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7年7月12日，我的故乡（丹弗姆林）授予我荣誉市民的称号，这是我获得的第一个荣誉称号。我乐坏了，自从瓦尔特·司各特爵士当上议员后，在我之前，只有两个人获得过这一荣誉。我的父母曾见过瓦尔特·司各特爵士，他当时在给丹弗姆林大教堂画素描，他们常给我描述他的样子。作为答谢，我要作一次演讲，对此我十分重视。我告诉我的舅舅贝利·莫里斯我想讲的内容，而且都是我想说的真心话。我舅舅是一个演讲家，他对我说了一句充满智慧的话：

“就这么说，安德鲁，只要把你的真心感受说出来就行了。”

我心神领会这一公开演讲的经验之谈。我想给所有年轻的演说家一则建议，当你站在观众面前时，必须明白他们只是普通人。演讲时，就像你在日常交流中和他人交谈一样。如果你不是要刻意伪装自己，就没什么可尴尬的，就当作是你在办公室和同事谈话——没什么大不了的。如果你试着成为其他人，那你会感到不自在，只需要做你自己，勇往直前。英格索尔上校是我知道的最有感染力的演说家，有一次，我问他演讲的秘诀。“一定要避免滔滔不绝，”

他说，“还有一点要记住：做你自己。”

1881年7月27日，我在丹弗姆林又作了一次演讲，我的母亲为我捐赠的第一座图书馆奠基。曾经有五个织布工人把自己的书捐出来，成立了镇上最早的图书馆，我的父亲就是其中之一。丹弗姆林把这座图书馆命名为“卡内基图书馆”。建筑师问我要“盾形徽章”，我告诉他我没有，但是建议他在门上刻一幅冉冉上升的太阳，再加上一句格言，“让阳光普照”，他采纳了我的建议。

我们组织了一个车队去丹弗姆林。1867年，当我和乔治·劳德、哈里·

菲普斯一同穿越英格兰的时候，我就有个想法，要和我最好的朋友们组成一个车队，从布莱顿一直游历到因弗尼斯。终于到了期待已久的旅行时间，1881年春天，我们一行十一人，从纽约出发，开始享受我一生最开心的旅行。给自己放个假，从繁忙的商务中摆脱出来，让我保持住年轻和快乐的心情，这胜过世界上所有的良药。

在这次马车旅行中，我只是每天在我临出发前买的两便士一本的存款簿上草草地记上几笔。因为已经出版了《环游世界》这本书，我打算写点文章，向杂志投稿，或者仅仅只是为陪我出游的朋友们写点东西。在一个寒冷的冬天，我觉得没有必要去三英里外的纽约办公室。如何打发这段空余时间成了个问题。突然我想起了这次马车旅行，就决定先写一点，看看有没有灵感。结果文思泉涌，那一天我就写了三四千字。于是，每次有暴风雨，我不去办公室时，我就待在家，开心地继续写作。我刚好用了二十天写完了一本书。我把书稿交给斯克里布纳出版社，请他们帮我印几百本，用于私人间的流通。这本书像《环游世界》一样，也给我的朋友们带来不少乐趣。一天，钱普林先生告诉我，斯克里布纳先生已经读过这本书，很想要通过自己的出版社公开发行这本书，并支付一定的版税。

一个有着虚荣心的作者，很容易被别人的几句恭维话打动，我就此同意了。（1912年按，直到现在，每年我都能收到一笔小额的版税。该书出版已经三十年了。）出版后，我收到很多读者来信，其中一些相当热情，我们保存了这些信，现在都贴在我的剪贴簿中，还不时会增加一些新内容。一些残疾读者写信来，说我的书照亮了他们的生活，这让我十分快乐。这本书在英国的反响也很好，《旁观者》杂志还给出了赞扬的书评。我相信，这本书的最大优点在于，我没有刻意地去追求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我是为我的朋友们写的，只要放松去做，就能做好事情。写书时，我沉迷其中，就像我沉迷于那次旅行一样。

1886年是我度过的最悲伤的一年。从此，我无忧无虑的日子结束了，我一个人被孤单地留在这个世界上。我的母亲和弟弟在11月相继去世了，当时我因为患了伤寒，卧病在床，无法动弹。也许这还算幸运，我正面临死亡的威胁，无法彻底感受这丧亲之痛。

