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笑的是，当刘备在成都称帝的时候，也有人跑来汇报说，曾经在武阳的赤水看见过一条黄龙，待了九天才走。且不说这是曹魏玩剩下的桥段，单从颜色来说也跟汉德不合。不过很多蜀汉文人都引经据典地解释，说《孝经援神契》曾有言：“德在深渊则黄龙见，龙者，君之象也。”加上《易经》里又说“飞龙在天”，所以老大您当皇帝是完全符合天意的。就这么着，他们轻轻跳开那混蛋的“黄”字，避实就虚单说可爱的“龙”字，打着降龙十八掌就给蒙混过去了。

魏文帝以汉延康元年十一月受禅，给事中博士苏林、董巴上表曰：“魏之氏族，出自颛顼，与舜同祖。舜以土德承尧之火，今魏亦以土德承汉之火。于行运合于尧舜授受之次。遂改延康元年为黄初元年。议改正朔、易服色、殊徽号、承土行，十二月幸洛阳，以夏数得天，故即用夏正，而服色尚黄。又诏以汉火行也，火忌水，故“洛”去“水”而加“隹”；魏于行次为土，土，水之壮也，水得土而乃流，土得水而柔，故除“隹”加“水”，变“雒”为“洛”。

明帝景初元年春正月壬辰，山庄县言黄龙见于是。有司奏，以为魏得地统，宜以建丑之月为正。三月，定历改年，为孟夏四月。初，文皇帝即位，以受禅于汉，因循汉正朔弗改。帝在东宫着论，以为五帝三皇礼不相袭，正朔自宜改变，以明受命之运，及即位，优游者久之。史官复着言宜改，乃诏三公、特进、九卿、中郎将、大夫、博士、议郎、千石、六百石博议。议者或不同。帝据古典，甲子诏曰：夫太极运三辰，五星于上，元气转三统，五行于下，登降周旋，终则又始，故仲尼作《春秋》，三微之月，每月称王，以明三正，迭相为首。今推三统之次，魏得地统，当以建丑之月为正月。考之《洪范》，厥义章矣。其改青龙五年三月为景初元年四月，服色尚黄，牺牲用白，戎事乘黑首白马，建太赤之旗，朝会建太白之旗，改太和历曰景初历。其春夏秋冬，孟仲季月，虽与正岁不同，至于郊祀、迎气、礿祀、蒸尝、巡狩、搜田，分至启闭，班宣时令，中气早晚，敬授民事，皆以正岁斗建为历数之序。初，高堂隆以为改正朔、易服色、殊徽号、异器械，自古帝王所以神明其政，变民耳目。故三春称王，明三统也。于是敷演旧章，奏而改焉。帝从其议，改青龙五年春三月为景初元年孟夏四月，服色尚黄，牺牲用白，从地正也。

——《册府元龟·帝王部·运历》节选

庚子岁，青盖入洛阳

三分鼎足，蜀汉不玩新花样，至于东吴，开国皇帝孙权更没什么创意，完全照搬了曹魏的剧本儿。公元222年，他还当着吴王呢，就先不搭理“正统”王朝了——刘备刚来打过他，曹丕事后想趁火打劫，全都铩羽而归——直接改年号，定为“黄武”，带了个“黄”字，同时还宣扬在鄱阳发现了一条黄龙。

我在这里提到“正统”，这个词儿据说来源于儒家经典的《春秋》，意思是以宗周为“正”，合天下为一“统”。这个词汇跟五德循环逐渐地也扯上了密切的联系，因为不管是按照邹家旧学派，还是刘家新学派，都认为只有正统王朝才能论德，不正统的（后世遂有“偏统”“窃统”之类说法）就没有资格。那么三国鼎立，谁是正统呢？后来有人说曹魏是正统，也有人说蜀汉是正统，总之，这个帽子从来就没戴到过东吴头上。

当然啦，那都是后来的历史学家个人的观点，而在当时，孙权认为自己就是正统，孙家班的人们也必须得认定自己的正统——难道你们两家都正统，就我是偏的，那这大旗还怎么扛啊！

