说恨只恨没有采用蒯通的计策。”高祖说：“蒯通这人是齐国的说客。”于是就下令齐国捉拿蒯通。

蒯通捉来了，高祖说：“是你曾教淮阴侯谋反吗？”

回答说：“是这样。我一再教他这样做，但这家伙不采纳，所以才自投死路。假若这家伙采用了我的计策，陛下怎么还能有杀掉他的机会！”

高祖大怒，说：“烹了他！”

蒯通说：“哎呀！烹死我，这实在是太冤枉了！”

高祖说：“你教韩信谋反，有什么冤枉的？”

回答说：“秦国法度败坏，政权瓦解，山东大乱；各姓势力并起，英雄豪杰聚集。秦国既然失去了帝位，那么天下势必对此争相追求，这时最先获得帝位者将是本领高强、行动迅速者。盗跖的狗对唐尧狂吠，并不能说明尧不仁，只能说明尧不是狗的主人。当那时，我只知道韩信是我的主人，而不知道陛下呀。再说整个天下意气风发，挥刀舞剑要干陛下所干的大业者甚多，只不过能力不如陛下罢了，您能全部烹死他们吗？”

高祖听完这样一番话后说：“放了他吧。”

于是，最终赦免了蒯通的罪过。

妙语佳言

秦之纲绝而维弛，山东大扰；异姓并起，英俊乌集。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于是高材疾足者先得焉。跖之狗吠尧，尧非不仁，狗因吠非其主。

论辩技巧

大胆承认，力陈曲直，是本文论辩技巧之一。“教淮阴侯反”这虽然是一个必死无疑的罪过，但当刘邦对蒯通发出核实性责问的时候，蒯通竟毫不掩饰，毫不推托，甚至还用一个“固’’字(“反复”、“坚持不懈”的意思。)渲染了自己对韩信的教唆。蒯通所以敢这样直言不讳，一是他头脑清醒，意识到事情已完全败露，再无掩饰的必要，二是他自信自己的论辩才能，可以使自己化险为夷。他把气力放在了对是非曲直的论争上，而不是放在对事实的回避上。对教唆韩信叛汉的是非曲直，蒯通是这这样论争的：“秦之纲绝而维弛，山东大扰；异姓并起，英俊乌集。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于是高材疾足者先得焉。”这是对当时天下形势的生动而又深刻的描绘分析，他告诉刘邦，在“秦鹿”面前，“英俊”们具有“共逐”的权利，至于鹿死谁手，须看谁的材高足疾；而韩信也是天下豪俊，因此他的反汉自立就具有一定的合理性。蒯通这样论争，虽然不能完全把“曲”说成“直”，但总是减轻了许多罪过。

身在檐下，适当低头，是本文论辩技巧之二。蒯通开始回答刘邦的诘责时，态度是十分强硬的，表现了他论辩艺术中的“刚”。但当刘邦下令“烹之！”时，他“刚”中又透出了“柔”，显示了他的机智灵活。他暗暗地把自己比作“狗”，把刘邦比作“尧”，把自己献计韩信，得罪刘邦，说成是“跖之狗吠尧”。蒯通这样比喻的基本用意是用“各保其主”的道理为自己开脱罪责，但由于措词巧妙，同时达到了贬己颂刘的目的，博得了刘邦的好感。

晓喻形势，分散怒火，是本文的论辩技巧之三。“法不责众”。蒯通深明这一点。因此他用这样的话刺激刘邦：“且天下锐精持锋欲为陛下所为者甚众，顾力不能耳，又可尽烹之邪？”意思是整个天下同你刘邦怀有同样奋斗目标的人多着呢，绝不是仅有韩信和蒯通，你烹得完吗？这种刺激，从心理角度说，是对刘邦注意力的分散，是对其一腔怒火的分散，因此终于使刘邦将“烹之”换成了“置之”，即放了蒯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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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信攻下齐地之后，其军事实力达到顶峰。

