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将许司令收藏的日本旗定为他投敌叛国的罪证？”

“我们去俱乐部的路上，陈志文带着一伙人闯进许司令的家里。

一进门，成秘书就直奔书房，打开保险柜，哗啦哗啦地乱翻东西，没有找到他们要找的东西，又乱翻许司令的写字台、书柜，还是一无所获，就冲进邹靖华大姐的卧室，将仕女像砸碎了，说是砸‘四旧’。”

“成滔他们要找什么？”

“‘二月兵变’的黑名单。”

“你们听李作鹏的煽动，硬说贺龙将军搞‘二月兵变’，许光达是参谋长……”

“成滔找不到所谓黑名单，命令其他人继续搜查，家里被翻得乱七八糟，最后翻出一面日本旗，红卫兵如获至宝，说这就是许光达叛国投敌的罪证。”

“你带人把许司令带去办公室干嘛？”

“因为有许多红卫兵跟着，我私自做主把许司令带到俱乐部。”

“带到俱乐部里批斗？”

“我能抽根烟吗？”

一个负责记录的军人取出一根烟，给耿争旗点燃。耿争旗猛抽了一口烟，思绪随着淡蓝色的烟雾回到12年前那个异常寒冷的冬天。

耿争旗将许光达带到俱乐部后，发现俱乐部已经坐满了人，有装甲兵系统所属大专院校的红卫兵代表，有三总部的军人群众代表，军委装甲兵机关也来了不少人。

一排红卫兵坐在主席台上，每个人手里都拿着一本红宝书。一个耿争旗不认识的红卫兵头目挥动着手里的红宝书嚷道：“许光达，回答我的问题！”

“什么问题？”许光达莫名其妙。

“第一，你要老实交代‘二月兵变’的阴谋、篡夺总参谋长的罪行；第二，你鼓吹‘没有技术就没有装甲兵’，是反对突出政治的具体表现，是资产阶级的军事观点；第三，听说你有3个老婆，除了北京一个，老家还有两个，你这是重婚罪……”

许光达用深邃的眼光扫视了一眼会场，平静地说：“你们说的‘二月兵变’我不清楚。谁都知道搞‘兵变’是要掉脑袋的，我跟贺龙搞兵变，把脑袋拴在裤腰带上抢个参谋长当，而我现在就是国防部副部长、大将，这个买卖太不划算，亏本的买卖我不干……”

许光达没有正面回答问题，而是用形象的比较有力地反驳了红卫兵的3个观点。

就这样，我军的第一任装甲兵司令就这样不明不白地被关押起来了。

演习结束后，坦克b团的所有坦克、装甲车、牵引车、汽车要采取铁路输送和摩托化行军的混合方式返回红柳沟。然而，阎铁民带着编制好的铁路输送计划，同司令部的股长、参谋、三连连长耿强等人，到驻地火车站去联系军列。去了多次，站长都以车皮紧张为由，需要等机会打发他们离开。

各类坦克、装甲车、牵引车以及汽车已经在连绵的秋雨中等待了两个星期，车皮的事情却连影子都没有。

阎铁民又一次带人冒雨来到车站。在站长办公室交涉了半天，仍然没有结果。耿强沮丧地走出站长办公室，想起被隔离审查的父亲和滞留在车站的装备长吁短叹。

“耿排长——”一个女乘务员看见耿强惊讶地问：“你怎么到焉支山车站来了？”

“你是？”耿强疑惑地问。

“你不认识我了？”悲喜交加的女乘务员一把抓下硬壳帽子，雨中扬起一头秀发说：“我是方红梅……”

“小方！”耿强的眼前浮现出很久以前扎着两个短麻花辫的女民兵形象来，“你什么时间到车站来工作了？”

“我到野狼谷去找你，放羊人说你们搬到红柳沟了，我到红柳沟找你，你不是到外地出差，就是参加坦克乘员集训，接到公社保送去铁路学校上学的通知后，我又去红柳沟找你，工兵连的人说你到南方某坦克指挥学院学习去了，需要两年时间，我毕业后就分到这焉支山火车站当乘务员。”

“怎么没人告诉我这些？”

“我们傻站在雨中干啥？走，到我办公室去。”方红梅见到了久别的同志，显得非常激动。

“不行！我要在这里等参谋长他们。”

“参谋长？就是那个外号‘枪神’的高参谋长？”

“不是。‘枪神’已经是我们坦克b团的团长了，现在的参谋长是原坦克三营营长阎铁民。”

“高参谋长抱着炸药包冲向坦克的形象一直印在我的脑海里，我还说最近抽时间回去一趟，到红柳沟去看望你们，没想到却在车站遇见了你。”

看见阎铁民垂头丧气地从站长办公室出来，耿强迎上去问：“参谋长，计划还没有落实？”

“站长说还要等。”阎铁民长叹道。

“还要等？我们已经等了两个星期了，后勤供给已经断线，再等下去大家喝西北风呀？”

“没有车皮我有什么办法？每次去，我都向站长详细报告有多少坦克，多少装甲车，多少高射炮，多少汽车，需要多少平板车，一节平板车只能拉一个坦克，报告来报告去，站长就是两句话，没有车皮，需要等！”

方红梅看见两人在雨中大声争辩，走过来问：“耿排长，你们找站长什么事情？”

耿强将方红梅介绍给阎铁民。阎铁民将坦克b团参加联合军事演习需要铁路长途输送回驻地没有车皮的经过细说了一遍。

“走，别站在雨中，先到我宿舍喝口热水。”