孙权还称着吴王的时候，照理说不管怎么论，正统都排不到他头上，他自己也不大好意思觍着脸自封，一直等到黄武七年（公元228年）年底，这位老兄坐不住了，终于正式称帝。于是乎，立刻就有人声称在夏口又见着一条黄龙——也不知道那时候是满天飞黄龙呢，还是同一条黄龙全天下到处溜达——因此，这一年就是“黄龙”元年。孙权连年号都懒得想了，直接这么黄来黄去的，不用问了，东吴当然跟曹魏一样，也是土德啦。你瞧这多简单啊，彻底拿来主义，可以完全照抄别人的理论，你曹丕受了禅让是“火生土”，我待在江东自己当皇帝，照样“火生土”，究竟谁“土”得对呢？放马过来，咱先打过再说。

不得不承认，老孙家对于祥瑞的执着精神是非常值得赞叹的，孙权几次改年号，全都有天晓得怎么就冒出来的祥瑞、祥物支撑着。比方说公元231年，会稽郡汇报说境内出现了“嘉禾”——所谓嘉禾，就是生长得很茁壮或者很“诡异”的禾苗，古人认为是丰收的吉兆——于是次年就改元“嘉禾”。公元239年八月，武昌又上奏说发现了麒麟，相关部门建议碰上这种祥瑞就应该改年号。孙权表示：“不久前，有大群红色的乌鸦汇集在殿前，是朕亲眼所见，倘若神灵认为该降吉兆，那么朕以为年号应该改为‘赤乌’。”群臣立刻大拍马屁：“当年周武王讨伐商纣，就出现过红色乌鸦的吉兆，君臣们全都见着了，于是夺取了天下。陛下您真是圣明啊！”于是当年就改元“赤乌”。

明明自称土德，这回又玩起“赤乌”来了，土不该是黄色的吗？赤可是火的颜色，对不上怎么办？孙权倒不坚持，下诏说既然上天给了预兆，咱不如改德吧。那么改成火德吗？不行，汉朝就是火德，哪有继承汉朝的吴朝继续属火德的道理？那不是和当初刘邦犯一样的毛病嘛。好在刘歆早就有预案在那儿摆着——周武王也见过赤乌，按照邹老教授的理论，周就是火德，可是按照刘歆的新理论，周却是木德——孙权一琢磨，木在东方，我大吴也在东方，而且木克土，证明我迟早要灭掉土德的曹魏，嗯，很靠谱，也很解气，就这么定了。

所以曹魏是土德，蜀汉是火德，一直不变，孙吴却一家占了两个德。

说是三分天下，但曹魏的疆域要比孙、刘两家加起来都辽阔（包括西域长史府），基本上可以说天下六分，曹魏占三分，孙吴占两分，蜀汉占一分。可要是论起种种并不靠谱的祥瑞、祥物和谶纬来，曹魏和蜀汉加在一起，拍马都追不上孙吴。为什么呢？其实也很简单，因为曹魏从曹叡以后，很快就司马家权臣当政，他们要搞也是搞对司马家有利的花样，而不会去照应曹家；蜀汉呢？刘备死后是诸葛亮执政，然后是诸葛亮的弟子蒋琬、费祎等人，里“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但历史上的诸葛亮并不喜欢搞迷信，当然更不会妖法，他的弟子们除了费祎略微有点儿不靠谱外，也基本上没玩过什么花活儿。

费祎怎么不靠谱呢？原来他当大将军的时候，为了准备北伐，长年待在汉中，难得回一趟成都，偶尔回来一趟，却听一个算命的说什么“成都没有大将军的位置”，于是掉头又回去了——最终他就遭人刺杀，死在了汉中。我怀疑那算命的其实是想说：“成都没有大将军起坟的位置”

拉回来再说东吴，东吴除了个孙亮外，包括孙权、孙休和孙皓，那都是把着实权的，他们当然会想尽办法利用迷信活动给自己脸上涂光抹彩。再说了，曹魏接受了汉帝的禅让，蜀汉自称继承了炎汉的事业，都有拿得出手的正统理由，只有孙吴政权多少有点儿名不正、言不顺，要不搞点儿花样来凝聚一下人心，恐怕队伍就不好带了。

所以孙家搞迷信，从孙权开始，一直搞到末代君主孙皓，而这位孙皓玩花活儿比孙权更奔放，奔放到让后人读起相关事迹来，真不知道是该笑还是该哭。咱们前面说了，孙权经常一撞见祥瑞就要改年号，孙皓也是一样，他继位的第二年就有传言说蒋陵这地方天降甘露，于是改年号为“甘露”。