蒯通“知天下权在韩信，欲为奇策而感动之”。他首先声称会为人看相，以引起韩信的兴趣。韩信果然很感兴趣，问：“先生相人何如？”蒯通道：“贵贱在于骨法，忧喜在于容色，成败在于决断，以此参之，万不失一。”韩信于是要求蒯通为自己看相，蒯通神秘兮兮地让韩信摒退左右，然后说：“相君之面，不过封侯，又危不安。相君之背，贵乃不可言。”韩信不明白，问：“何谓也？”蒯通道：“天下初发难也，俊雄豪杰建号壹呼，天下之士云合雾集，鱼鳞杂沓，熛至风起。当此之时，忧在亡秦而已。今楚汉分争，使天下无罪之人肝胆涂地，父子暴骸骨于中野，不可胜数。楚人起彭城，转斗逐北，至于荥阳，乘利席卷，威震天下。然兵困于京、索之间，迫西山而不能进者，三年于此矣。汉王将数十万之众，距巩洛，阻山河之险，一日数战，无尺寸之功，折北不救，败荥阳，伤成皋，遂走宛、叶之间，此所谓智勇俱困者也。夫锐气挫于险塞，而粮食竭于内府，百姓疲极怨望，容容无所倚。以臣料之，其势非天下之贤圣固不能息天下之祸。当今两主之命悬于足下，足下为汉则汉胜，与楚则楚胜。臣愿披腹心，输肝胆，效愚计，恐足下不能用也。诚能听臣之计，莫若两利而俱存之，三分天下，鼎足而居，其势莫敢先动。夫以足下之贤圣，有甲兵之众，据强齐，从燕、赵，出空虚之地而制其后，因民之欲，西向为民请命，则天下风走而响应矣，孰敢不听？

割大弱强，以立诸侯，诸侯已定，天下服听而归德于齐。案齐之故，有胶、泗之地，怀诸侯以德，深拱揖让，则天下之君王相率朝于齐矣。盖闻天与弗取，反受其咎；时至不行，反受其殃。愿足下闻之。”韩信以汉王对他有知遇之恩、为人不能恩将仇报为由予以拒绝。

他说：“汉王遇我甚厚，载我以其车，衣我以其衣，食我以其食。吾闻之，乘人之车者载人之患，衣人之衣者怀人之忧，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吾岂可以向利背义乎？”

蒯通进一步用张耳、陈余由“刎颈之交”到成为不共戴天的仇敌之事以及越国功臣文种、范蠡的不同结局来劝导韩信：“足下自以为善汉王，欲建万世之业，臣窃以为误矣。始常山王（指张耳）、成安君（指陈余）为布衣时，相与为刎颈之交，后争张厌、陈泽之事，二人相怨，常山王背项王，奉项婴头而窜逃，归于汉王。汉王借兵而东下，杀成安君于汦水之南，头足异处，卒为天下笑。此二人相与，天下之至欢也。然而卒相擒者，何也？患生于多欲而人心难测也。今足下欲行忠信以交于汉王，必不能固于二君之相与也，而事多大于张厌、陈泽。故臣以为足下必汉王之不危己，亦误矣！大夫种、范蠡存亡越，霸勾践，立功成名而身死亡。野兽已尽而猎狗烹。夫以交友言之，则不如张耳之与成安君者也；以忠信言之，则不过大夫种、范蠡之于勾践也。此二人者，足以观矣。愿足下深虑之。且臣闻：‘勇略震主者身危，而功盖天下者不赏。臣请言大王功略：足下涉西河，虏魏王，擒夏说，引兵下井陉，诛成安君，徇赵、胁燕、定齐，南摧楚人之兵二十万，东杀龙且，西向以报，此所谓功无二于天下，而略不世出者也。今足下戴震主之威，挟不赏之功，归楚，楚人不信；归汉，汉人震恐。足下欲持是安是乎？夫势在人臣之位而有震主之威，名高天下，窃为足下危之。”

蒯通这一番洋洋大论，颇说到了点子上，尤其是说韩信功高震主数语，颇令韩信有些犹豫。于是韩信说：“先生不要说了，让我再考虑一下。”

过了几天，蒯通见韩信没有背汉自立的意思，又去劝说韩信：“夫听者事之候也，计者事之机也。听过计失而能久安者，鲜矣。听不失一二者，不可乱以言；计不失本末者，不可纷以辞。夫随厮养之役者，失万乘之权；守担石之禄者，阙卿相之位。故知者决之断也，疑者事之害也，审毫厘之小计，遗天下之大数，智诚知之，决弗敢行者，百事之驽马之安步；孟贲之狐疑，不如庸夫之必至也。虽有舜、禹之智，吟而不言，不如喑聋之指麾也。此言贵能行之。夫功者难成而易败，时者难得而易失也。时乎时，不再来，愿足下详察之。”韩信虽然有所心动，但考虑到刘邦对自己的知遇之恩，还是断然拒绝了蒯通的建议。蒯通见计不能行，深知他劝韩信谋反之事如若泄露，必死无疑，乃悄悄逃走，佯装疯狂以图避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