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说到了公司的发展，我得提一下1892年7月1日发生的一起严重的劳资冲突。当时我并不在场，还在苏格兰高地。二十六年来，我一直致力于维护我们和工人之间融洽的关系，这一点是令人满意的，这是我一生中值得骄傲的一件事。但有人指责我，在荷姆斯泰德罢工期间逗留在国外，没有立刻回来支持我的合伙人。对此，在1904年1月30号，我主要的合伙人菲普斯先生给《纽约先驱报》写了封信作为回应。他说我“总是倾向于对工人让步，不管他们的要求多么的不合理”，因此，有一两个合伙人不希望我回来。我倒希望自己完全符合他的描述，抛开雇主和工人之间的友情能带来的回报不说，光从经济效益考虑，我相信工人拿到高工资，就会心满意足地尊重他们的雇主。这是一项很好的投资，让步其实能产生更多的利润。

贝塞麦平炉炼钢法的发明，给炼钢业带来了革命性的进展。当时使用的设备已经过时，我们公司意识到这一点后，花费了几百万，在荷姆斯泰德重建并扩建了工厂，新机器使我们的产量大概增长了60%。280名计件工人（即这些工人的工资以钢产量的吨数计算）签了三年的合同，在最后一年的后半年，他们使用了新设备，因此在合约到期前，他们的收入也几乎增长了60%。

之后，公司提出要用新的方法来分配这60%的增长额度，这些工人能多得30%的报酬，还有30%会用于补贴公司更新设备的支出。其实这些工人的工作强度并没有增加多少，新增的机器促进了增产。公司这样的分配不仅公平，也很慷慨，在一般情况下，工人应该充满感激接受这样的条件。这时公司正忙于为美国政府生产装甲用的钢（这项工作之前我们推掉过两次），正是工期十分紧张的时候。我们还与芝加哥展览会签了合同，为他们提供材料。一些工人的领袖知道这些情况，就坚持要拿到全部60%的新增酬劳，认为公司会被迫让步。公司当然不可能同意，也不应该同意，这种行为就像是掐住别人的喉咙说：“留下买路钱。”拒绝是正确的选择。要是我在国内，我也不会向这种过分的敲诈行为让步。

在这件事情上，公司的决定是正确的。一旦公司与工人发生争议，我的做法是耐心地等待，与他们讲道理，让他们明白自己的要求是不合理的，但是绝不会试图雇佣新的工人来代替他们的位置。然而，荷姆斯泰德的主管却受到了没有卷入纠纷的3000名工人的影响，他们保证能让工厂正常运行，并和那280名工人划清界限。那些工人组织了一个联盟，拒绝其他同事加入，只有“加热工”和“轧钢工”有资格加入。

这名主管被误导了，也误导了我的合伙人们。他最近才从基层被提拔上来，在此类事件中没有太多经验。少数已经结盟的工人的要求很不合理，3000名未加入联盟的工人也这么认为。这使得主管认为这些工人们将会遵守他们的诺言，不会有问题。这3000名工人中，有很多人愿意并有能力代替那280个工人的位置，至少在他们向我提交的报告中是这么说的。

回顾当初，公司就不应该轻易作出重新开工的决定。公司应该这么告诉工人：“现在这里发生了劳资纠纷，你们必须自己在内部解决这个问题，公司给你们的条件已经很慷慨了，直到你们的纠纷解决，公司才会继续运作。

同时，我们会保留你们的职位。”或者主管也可以对这3000名工人这么说：

“好，如果你们愿意在没有保护的情况下来开工，那你们就来吧。”这样，就把保护他们的责任推到了他们自己身上——3000人对抗280人。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州政府派出了全副武装的警察来保护那3000名工人，以防万一。因为那280名工人都很暴力好斗，他们有枪支和手枪，能够威胁数千人的安全，这点很快得到了证明。

