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巴拿马运河的《海庞斯富特条约》引起了很多人的不满。参议员埃尔金斯告诉我，我在《纽约论坛报》上发表的反对意见，给了他很大的帮助，他刚好要就此问题讲话。那篇文章发表后不久，我动身去了华盛顿。一天早晨，我和参议员汉纳一起来到白宫，发现总统正在为参议院修正条约的事担忧。我说英国毫无疑问会默许参议院的修改，她没有任何理由拒绝。因为需要筹集资金并完成这项工程的是我们，而她则是除了我们之外最大的获利者。

参议员汉纳问我，是否见过“约翰”，他和麦金莱总统经常这么称呼海先生。我说还没有，然后汉纳要我去找他，让他开心一下，因为他正在为修正条款闷闷不乐。我照做了。我向海先生指出，《克莱顿布尔沃条约》也曾被参议院修改过，而现在几乎没人知道这件事，也没人在乎。《海庞斯富特条约》会按照修正案来执行，不过没有人会关心这份条约有没有被修改过。他对此表示怀疑，并觉得英国应该不会愿意让步。不久之后，我和他一起用餐，他说我的预言是正确的，一切都很顺利。

这是肯定的。实际上，英国告诉我们，他们非常希望这条运河能被修建起来，愿意接受任何条件。现在的运河就是最理想的状态：全部属于美国，没有产生国际纠纷的可能。也许当时建造这条运河不怎么值得，但是把三四百万美元花在运河上，总比花在建造军舰上来对付想象中的敌人强。前者可能会失败，而后者则可能成为战争的导火索，因为“看见了罪恶的工具，多么容易使人造成罪恶！”

海先生讨厌参议院，也因此漠视社交礼节。1905年，在一次有关仲裁条约的讨论中，参议院企图修改一个词，用“协议”代替“条约”，他反应过激了。我相信这次事件很大程度上导致了他的健康状况下降，他的密友们都很清楚，他的身体从此受到了严重的损害。

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他家，我们一起共进午餐，当时罗斯福总统正在考虑是否批准参议院修正后的仲裁条约。由前任国务卿福斯特带头的仲裁员们，敦促总统接受这份修改过的条约。我们觉得总统对此持赞成态度，但是，从随后我与海先生的谈话中，我发觉总统如果批准了这个条约，对海先生会造成很大的刺激。如果罗斯福总统为了安抚他的好朋友约翰·海的病情，而拒绝批准这份条约的话，我也不会感到惊讶。我相信，如果要我做任何事来激怒那个高贵的人，我也会觉得相当困难。在这点上，海是非常顽固的，绝不会向参议院让步。离开他家时，我对妻子说，我怀疑我们是否还能再见到这位朋友。

果然，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

作为华盛顿卡内基协会的主席和协会刚开始时的受托人，海先生给予我们很大的支持和密切的关注，还提出了许多明智的忠告，使我们受益良多。作为一个政治家，他是我所认识的人中成名最快，自信最足的。除了他，没有哪位公众人物能拥有这么多感情深厚的好友。我一直保留着他写的一封短笺，这封信体现的不是他对我文学造诣的奉承，而是他可爱的个性和对朋友过度的热情。写到这里，我觉得现在的世界少了许多精彩，因为他已经离开了我们。

美西战争起源于对古巴革命的恐惧。麦金莱总统曾尽力阻止战争的爆发。当西班牙大臣离开华盛顿，法国大使成为了西班牙的代理，继续和我们进行和平谈判。西班牙提出让古巴自治，总统回答说，他不知道“自治”的确切含义是什么。他希望古巴能拥有加拿大的权力，他了解那些权力。法国大臣给总统看了一封电报，上面写着西班牙同意他的提议，于是他就以为一切都解决了。表面上看，确实解决了。

当我在纽约时，里德议长通常会在星期天早晨来拜访我。在我刚刚从欧洲回来不久，他来拜访我，说他从没见过议会如此地不受控制。他曾一度想要离开座位，走到议会中间，发表辞职演说。他曾向议会解释，总统收到过西班牙寄来的古巴自治的保证书，但这是徒劳的。唉！太晚了，太晚了！

“西班牙究竟在那里做什么？”国会强硬地质问道。国会中有足够数量的共和党人，同意跟着民主党人投票支持开战。“缅因号”在哈瓦那港不幸爆炸，毫无疑问，这加剧了议会中那股愤怒之情。很多人都认为这是西班牙干的好事，这种猜测其实高估了西班牙的能力。

宣战了——参议院普罗克特描述了他在古巴的集中营看到的情形，参议院被震惊了。整个国家都对“西班牙究竟在那里做什么？”作出了回应。麦金莱总统和他的和平政策搁浅了，他能做的只有顺应民意。然后，政府宣布这场战争不是为了扩大领土，我们承诺会让古巴独立——这个承诺确实没被打破。