我是第一个病倒的，当时我从纽约回来，住进了我们位于阿勒格尼山顶的克里森的乡间别墅，我和母亲常在那里避暑。在离开纽约前几天，我就很不舒服。我请来了医生，他说我患了伤寒。我们也从纽约请了丹尼斯教授，他证实了这一诊断。我立刻请来内科医师和训练有素的护士来为我服务。不久，我母亲病倒了，我在匹兹堡的弟弟也生病了。

我绝望了，情绪十分低落，我的整个性情好像都改变了。我变得软弱，一直沉浸在愉悦的回忆中，只有这样才能避免想起痛苦。我那时不知道我的母亲和弟弟的情况那么危险，当我得知他们都去世的消息时，我唯一想到的就是我应该跟随他们的步伐。我们从没分开过，为什么现在我们要分开呢？或许，这就是命运的判决。

我慢慢地恢复了，开始思考未来的生活。只有这样，我才能找到一线希望和宽慰。我的思想总是向往充满希望的地方。我认识路易丝·惠特菲尔德小姐好几年了，她的母亲允许我和她在中央公园骑马。我们都很喜欢骑马，我也和其他年轻的姑娘一起骑马。我有几匹好马，常常和某位姑娘在公园里或者绕着纽约骑马。最终，其他姑娘都略显平庸，只有惠特菲尔德小姐一直很完美，完全不同于我遇见的其他人。最后，我必须承认，她通过了我的考验。我也曾考验过我生命中的其他一些不错的姑娘，但她是最好的一个。我想要建议小伙子们，在结婚前一定要仔细考察，如果他们能像我一样，真心地记住下面这些话，那么一切都会顺利：

我的眼睛曾经关注地盼睐过许多女郎，许多次她们那柔婉的声调使我的过于敏感的听觉对之倾倒：为了各种不同的美点，我曾经喜欢过各个不同的女子；但是从不曾全心全意地爱上一个，总有一些缺点损害了她那崇高的优美。但是你啊，这样完美而无双，是把每一个人的最好的美点集合起来而造成的！

我的脑子中常会一字不差地回响起这段话。在和她生活二十年后的今天，如果能找到更合适的话语来形容，我一定会跟她说。

我的追求遇到了些困难，她有很多其他年轻的追求者。我的财富和对将来的计划反而起了阻碍作用。我很富有，拥有一切，她觉得自己对我没有什么用。她的理想是，成为一位正在奋斗的年轻人不可缺少的真正的伙伴，就像她妈妈曾帮助她的爸爸一样。在21岁时，她的父亲去世了，照顾家庭的大部分责任都落在了她身上。现在，她已经28岁，有了自己对生活的看法。有一段时间，她对我印象很好，我们给彼此写信。但是有一次，她把信退给我，说自己觉得无法接受我。

我病情稍微好转，能够被移动后，教授和丹尼斯女士把我从克里森带回他们在纽约的家，亲自照顾了我一段时间。惠特菲尔德小姐来看望我，因为在克里森，我刚能写字时，就给她写了封信。她明白，现在的我需要她，我一个人被孤单地留在这个世界上。这样她就能在各个方面成为我的伙伴，无论是情感上还是理智上，她现在都愿意接受我。于是我们定下了结婚的日子。1887年4月22日，我们在纽约结婚了，然后去了怀特岛度蜜月。

当看到野花时，她是多么地喜出望外。她曾经读到过三色堇、勿忘我、报春花和百里香的花名，而在此之前，这些家常的名字对她来说只是名字而已。此时，这里的一切都是那样地让她着迷。劳德姨父和我的一个表哥从苏格兰来拜访我们，他们在克尔加斯顿帮我们选了一处避暑的好地方，我们跟他们去了那里，度过了整个夏天。毫无疑问，她爱上了苏格兰。她少女时期曾读过一些苏格兰的书，司各特的和《苏格兰首领》是她的最爱。她很快就成为比我还地道的苏格兰人。

我们在丹弗姆林待了一段时间，十分享受。我带她去我儿时的住处，那里的人告诉了她很多我小时候的趣事，她听到了很多赞美我的描述，这使我们的生活有了很好的开端。

在我们向北走，路过爱丁堡时，我被授予了荣誉市民的称号，罗斯伯里勋爵发表了演讲。爱丁堡的群众十分热情，我在最大的礼堂给工人们作演讲，还收到了他们送给我和我夫人的礼物。我夫人收到了一个胸针，她很喜欢。她看到了风笛手的表演，十分喜欢，要求我们家也请一个风笛手，他可以随意走动，在早上用风笛声唤醒我们，晚餐时为我们伴奏。她是一个典型的美国人，一个康涅狄格的清教徒。她说如果自己被流放到孤岛上，只能带一件乐器的话，那她就会选择风笛。我们很快找到了风笛手，他带着克鲁尼·麦克弗森的推荐信前来应征，我们雇佣了他。当我们走进在克尔加斯顿的房子时，就能听到美妙的风笛声。