我曾写下一些文字作为我们的原则，在这里我要引用一下：“我的想法是，应该让他们知道，公司决心让所有工厂的工人都停工，并与他们充分协商，耐心等待，直到他们决定回来工作，绝不会想着找其他人代替他们——绝不。”

最优秀的工人不会在大街上找工作，只有那些没本事的人才会无所事事地游荡。我们招募的工人很少会允许他们失业，即使是在不景气的时期。在现代化的钢厂，要让新人成功地学会操作复杂的机械，基本上不太可能。我们试图起用新的工人，这使得原来想要继续工作的老工人改变了想法，不再支持我们。他们怨恨我们雇佣新的工人，这又怎么能责怪他们呢？

然而，要是我在国内，我可能也会被主管说服要重开工厂，来测试下那些老工人是否能保持承诺，重新开工。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最初我的合伙人重新开工时并没有起用新人。相反，当我回公司时，他们告诉我，是应几千名老工人的要求才重新开工的，这是个关键。我的合伙人没理由不采纳主管的建议。我们的原则是不雇佣新的工人，等着老工人回来，至此我们还没违反这条规则。在罢工者袭击警长的手下后，我们第二次重新开工，关于这点，回顾起来可能会有人说：“要是工厂一直关闭，直到老工人愿意回来开工，情况就会好得多。”但是此时，宾夕法尼亚州州长派的八千名士兵已控制了局面。

罢工发生时，我正在苏格兰高地旅行，直到两天以后才听说了这个消息。我一生中，从来没有遇到过其他事情比这件事更让我受伤，我的职业生涯中受到的最大的伤痛，就是荷姆斯泰德罢工。其实我根本没必要这么难过，工人们真是错得离谱。按照新的计酬方法，那些操作新机器的罢工者每天可以赚到4到9美元，比以前涨了30%。当我在苏格兰时，我收到了工会人员给我发的电报：“尊敬的老板，请告诉我们你希望我们做什么，我们愿意为你效劳。”

这让我十分感动，但是已经太迟了。不幸已经发生，政府已控制了工厂，一切都太晚了。

当我在国外时，我收到了朋友们无数善意的口信，他们都了解发生了什么，能够想象到我的不快乐。以下格莱斯顿先生的这份短笺让我十分感激：

亲爱的卡内基先生，对于你的祝贺，我和妻子早已表达过感谢。但是我无法忽视你目前正在遭受的痛苦。你遭受了许多指责，只是因为你的做法比其他有钱人更加开明。我希望我能做些什么，帮助你从那些轻率自负、心怀憎恨、歪曲事实的记者笔下解救出来。我希望自己能为你尽微薄之力，哪怕只是简单地说：我确信，了解你的人不会因为这次不幸事件而对你的慷慨大方和工作能力有一丝怀疑（毕竟大家都无法了解大洋彼岸这件事的真相）。

财富就像是一头猛兽，威胁着吞没人类的良知。而你则通过训诫和榜样，用财富唤起更多良知。为此，我感谢你。

请相信我。

你忠诚的（签名）w·e·格莱斯顿我引用这封信，也是为了证明格莱斯顿先生有着悲天悯人的性格，对任何事物都有怜悯之心——今天他可能同情那不勒斯人、希腊人和保加利亚人，明天则会同情一位生病的朋友。

当然，公众不知道我当时在苏格兰，一开始对荷姆斯泰德罢工毫不知情。卡内基工厂有工人被杀害，卡内基是这个工厂的主人，这点就足够使我的名字经常被人挂在嘴边。

不过，最终还发生了些让我满意的事。参议员汉纳是全国公民联盟的主席，这是一个劳资双方参与的组织，在融洽劳资关系方面起着重要影响。当时的副主席，尊敬的奥斯卡·施特劳斯先生邀请我去他家做客，并会见联盟里的官员。不久前，我一生的朋友，曾经是克利夫兰市的代理商，现任主席马克·