方红梅将几个军人领到自己单身宿舍，每人倒了杯热茶，取出糖果盘子，剥了糖果给他们吃。

“那个站长什么玩意？我们去了几次，连杯水都不倒！”何耀光发牢骚道。

“你们把铁路输送计划给我，我去找站长谈谈。”方红梅大方地说。

“小方，那太谢谢你了。”阎铁民将正在申报的铁路输送计划递给方红梅。

“你们喝水，我去去就来。”

方红梅出去没多久，就垂头丧气地回来了。

“站长没答应？”耿强关心地问。

“他说我狗拿耗子多管闲事……”方红梅委屈地说。

“这个狗站长真拿鸡毛当令箭了！”阎铁民气愤地说。

“参谋长，不过，我听人说，要想弄到车皮就要给站长暗地里送些烟酒他才给你批计划。”方红梅压低声音道。

“怪不得这家伙老说计划你们先拿着，等我向上级请示，研究研究再说，他原来等我们去给他送烟酒呀？”耿强恍然大悟。

方红梅解释道：“都是国营棉纺厂那些收购棉花的采购把风气搞坏了，为了得到车皮尽快将收购的棉花运送回去，他们就争先恐后地给站长送礼，原来只是请他喝酒吃饭，后来就发展到给他送名贵烟酒了。”

“我们回去请示团长再定吧。”

一行人冒雨坐上吉普返回驻扎地。

“什么？”高战元一听就火了，“给他送烟酒，给他送个鸟毛！一个小小火车站长，都敢这样用权力吃拿卡要，妈拉个巴子，他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

“车站里的乘务员就是这样说的。”阎铁民拿着铁路输送计划低声说。

“小方姑娘真是这样说的？”高战元将目光投向耿强，“现在为国家的利益也要请客送礼？”耿强点头道：“团长，我们在部队消息闭塞，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地方上一切都向‘钱’看了！”

“向钱看？”高战元冷笑道，“战争中流血牺牲的时候，咋不叫战士向钱看？咋不说消灭一个敌人给多少钱？”

“团长，社会变了，我们必须适应这个大社会环境，老脑筋办不成事情。”

“给我！”高战元一把从阎铁民手里抢过铁路运输计划，暴跳如雷地吼道，“我们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我们不是来参加国民党的军事演习，他们铁路部门有责任、有义务给我们联系车皮，输送坦克装甲车回去，我们没钱送烟酒，有钱也不送！我就不信这个邪，一个小小的火车站长能把天翻了？”

翌日，高战元带着阎铁民、耿强等人来到站长办公室。喝得醉醺醺的火车站长见他们两手空空没带烟酒之类的礼物，打着官腔，爱理不理地说车皮紧张，最近要输送棉花、木材等堆积物品，需要再等一等。

“再等多长时间？”高战元强压着心头的怒火问。

“说不准，或者十天半月，或者两个月，这要看上级有没有车皮计划……”

“你放你娘的狗屁！”高战元将铁路输送计划啪地摔在桌子上，“输送棉花、木材就有车皮，输送部队坦克就没有车皮？”

“你是团长，怎么出口伤人？”

“出口伤人？”高战元指着站长的鼻子厉声道，“你到山谷里看看去，我们的干部战士，我们的坦克装甲车在风雨中淋了两个星期，骂你是轻的！”

“坦克装甲车在山里淋雨关我球事？”喝醉酒的站长见高战元态度不好回敬道。

高战元掂起椅子呼地砸了过去。

站长低头一躲，椅子砸在对面墙上弹了回来。酒醉状态的火车站长大叫道：“你简直是个军阀！来人，把铁路公安给我叫过来！”喊了半天，没人动弹：“你们他妈都聋了？！”

“妈拉个巴子！”高战元拔出手枪朝桌子上啪地用力一拍，“耽误了部队行军，我毙了你这个王八羔子！”

小小的火车站长哪里见过这等阵势，两腿一软，“哧溜”一声溜到桌子底下去了。

年龄稍大的副站长连忙出来打圆场，说保证3天之内将车皮计划到位，不耽误部队铁路输送。高战元将手枪插回枪盒里，丢下铁路输送计划扬长而去。

人都走了大半天了，火车站长吓得不敢从桌子底下钻出来。车站两个工作人员把他从桌子底下架起来时，发现平常不可一世的站长竟然尿裤子了。

3天后，坦克b团按照铁路输送计划装车返回红柳沟。

“你说的这些都是真的？”戴眼镜的军人盯着坦克b团政治处主任余化龙的眼睛严肃地问，“耿争旗真的一边打许司令的耳光，一边骂他是中国的‘贝利亚’？”

“我当年就是专案小组成员，我在窗外听得清清楚楚！”

“揪斗、殴打许光达司令都是耿争旗下的命令？”

“耿争旗当时是装甲兵机关军训部副部长，是专案组级别最高的军人，他不让揪斗谁敢揪斗？他不让打骂谁敢打骂？就连那些气势汹汹的红卫兵头目都怕他三分！”

“你有人证吗？”

“有！”

“谁？”

“现任坦克c团团长任大魁和我在一个专案小组，有些情况你们可以找他调查。”

“你在文革期间有没有过对许司令进行过人身攻击？”

“我以共产党员的党性修养保证，别说是人身攻击，我连一句粗话都没说过。”

“我们会调查的。”

“金子不怕火焰，你们随意到部队去调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