这时候，突然有一个没留下名字的“望气者”跳了出来，跟孙皓说：“我最近观瞧天上，不大对呀，为什么荆州地界冒出了重重的‘王气’来，压过了扬州呢？”孙皓一琢磨，现在的首都在建业，属于扬州，扬州的王气竟然被荆州给压倒了，那还了得？于是立刻下诏，迁都武昌（属于荆州）。他同时派人挖掘那些地处荆州，且和山脉相连的各大臣、名门的坟墓，以免那所谓的“王气”落到这些家族头上。

说来也巧，孙皓前脚才离开扬州，永安郡就起了叛乱，山贼施但劫持了孙皓的兄弟孙谦，一直杀到建业边上。孙皓闻讯，急忙从荆州派兵前去镇压，然后他恍然大悟：“这不就是荆州的王气压倒了扬州吗？”于是派了好几百人，吹吹打打地进入建业，就在城里把施但的妻子儿女都给砍了头，还宣布说：“天子派荆州兵来破扬州贼！”以为这么一来，那“望气者”的预言就应验了，以后就太平无事了。

既然太平无事，孙皓也就可以回来了。甘露二年（公元266年），武昌挖出了一口宝鼎，于是改元“宝鼎”，随即回都建业。宝鼎后面的年号是建衡，建衡三年（公元271年），因为据说有大群凤凰（真的不是野鸡吗）聚集在皇家花园里，于是次年就改元“凤凰”。凤凰三年（公元274年），吴郡上报，说是挖到了一块方方正正的银子，长一尺，宽三分，上面刻有年月日，于是次年就改元“天册”。

天册二年（公元276年）七月，吴郡（怎么又是吴郡）上奏，说郡内的临平湖在东汉末年堵住，如今已经挖通了，当地老人曾说过：“此湖塞，天下乱；此湖开，天下平。”并且还在湖边挖到了一个石头盒子，里面有块青白色的小石头，长四寸，宽两寸，上面刻有皇帝字样。于是当月就改元“天玺”。

天玺元年（公元276年）八月，鄱阳郡上奏，说在历阳山发现由石头的天然纹路组成的文字，瞧着像是：“楚九州渚，吴九州都，扬州士，作天子，四世治，太平始。”孙皓一琢磨，楚就是荆州，是我治下土地，吴就是扬州，我的都城在这里，老爷我生在扬州，当然是“扬州士”啦，从大帝孙权、会稽王孙亮、景帝孙休到老爷我，正好四代，看起来这是上天的预兆，表明我这一代将要统一天下，做真真正正的天子啦！再加上吴兴郡也报告说在阳羡山发现长十多丈的一块空心大石头，名为石室，是空前的祥瑞，于是孙皓就打算封禅阳羡山（古来天子都封禅泰山，他倒真能别出心裁，不过也没办法，泰山那是西晋的地盘儿，不归他管），计划明年改元“天纪”。

咱们还是那句话——“上有所好，下必效焉”。正因为皇帝信祥瑞，所以下面的官僚也就紧着给献祥物，反正那些东西都不难伪造，那时候也没有碳14之类的技术来给鉴定。然而最倒霉的是，孙皓这家伙不仅仅是利用迷信来给自己脸上增光而已，他还真的信了。比方说，他在宫里养了一大群巫师，其中有一个就空口白话地预言说：“庚子岁，青盖当入洛阳。”孙皓听了是大喜啊，这不正说明我要领兵杀进洛阳城，取得天下了吗？

巫师说这话的时候是哪一年？乃是建衡三年（公元271年），根据天干地支纪年法，是辛卯年，距离着庚子年还有九年。九年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孙皓心说我这就该准备动兵啦，谁都不能保证一场战役就能灭了晋朝、打破洛阳城不是吗？要是万一慢了一步，九年以后没能成功，要再等六十年才是下一轮庚子年，我早挂啦，这真命天子之位只能留给儿孙来当，那多郁闷！