汉纳先生突然去世了。我参加了晚宴，在结束时，施特劳斯先生起身说，他们已经考虑过汉纳先生的继承人的问题，他建议由我来继承，所有劳工组织都赞成我继承这个职位。当时有几个工人代表也在场，他们一个个站起来，表示支持施特劳斯的主张。

我从来没有那么惊讶过，并且老实说，我也从没有这么感激过。我感受到工人们对我的理解和同情，我得到了我工厂工人的尊敬。但是在全国范围内，一切正好相反。因为发生了荷姆斯泰德暴乱，在公众眼中，卡内基工厂代表着工人正当收入被剥夺的地方。

在施特劳斯家的宴会上，我起身向各位官员解释说，我不可能接受这么大的荣誉，因为我必须避开夏天的炎热气候，而联盟的主席必须在任何季节都做好处理可能发生的紧急情况的准备。我十分尴尬，尽管我极力地让所有人都明白，这个提议是我收到的最好的礼物，是一剂安慰我受伤心灵的良药。最后，我说，如果我能入选执行委员会，我将倍感荣幸。大家一致通过了我的请求。至此，我终于解脱了，不再抱有大部分工人都会认为我要为荷姆斯泰德暴乱和工人之死负责这种想法。

我要感谢奥斯卡·施特劳斯先生为我作的辩解，他早前曾读过我关于劳工问题的文章和演讲稿，常常向工人引用我的观点和想法。晚宴上，还有两位来自匹兹堡联合联盟的工人领袖，怀特和谢菲尔，他们也积极地向其他成员介绍我之前和工人相处融洽的事迹。

之后，在匹兹堡的图书馆大堂，工人们和他们的妻子举行了大型的聚会欢迎我，我向他们作了一个发自肺腑的演讲。演讲中有一句话我一直记得，永远都不会忘记。我说资本、工人和雇主像一张凳子的三条腿，没有谁先谁后，大家都是不可缺少的。之后，所有人都跟我热烈地握手，我们的心再次连在一起，放下了心中的大石头。尽管罢工事件已远离而去，但毕竟我有过一段极为糟糕的经历。

在荷姆斯泰德事件后，我的朋友，罗格斯学院的约翰·c·范戴克教授告诉了我以下一件事：

1900年春天，我从加利福尼亚海湾畔的瓜伊马斯出发，去佛得角的一个朋友的牧场，想要在索诺拉山区打一星期的猎。这个牧场十分偏远，远离文明城市，我以为在那里，除了有几个墨西哥人，大部分都应该是雅基族印第安人。但令我十分惊讶的是，我发现了一个讲英语的美国人。没有多久，我就知道了他到这里的原因，因为他十分寂寞，迫切地想与人交流。他叫麦克卢基，1892年之前，他曾是一个熟练的技工，在荷姆斯泰德的卡内基钢厂工作。他当时被称为“高手”，工资很高，他已经结婚了，有家庭和可观的财产。此外，他还受到镇上居民的拥戴，推选他担任荷姆斯泰德镇长。

当1892年的罢工发生时，麦克卢基自然是站到罢工者那边，他以镇长的身份，下令逮捕那些来荷姆斯泰德保护工人和维持秩序的私人侦探。他认为自己的做法完全是公正的。他向我解释道，那些侦探是一股武装力量，入侵了他的管辖范围，他有权逮捕他们，解除他们的武装。这个命令导致了流血事件，冲突进一步激化了。

当然，我们都知道这次罢工最后失败了。麦克卢基被控谋杀、暴乱、叛逆以及其他我不知道的罪名。他被迫逃离美国，他经历过受伤挨饿，被法院追捕，只能躲起来，等待风声过去。之后，他发现自己上了美国所有钢铁企业的黑名单，到处都找不到工作。他的钱很快用完了，最惨的是，他的妻子去世了，他的家庭支离破碎。