我们不该忘记这点，这是这场战争值得欣慰的一点。

美国对菲律宾的侵占是一个污点。这不仅是扩张领土，而且还是我们花了2000万美元，从不情愿的西班牙手里硬买来的土地。在美西战争中，菲律宾人成为了我们的同盟。在总统的领导下，内阁同意只能使用菲律宾境内一家装煤站。据说这项指示来自于在巴黎的和平委员们。此时，麦金莱总统正在西部游历。当然，当他谈到国旗和杜威的胜利时，群众们一片欢呼。他回来后，认为撤军是不符合民意的，于是改变了之前的和平政策。一位内阁成员告诉我，内阁所有人都反对这一改变。一位参议员告诉我，和平委员会的一员——戴法官，曾经从巴黎写来抗议信。如果这封信发表的话，足以和华盛顿总统的告别演说相提并论。

此时，内阁中的一位重要人物，我的朋友科尼利厄斯·n布立斯邀请我去华盛顿，与总统谈谈这个话题。他说：“你对他有影响力。自从他从西部回来，我们没有人能够说服他。”

我去了华盛顿，和总统见面。但是他十分固执。他说，撤军会造成国内的动荡。最后，他劝服了部长们，他不得不屈服于民意，而且他总是说这是一次暂时性的占领，会找到撤军的方式的，于是内阁妥协了。

他请来了反对兼并的康奈尔大学的校长舒尔曼，并任命他为委员会主席，出访菲律宾。后来，他又任命曾强烈指责这项政策违背美国精神的塔夫脱法官出任理事。法官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会找他这样一个公开谴责兼并政策的人。总统说，正是这个原因，才会希望他去菲律宾。一切进行得十分顺利，但是放弃兼并领土和放弃曾经购买的领土是完全不一样的提议。不久，这点就得到了证明。

布赖恩先生曾经有能力阻止参议院通过与西班牙的和平条约中的这一条。我去了华盛顿，试着改变大家的想法，并一直留在那里，直到投票结束。

有人告诉我，在华盛顿时，布赖恩先生对他的朋友建议说，让这些条款通过会是个好策略。这会损害共和党人在人民中的声誉，“为了革命支付2000万美元”会使任何政党败北。七位布赖恩的忠实拥护者急于投票反对兼并菲律宾。

在这个问题上，布赖恩先生曾到纽约来拜访我，因为我曾公开表示反对购买菲律宾。现在我在奥马哈发电报给他，解释整个形势，并恳求他答应让他的朋友们自己作决定。他的回复就是我之前提过的——最好让共和党人通过这些条款，然后在人民面前下台。他把纯粹的党派斗争，看得比这个充满可悲后果的事件还重要，让我认为是得不偿失的。作为议长的他，拥有决定性的一票。布赖恩先生的一句话，就可以把整个国家从灾难中拯救出来。之后几年，我都对他没有好感。在我看来，他是一个愿意为了党派利益，牺牲国家利益和个人信誉的人。

投票结束后，我立刻拜访了麦金莱总统，他依靠的居然是自己主要对手的支持，我十分同情他。我向他解释了投票是如何赢得胜利的，然后建议他，应该好好感谢一下布赖恩先生。对麦金莱总统和所有美国政治家来说，管理几千英里外的殖民地是个新问题。他们根本不知道这会带来多少麻烦和危险。至此，美国犯下了第一个严重的国际性错误——这个错误把美国卷入了国际军国主义和海军争霸的漩涡。从此给政治家们带来了多大的变化！

几周前（1907年），罗斯福总统和我在白宫吃晚餐，他指着塔夫脱部长和他自己说：“如果你想要见见在美国最希望摆脱菲律宾的两个人，他们就在这里。”

“那么，你为什么不这么做呢？”我回答道，“美国人将会感到十分高兴的。”

但是总统和塔夫脱法官都认为，我们有职责先帮助菲律宾政府作好自治的准备。正所谓“没有学会游泳前，不要轻易下水”。但是总有一天是必须要下水的。

有人争论说，如果我们没有侵占菲律宾，德国也会这么做。这些人从没想过，这意味着英国要同意德国在澳门建立一个海军基地，与英国在东方建的海军基地相邻。英国还会允许德国在金斯敦和离利物浦80英里的爱尔兰建海军基地。在迈出这致命的一步后，我们一起讨论这个问题时，我居然听到最初反对兼并的人，比如塔夫脱法官，给出这样的理由，我感到十分惊讶。但是我们对外交关系知之甚少。迄今为止，我们还是个统一的国家。如果有一天我们国家分裂了，那将是令人悲伤的一天。