我们很喜欢克尔加斯顿的住所，虽然我夫人很渴望在高地拥有一套更加宽敞的房子。马修·阿诺德、布莱恩夫妇、参议员尤金·黑尔夫妇和很多其他朋友，都来过我家做客。我的夫人会邀请丹弗姆林的亲戚来做客，特别是那些年长的伯伯婶婶，她赢得了大家的喜爱。他们向我表达了惊讶：她居然会嫁给我。我告诉他们，其实我和他们一样惊讶，我们的缘分是早就注定的。

我们带着我们的风笛手、管家和一些仆人一起返回纽约。尼科尔夫人到现在还在为我们服务，她已经忠心耿耿地工作了二十年，成为这个家庭的一员。仆役长乔治·欧文晚一年来的，现在也还是这个家的一员。还有一个仆人麦琪·安德森，也同样如此。他们全都兢兢业业，高尚忠诚。

第二年，经人建议，我们买下了克鲁尼城堡。我们的风笛手向我们介绍了那里的一切。他出生在那里，也在那里长大，也许就是受了他的影响，我们选择了那里作为我们的避暑胜地。

1897年3月30日，我们的女儿诞生了。当我第一次看着她时，我的夫人说：“叫她玛格利特吧，你母亲的名字。现在我有一个要求。”

“什么要求？”

“既然现在有孩子了，我们必须要有自己的避暑之地。我们不能再租房子了，必须在固定的时间搬进搬出。我们应该拥有自己的家。”

“是的，”我同意。

“我只有一个条件。”

“什么？”我问。

“地点必须在苏格兰的高地。”

“太好了，”我回答道，“这很适合我，你知道我得避免阳光直射，还有哪里能比石南花之间更合适呢？我会找人咨询，再向你汇报。”

最后的结果是斯基沃城堡。

在我的母亲和弟弟去世后，我被留在这个世界上，孤单一人。这时，我的夫人进入并改变了我的生活，至今已经二十年了。因为她，我的生活如此幸福，我无法想象自己离开她的守护会如何。我原以为，她通过了“腓迪南的测试”时我已经够了解她了，但我看到和感觉到的，都是她一些表面的特质。她的纯洁，真诚，智慧，我当时根本没有深入地了解。在每次紧急事件时，在后来所谓的社交生活中，在处理和我的家人及自己家人的关系上，她都表现得像一位外交官和和平使者。无论她走到哪里，和平和善意跟随着她的步伐。在一些罕见的事件中，需要英雄式的行为来力挽狂澜，她第一个意识到这点，并承担了相应的责任。

她这位和平使者一生中从来没有吵过架，即使是和学校的同学也没有。

凡是见过她的人，从没有对她有半点抱怨。倒不是说她不追求完美，随遇而安——事实上没有谁比她更挑剔——不过她对等级、财富、社会地位却都不屑一顾。她的言谈举止大方得体，品位一流，从来不会降低自己的标准，她的密友也都是出色的人物。她总是在考虑如何帮助周围的人——一会为这个人出主意，一会为那个人想办法。她做的安排十分公正，还会准备一些礼物，为和她共事的人带来不少惊喜。

我不敢想象没有她，我如何度过这二十年，也不敢想象如果她先离我而去，我该如何生活下去。根据自然规律，我不太可能会遇到这种情况。但是想到我可能先走一步，也让我痛苦万分。怎么能把她孤单一人留在世界上？她需要一个男人来照顾和陪伴她。有时候，我会希望自己能为她活得更久。不过，她的生活中还有我们可爱的女儿陪伴，也许这能给她安慰。此外，比起父亲，玛格利特更需要她的母亲。

为什么？为什么我们要被迫离开这天堂般的日子，去一个未知之地！我可以引用杰西卡的话：

这是令人满意的事，巴萨尼奥勋爵过着正直的生活。

得到爱妻的祝福，他已在尘世间找到了天堂般的愉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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