几经波折后，他决心去墨西哥发展，我遇见他时，他正想要去离佛得角十五英里外的矿场工作。但是对墨西哥人来说，他们只需要最廉价的没有技术的劳动力，根本不需要他那样优秀的技工。他什么工作都找不到，也没有钱，他真的是花光了身上最后一文钱。当他告诉我他不幸的经历后，我自然为他感到十分遗憾，尤其是他这样一个十分聪明的人，实在不应该受到如此大的打击。

我记得当时我没有告诉他，我认识卡内基先生，并且在罢工后不久，就和他在苏格兰的克鲁尼见过面。也没有告诉他，我曾经从卡内基先生的角度听过这次罢工事件。但是麦克卢基十分释然，没有责怪卡内基先生，他对我说过几次，如果“安迪”当时在的话，可能就不会有这么多麻烦了。他认为“罢工者”能和“安迪”和睦相处，而不像他的那些合伙人。

我在那个牧场待了一星期，晚上常去见麦克卢基。我离开后，直接去了亚利桑那州的图森市。在那里，我抽空写信给卡内基先生，告诉他有关麦克卢基这件事。我还写道，我很同情这个男人，觉得他受到的待遇太糟糕。卡内基先生立刻给我回复，他用铅笔在信的边缘写道：“麦克卢基需要多少钱，都给他，但是别提到我的名字。”我立刻写信给麦克卢基，为他提供他所需的一笔钱。我没有提到具体数额，但告诉他这笔钱足够让他东山再起。但他拒绝了，他说他会自己打拼出一条路，这正是美国精神的体现，这让我十分钦佩他。

后来我和一位朋友，索诺拉铁路公司的总经理，ja。诺格尔先生说起过他，之后麦克卢基在铁路公司的钻井队找到份工作，并且干得很成功。一年后，或许是同一年的秋天，我在瓜伊马斯再次遇到他。他正在铁路车间负责一些维修机械的工作。他的情况有了很大的改善，看上去很开心，而且他又娶了一位墨西哥老婆。由于他现在过得很好，我急于告诉他真相，让他知道我提议的那笔钱，来自于那个曾经被迫与他们作对的那个人。所以在我离开前，我说：

“麦克卢基，我想告诉你，我曾经想给你的那笔钱不是我的，是安德鲁·卡内基的钱，这是他的提议，他要我转交给你。”

麦克卢基惊讶万分，半天只说了句：

“好吧，这该死的安迪就是那种老好人，不是吗？”

我愿意相信麦克卢基死后能上天堂，我知道他是个好人。据说他在荷姆斯泰德的财产价值3万美元。警员被射杀后，他遭到了逮捕，因为他是镇长，也是荷姆斯泰德工会的主席。他只能放下一切，开始逃亡。

在这个故事见报后，报纸上又发表了以下幽默故事，因为我曾声称，我情愿在我的墓碑上只刻上麦克卢基的评论，因为这暗示了我曾经对我的工人很友善。

只不过在途中桑迪论安迪哦！你们可曾听说，当上帝准备用死亡来召唤他，安迪准备在他墓碑上刻什么！

不是手边神圣的经文，而是这句——“这该死的安迪就是那种老好人！”

这个苏格兰人用墓志铭嘲笑自己，其实是为了奉承自己，但这不是一件亵渎的事，也不是一件好笑的事。

考虑到他捐赠了自己的财富，是个好人，我们得承认他有这个权利刻上：

“这该死的安迪就是那种老好人！”

他的墓碑上不再会有一个大大的“d”，后面还有一个破折号，因为安迪不想为了安全起见而滥用这个字，他不是那种花言巧语或是会说安慰话的家伙。

他只是一个迟钝的、直率的苏格兰人——那就是他：“这该死的安迪就是那种老好人！”

所以当他死去，我们要留意，是否正如他说的，我们要将它刻上他的墓碑，印上他的棺材。

他说，“那些有钱人都很不体面”，要知道，我的名字是桑迪。

我不是什么有钱人，我没有像他那样：

“这该死的安迪就是那种老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