孙皓可压根儿没想自己的实力如何，有没有可能打败晋军，先别说杀进洛阳城了，能不能在中原站住脚跟都成问题。于是他大起三军北伐，结果跑半道儿上才发现天气冷了，忘了给士兵准备冬衣，结果大批吴兵冻死、冻伤，还有的干脆倒戈一击，降了晋了。这样子还打什么仗啊？孙皓被迫灰溜溜地返回了建业。

打那以后，估摸着他干脆就把这预言给忘了，要么真打算再等六十年，把好机会让给儿孙。可你还别说，那巫师顺口一胡诌，倒真给说准了——要不然这则预言也不会被堂而皇之地记载在史书上，流传到今天。建衡三年之后的第九年，正是“庚子岁”，按公历是公元280年，那一年西晋派发六路大军，汹涌南下，很快就杀到建业城下，孙皓没有办法，只好脱光膀子，让手下人把自己反绑起来，又抬上了棺材，打开城门去投降。随即受降的晋将王濬就把他装上马车，给押送到洛阳去了。

庚子岁，孙皓的“青盖”果然入了洛阳，只是他的身份不是征服者，而是阶下囚。

白坑破

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终于到了三分归晋的时候，那么司马家又该是什么德呢？

按照刘歆的新五德理论，魏是土德，接受曹魏禅让的司马晋就应该是金德，尚白色，因为土生金嘛。然而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就在晋武帝泰始二年（公元266年）的时候，一群老头子官僚上书，说咱大晋是受了魏禅，应该学舜帝接受尧帝禅让的传统，继承前代的土德和黄马甲。请注意，按照旧的“五德终始说”，尧舜算一朝，都是土德，可是按照刘歆新五德学说，唐尧是火德，虞舜则是土德，根本没有继承——这分明是旧学派对新学派的反攻倒算嘛。

看起来司马炎对于德性的说法不是很在意，咱只要有德就行，是什么德关系不大，既然老先生们都这么说了，那就这么定吧。可谁想如此一来却掀起了轩然大波，新学派的闲人们纷纷上书驳斥，尤其以写过《魏氏春秋》《魏氏春秋异同》和《晋阳秋》的大史学家孙盛态度最激烈，孙盛直接扛出“天道”来说事儿，说你们这么搞是有违天道啊，咱们大晋代魏而兴，就应该是金德代了土德。大帽子一扣，老先生们只好认，司马炎也就“从善若流”，从此大家伙儿都穿白衣服——倒是比做黄马甲省工。

德性之说一旦兴起，自然就会有“哈德”的人献祥瑞之类的来配合论点，这一次也不例外。据说魏明帝时期有人在张掖的删丹县金山柳谷里面发现了一块大白石头，上面写着：“上上三天王述大会讨大曹金但取之金立中大金马一匹中正大吉关寿此马甲寅述水。”一共三十五个大字，字是都认得，但要有人能够读通才叫见了鬼了。魏明帝也读不通，但他横看竖看，一眼发现了“讨大曹”三个字，心里极不痛快，干脆派人把那讨厌的“讨”字里的一点敲掉，变成个“计”字。等到司马炎受了曹魏的禅让以后，一个叫程猗的人提起这茬儿，跟司马炎说：“这石头上有个‘大’字，乃是极为兴盛的意思；有个‘金’字，正是我晋朝的德性；还有个‘中’字，意思就是正赶上交会的时机；还有个‘吉’字，当然就是吉利的意思。这石头分明就是暗示陛下您开创大晋王朝乃是顺应天意，上上大吉呀！”

好嘛，他倒省事儿，也不通读也不通解，光拣了四个吉祥字儿来说，剩下那三十一个字就装没看见。

细心的朋友也许要问了，这个金德跟“事实”有矛盾啊。蜀汉是火德，火非但不生金，反而是克金的，怎么会是三国归晋，而不是晋归了蜀汉呢？这个嘛，好解释，因为伐蜀的不是晋，而是魏。虽然那时候司马氏早就把持了朝政，但名义上还是曹魏的天下，皇帝还是曹奂，所以灭蜀从五德来看，恰好是“火生土”；而到了伐吴的时候，曹魏土德已败，司马氏已经得了天下，承了金德，“金克木”，所以晋军伐起东吴来也就无往而不利了。五德之说确实是虚妄，但你只要用心，总能够找到理由——咱虽然不是大儒，照样能给说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